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前，对吴印咸说：拍照时，我不要赫尔利站在旁边

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前，对吴印咸说：拍照时，我不要赫尔利站在旁边

原标题：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前，对吴印咸说：拍照时，我不要赫尔利站在旁边

1945年8月25日清晨，延安城外的黄土机场雾色微凉。送行的人站成一条长线，等待毛主席登机赴渝。就在队伍稍显骚动时，年过四旬的摄影师吴印咸抬起相机，他记得昨晚主席那句提醒——“拍照时，我不要赫尔利站在旁边”。镜头尚未合焦，主席已走出机舷，摘帽致意。吴印咸一瞬间按下快门，心里却咯噔一下：美国大使赫尔利的身影还是闯进了画面。

镜头定格前，没人想到这位摄影师与主席的缘分始于七年前。1938年春，吴印咸辗转抵达延安，身上的家当只有几卷胶片和几张速写纸。更要命的是，当时中央电影团仅有一台由荷兰导演伊文思托运来的旧摄影机。为了接收那台宝贝，周恩来与伊文思在西安秘密碰面，约定暗号“延安延安”。执行接应任务的正是吴印咸，他揣着字条进城，耳边一直回响暗号，生怕一个走神坏了大事。

设备拮据得近乎寒酸，可主席第一次与电影团谈话却轻松得很。那天晚饭桌上，毛主席问：“缺什么？”吴印咸半玩笑半认真：“相机太少，胶片太贵。”主席摸了摸旧军装口袋，苦笑：“现成的我给不了，各位得靠自己折腾。”一句“靠自己”，让电影团上下憋足一股劲，后来《延安与八路军》《南泥湾》全是靠这架老机器拍出的。

1942年春，形势最艰难。日军“扫荡”与国民党封锁双重挤压，延河岸边甚至出现了树皮馍。就在这样的日子里，一二〇师晋绥干部大会召开。主席上台讲形势，吴印咸蹲在角落只拍了四张底片——胶片不够，他得掂量每一次快门。事后主席看见那张半窑洞背景的照片，轻轻点头：“时代味道有了。”这一句肯定，抵得过千言万语。

同年三月，张浩病逝。追悼会上，主席与朱德、贺龙等人亲自抬棺，那口覆盖红旗的黑色棺木在黄土地上缓缓移动。吴印咸定住呼吸，按下快门。那幅照片后来取名《只见公仆不见官》，没有华丽布景，却凝住了共产党人“与民同哭”的质朴情感。

抗战出现转机后，1943年的边区劳动英雄大会热闹非常。主席作报告时没有照明，吴印咸索性用大光圈与慢速快门搏命，结果意外拍到一张光线与神态俱佳的侧面照。有人问他秘诀，他笑说：“听得懂讲话，才能预判动作。”此话听着轻松，背后是数不清的暗房失眠夜。

主席对这位江苏汉子逐渐熟络，偶尔也问家常。一次谈到学艺经历，吴印咸提到在上海美专给刘海粟打杂，借机“白嫖”相机。主席哈哈一笑：“会借东西的人，往往也会把东西用好。”一句大嗓门的调侃，让窑洞里的人都跟着乐。

回到1945年8月。飞机螺旋桨轰鸣，赫尔利和张治中已上舷梯。主席转身行帽礼，吴印咸再次按快门——来不及多想，只感觉指尖发烫。胶卷冲洗出来后，他发现赫尔利那高挑的身影粘在画面边缘，破坏了主席独立向国人致意的意境。剪，还是不剪？他最终动了剪刀，把画面右侧硬生生削去三分之一，留下主席沉稳的身影与后方随风招展的五角星帽沿，场面反而更凝练。

谈判之行险象环生，延安人民枕戈待旦。拍照任务完成后，吴印咸带人赶回暗房，冲洗、放大、翻印，直到深夜才看清定稿。所有人围在灯下，没人敢先开口。片刻沉默后，一名学徒小声说：“这张照片，主席会满意。”语气不重，却像端起一碗热粥，给众人垂着的心铺上暖意。

不久，电影团又投入《南泥湾》拍摄。为了让镜头更有分量，吴印咸斗胆建议：请主席题几个字。主席爽快答应，院子里支起八仙桌，墨汁铺好，他提笔写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墨香刚干，摄影机便吱吱作响地开拍。那一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字幅，更是根据地从困顿迈向自足的决心。

新中国成立后，吴印咸陆续承担《白求恩大夫》等影片摄影，镜头语言愈发成熟。1970年代，他被任命为文化部电影局顾问，常年穿梭在片场与资料馆之间。1985年，北京举办“吴印咸摄影六十年作品展”，展厅中央，延安机场那张经剪裁的帽礼照被摆在醒目位置。

1994年9月7日，吴印咸离世，享年九十四岁。遗物清点时，人们在一只旧木箱里找到那段被剪掉的底片。负像里，赫尔利的身影依旧挺拔，却再也不会闯进任何正式出版物。最完整的历史，有时恰恰诞生于一次果断的剪裁；最真实的记录，也往往隐藏在暗房里那一刻的犹豫与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