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读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看后评价：我觉得这本书写得不好

1963年11月15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灯光柔和，毛主席在这里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到中阿友谊时，他忽然提起了一本自传，语气平淡却意味深长：“《我的前半生》这本书写得不好。”一句评语，让在场翻译愣了半秒——末代皇帝溥仪的回忆录，竟然出现在国际会见的闲谈里。

为什么“不好”三个字会从毛主席口中落下，需要回到十年前寻找答案。1953年冬，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石灰墙外飘着细雪，编号九八一的溥仪正按要求写检讨。管理所发给他一摞稿纸，每张纸左上角都盖着红印，一行小字写着“坦白从宽”。对于一个握惯象牙龙笏的人来说，拿起铅笔却显得生涩，可他还是写下了题目——《我的罪恶的前半生》。三行草字刚落，门口的管教提醒：“字写清楚些，别省笔画。”这句半玩笑半提醒，让他的笔尖顿了顿。

改造从生活细节开始。溥仪起初不会系鞋带，不会扣袖扣，更无法面对需要亲手倒的马桶。抚顺的老兵们给他示范，动作慢得像放电影，却不容拒绝。有人听见他轻声嘀咕：“上辱祖宗，下羞子侄。”但第二天，他还是端着满桶污水走完了整条走廊。尴尬、痛苦、羞惭，在铁锹和扫帚的摩擦声里被磨得很淡。劳动结束，他总躲到阅览室读《新华日报》，从标题里分辨一个崭新的时代。

管理所随后开展“大坦白”运动，要求战犯交代历史并书面反省。溥仪比别人写得慢，原因之一是没有资料可查，原因之二是自传格式难以确立。他征求同号室战犯杜聿明的意见，杜聿明递给他两页提纲，说了句：“写真话，别躲。”短短五个字成为关键。1954年春，第一份手稿完成，约十五万字，油印十册，内部交流。读者寥寥，可评价尖锐：过于自责，历史脉络凌乱，细节缺凭据。

就在这年夏天，溥仪的名字被带进了中南海。中央统战部整理内部文史资料，注意到这份手稿，周总理批示“可作研究”，并加盖“限阅”章。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休会间隙，周总理把清宗室载涛介绍给毛主席，希望他代为家族出面探望溥仪。对话篇幅不长，却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一幕。毛主席语速不急：“你们家族要帮他，别把人推开。”载涛答：“遵命。”简单两个字，成为后来亲属探监的政治依据。

1956年3月10日，载涛带着族人进抚顺。狭窄会见室里，溥仪认出“七叔”，哭声压不住，一度哽咽到说不出话。载涛拍拍侄子的肩，只说：“好好改造。”这句朴素的劝慰，比任何训诫都有效。之后一年，溥仪写作速度突然加快，字迹虽然仍带旧式楷书的扭捏，却连成了三十五万字的长卷。

稿件报至沈阳军区，再由统战部送往中央。1958年秋，一版十六开灰皮本印出四百册，封面只写书名和作者，连出版社标识都没有。毛主席收到一册，看完做了两页眉批：第一，叙事无主线；第二，把个人责任说得太绝对，轻忽了旧制度的根源；第三，缺乏时代背景交代，仅靠忏悔不够。批语末尾写下“可再修订”四字，算是一锤定音。

接到指示，公安部与群众出版社决定重编。有意思的是，负责主笔的编辑李文达曾在北大历史系任助教，善考据也敢较真。他搬进香山饭店104号，每日下午骑车到植物园同溥仪对口述，晚上回房间将录音逐字整理。编订期间，两人短促对话频频出现。李文达问：“宣统三年，你真骑过御马绕太和殿？”溥仪停顿数秒，“那是慈禧太后下旨的仪式，象征多于实际。”这样一问一答，让空洞的记忆有了可考证的实料。

1960年盛夏，他们完成了约五十万字的修订稿，上中下三卷。送审专家阵容庞大，董必武、郭沫若、范文澜依次提出修订意见。郭沫若特别指出：伪满洲国章节应体现日本侵略罪行，不能只写“受摆布”四个字就结束。溥仪默默记下，在下一轮修改中补写了关东军会议场景，还回忆了一句日方训令：“天皇的光荣在于东北扩张”。这段内容后来成为历史学者引用频率最高的证言之一。

1963年初冬，最终定稿打成铅字，内部审读。也正是在这个时间节点，毛主席重读新稿，却仍觉得欠缺厚度。他在扉页写道：材料虽丰，骨架未稳，宜重视制度之祸。随后对外没有更多批评，只在会见外宾时含蓄一评——“写得不怎么好”。此言并非否定溥仪，而是提醒后人：个人悲欢如果离开社会土壤，只剩下孤立无援的忏悔，不足为训。

1964年3月，北京与香港同步公开发行《我的前半生》，外文出版社很快推出英文、日文、法文等译本。首印十万册，仍供不应求，原因除了末代皇帝的传奇身份，更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清末、北洋、伪满诸多细节。然而，那句“写得不好”始终像一根杠杆，撬动读者去思考本书另一层价值——它不仅是自传，也是镜子，映照制度更迭时个人与时代的错位。

书籍面世后，溥仪继续在植物园养护木槿、贴梔子花标签，没有再动笔写长篇。偶尔有人请教，他只轻轻一句：“我那本书，还得听主席批评。”话语平静，却能看出他明白自省的尺度。1967年10月17日，他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六十一岁。整理遗物时，床头柜里放着一册翻旧了的灰皮本，封面边角折痕明显，书脊夹着一张纸，写着八个字：历史冷暖，皆成过去。

毛主席的那句评价至今仍被学界反复提起，它让人认识到一个常被忽视的问题：单纯的道德自责不足以构成严谨史书，唯有把个人经历嵌入社会结构，才能展现历史的真实轮廓。《我的前半生》走完三次大修、九次校对，最终成为研究清末乃至伪满史的重要参考，但它的诞生过程本身，更是一堂生动的历史方法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