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
1997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六。
北京的春节气氛还未完全散去，上午9点，一个满头银发、戴着金丝眼镜的老人，带着一名中年随从，缓缓走出了朝鲜驻华机构的住所大门。
老人的步履有些沉重，神情看似镇定，但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他插在大衣口袋里的右手一直在微微颤抖。在那只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小药瓶，里面装着氰化钾。
他叫黄长烨。
01
在当时的朝鲜，他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时年74岁的黄长烨，官拜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最高人民会议议长。
但他更显赫的身份，是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前校长，是金正日的恩师，更是朝鲜国家意识形态“主体思想”的理论缔造者。
毫不夸张地说，他是那个国家的“大脑”和“国师”。
但此刻，这位享尽荣华富贵的“国师”，却像一只受惊的兔子。
他刚刚结束了在日本的访问行程，途径北京，原定计划是在明次日乘坐火车返回平壤。
然而，黄长烨比谁都清楚，那趟回家的列车，通向的不是故土，而是刑场。
在日本期间，敏锐的政治嗅觉让他捕捉到了危险的信号：平壤内部正在进行残酷的政治清洗，而他请求日本援助粮食的失败，成了政敌攻讦他的完美借口。
对于金正日来说，这位威望过高的“老师”，已经是个拖累。
“回去就是死，甚至比死更惨。”
为了活命，黄长烨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他和助手金德弘商定，利用在北京中转的最后机会，实施叛逃。
面对门口警惕的朝鲜安保人员，黄长烨撒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谎。
“离回国还有一天，我们去百货大楼转转，买点带回平壤的礼物。”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随意。
由于黄长烨的级别实在太高，那些平日里负责监视的特工和警卫根本不敢对他有丝毫怀疑，甚至不敢提出“贴身随行”的要求，生怕冒犯了这位领导人。
大门打开了。
黄长烨和金德弘迈出了这决定生死的一步。他们没有乘坐朝鲜大使馆的专车，而是伸手拦下了一辆普通的北京出租车。
“去哪里？”司机扭头问道。
黄长烨深吸了一口气，报出了一个并非百货大楼的地址。
这一刻，他口袋里的氰化钾显得格外冰冷。
老人在心中默念：如果失败，就立刻服毒自尽。作为一个将一生都奉献给那个政权的理论家，他绝不能允许自己被抓回去受审。
出租车缓缓启动，汇入了北京早高峰的车流。后视镜里，朝鲜驻华机构的大门越来越远。黄长烨知道，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02
出租车在北京拥堵的街道上走走停停，最终停在了三里屯的一条并不宽敞的马路边。
这里是韩国驻华大使馆领事部。
与戒备森严的大使馆主楼相比，负责处理签证业务的领事部平日里人来人往，门禁相对宽松。
上午10点，两名身穿深色大衣的男子推门而入。他们并没有像普通办事人员那样去排队取号，而是径直冲向了办公窗口，神情焦急，语速极快。
“我们要见领事！现在！马上！”
负责接待的韩国职员愣了一下，正准备按规矩询问，年长的那位老人摘下了帽子，露出了那张在朝鲜新闻联播里出现过无数次的脸，低声说出了那句石破天惊的话：
“我是黄长烨，我要寻求政治庇护。”
韩国驻华公使姜宇荣闻讯从办公室冲了出来。
当他确认眼前站着的确实是那位“主体思想”教父时，他手里的咖啡杯差点摔在地上。
这也难怪他失态。在冷战的谍报史上，这大概相当于苏联的二号人物突然跑进美国大使馆求救。这不是一条大鱼，这是一条鲸鱼。
但随之而来的，不是狂喜，而是巨大的恐慌。
姜宇荣非常清楚，黄长烨绝对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如果这是在首尔，那是天大的功劳；但这里是北京，是中国的心脏。
接纳这样一个超级敏感的人物，不仅会引爆朝韩关系，更会把东道主中国置于极度尴尬的境地。
更要命的是，这里是领事部，安保设施远不如大使馆主楼坚固。
“快！关门！拉窗帘！”
姜宇荣几乎是吼着下达了命令。
领事馆的大铁门轰然关闭，所有的百叶窗在几秒钟内全部拉严。工作人员搬来桌椅板凳，死死顶住大门。
黄长烨和金德弘被迅速带到了馆内最深处的一间没有窗户的密室。
韩国外交官的手在颤抖，他们一边向首尔青瓦台和国家安全企划部发加密急电，一边祈祷中国政府能尽快介入。
因为他们知道，哪怕只晚一分钟，后果都不堪设想。
他们的恐惧并非杞人忧天。
就在黄长烨跨入韩国领事馆门槛后的不到半小时，几公里外的朝鲜驻华机构内，气氛已经从疑惑变成了惊恐，最后变成了歇斯底里的疯狂。
原本以为只是“去百货大楼买礼物”的两位领导人，迟迟没有回来。
负责安保的朝鲜特工拨打他们的移动电话，关机。
派去百货大楼寻找的人回报，根本没看到人影。
当情报网络反馈回“疑似有两名朝鲜人进入韩国领事馆”的消息时，朝鲜驻华官员的脸瞬间煞白。
在朝鲜的政治逻辑里，发生这种级别的叛逃，负责安保和陪同的所有人员，从上到下，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
除非他们能把人抢回来。
“不管是活人，还是尸体，必须带回来！”
咆哮声在电话线里回荡。
整个朝鲜驻华情报网像一台生锈但依然致命的机器，被瞬间激活了。
在北京的各个角落，数十名伪装成商人、留学生身份的“特殊人员”接到了紧急集结令。
他们扔下手中的筷子或书本，冲向停在路边的黑色轿车。
后备箱被打开，里面装的不再是文件，而是铁棍、斧头，甚至更致命的武器。
发动机的轰鸣声撕裂了北京临近中午的喧嚣。
数辆挂着外交牌照或没有牌照的黑色轿车，像一群闻到血腥味的鲨鱼，疯狂地向三里屯方向疾驰而去。
03
北京时间中午11点，朝鲜劳动党一号大楼。
当黄长烨叛逃的确切情报被送达金正日的办公桌时，这位朝鲜最高领导人的愤怒几乎掀翻了屋顶。
对于平壤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叛逃，这是对“主体思想”最彻底的背叛，是对最高尊严赤裸裸的羞辱。
如果不严惩，政权的合法性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动摇。
金正日的指令只有简单而冷酷的一句话，通过加密专线传到了北京：“不惜一切代价，采取果断措施。”
在外交辞令中，“果断措施”通常意味着极端的暴力。
北京，三里屯使馆区。
原本平静的街道气氛骤变。
并没有经过太长时间的集结，第一批“抗议者”就已经出现在了韩国领事馆的门前。
这些人并不是普通的抗议群众。
他们大多是朝鲜在华留学生、驻华商社的职员，以及一部分原本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的成员。
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包围这里，制造混乱，为核心行动小组提供掩护。
但真正让人胆寒的，是混杂在人群中那几十个神情阴鸷的男人。
根据后来韩国情报部门的解密，朝鲜方面在极短的时间内，激活了一个代号为“企划组”的特工分队。
这就是传闻中那30名特工的核心骨架。
他们不是外交官，而是受过最严酷格斗与暗杀训练的职业军人，甚至有传言说他们属于朝鲜人民军侦察总局的海外行动科。
他们身穿统一的深色西装，袖口里藏着伸缩警棍，怀里揣着足以致命的利器。
有情报显示，其中几辆车的后备箱里，甚至准备了斧头和燃烧瓶。
他们的计划极其粗暴且疯狂：
利用外围留学生的推搡和叫骂吸引注意力，核心突击组直接撞开领事馆大门，冲进去搜人。如果在混乱中能把人抢出来最好；如果抢不出来，就当场处决。
至于后果？这就是敢死队存在的意义，为了领袖的尊严，他们做好了在北京街头“玉碎”的准备。
此时的韩国领事馆内，空气稀薄得让人窒息。
透过百叶窗的缝隙，韩国外交官姜宇荣惊恐地看着窗外越聚越多的人群。
黑压压的人头将领事馆围得水泄不通，黑色的轿车像狼群一样在门口来回游弋，刺耳的刹车声和朝鲜语的咒骂声此起彼伏。
“他们要冲进来了！”一名负责安保的韩国职员喊道，声音里带着哭腔。
此时领事馆的防线脆弱得可怜。
大门只是一层普通的铁栅栏和玻璃门，根本挡不住几百人的冲击。
而馆内的韩国工作人员手里没有任何武器，只有用来拆信的裁纸刀和用来防身的灭火器。
躲在地下密室里的黄长烨，此时紧紧握着那瓶氰化钾，面如死灰。他太了解自己一手建立的那个体制有多么高效和冷酷了。
他知道，门外那些人，是真的敢在中国首都的中心地带杀人的。
时钟指向下午，冬日的阳光变得惨白。
外面的叫骂声越来越大，那是进攻发起前的信号。几名壮汉已经开始摇晃领事馆的大门，铁链发出令人牙酸的金属摩擦声。
韩国驻华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发出了近乎绝望的求救：“如果不立即阻止，这里马上就会变成屠宰场！”
然而，在冲突爆发的最初几个小时里，除了使馆区日常巡逻的几名中国民警在苦苦维持秩序外，中方的大部队似乎还在沉默。
没人知道中南海在想什么。
是在权衡利弊？还是在调动兵力？亦或是为了不想得罪盟友朝鲜，准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于被困在领事馆里的韩国人和黄长烨来说，每一秒钟都在被拉长。
04
下午5点，随着最后一抹残阳消失在楼宇之间，三里屯的气温骤降至零下，但韩国驻华领事馆门前的空气却燥热得即将爆炸。
对于被困在馆内的韩国外交官和黄长烨来说，天黑意味着最后的保护色消失了。
黑暗是袭击者最好的掩护，所有的规矩和秩序都可能在夜幕下荡然无存。
外面的喧嚣声已经变成了一种有节奏的咆哮。
数百名朝鲜抗议者手挽着手，组成了一道道人墙，像海浪一样不断冲击着领事馆外围那道摇摇欲坠的铁栅栏。
“把叛徒交出来！”
“处死民族的败类！”
在这些狂热的口号声掩护下，那几十名身穿黑西装的特工正在进行最后的战前部署。
透过二楼那条不敢拉开的窗帘缝隙，韩国公使姜宇荣看到了令他绝望的一幕：那些特工不再遮遮掩掩，他们从车里拿出了长条状的包裹，正在分发某种器械。
有人甚至开始往围墙的死角处堆积易燃物。
这是准备强攻的信号。
情报显示，这批特工接到的指令是“不惜玉碎”。
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在乎事后被中国警方逮捕，甚至不在乎死在这里。
只要能冲进这栋楼，杀掉那个老头，任务就算完成。
在外交史上，冲击别国使馆等同于宣战，但在亡命之徒眼里，那只是一道矮墙而已。
领事馆内，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所有的女职员都被集中到了最里面的房间，男职员们则脱掉了西装外套，扯下领带，手里握着拆信刀、棒球棍和沉重的灭火器，死死顶住一楼的大门。
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恐惧，汗水打湿了衬衫。
地下密室里，黄长烨坐在墙角。
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国师”，此刻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普通老人。
他把那瓶氰化钾从口袋里掏出来，拧开了盖子，放在手边。
他对身边的助手金德弘惨笑了一下：“如果他们冲进来，别让他们抓活的，那种羞辱，我们受不起。”
与此同时，韩国驻华大使正在疯狂地拨打中国外交部的电话，声音几乎嘶哑：“如果不派部队来，这里马上就会变成地狱！这是在中国！你们不能不管！”
然而，最令人窒息的，是中方的“沉默”。
事发已经过去了整整六个小时。
虽然外围有中国民警在竭力维持秩序，试图把人群隔开，但面对如此规模且有组织的冲击，那点警力显得杯水车薪。传说中的大部队迟迟没有露面。
这种沉默让韩国人心里发慌：难道中国为了维护和朝鲜的盟友关系，默许了这场报复？难道今晚注定是一个流血之夜？
时钟指向晚上6点30分。
外面的喧闹声突然诡异地停顿了一秒，紧接着爆发出了更大的骚动。
“动手！”
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句朝鲜语。
紧接着，几块砖头狠狠地砸碎了领事馆一楼的玻璃窗。那几十名黑衣特工像离弦之箭，瞬间越过抗议人群，直扑大门。
铁门在巨大的撞击下发出痛苦的呻吟，门锁已经开始变形。韩国外交官们绝望地举起了手中的灭火器，黄长烨颤抖着抓起了毒药瓶。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就在第一名朝鲜特工的手即将触碰到领事馆大门门把手的那一瞬间。
脚下的大地，突然传来了一阵低沉而恐怖的震动。
一个让所有都没想到的意外，出现了。
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