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追悼会，毛主席听完张茜的话，叮嘱周恩来：给张伯驹安排工作

1971年5月的一天清晨，北京东四胡同里，七十三岁的张伯驹把写好的信封进牛皮纸袋，叮嘱门口的小辫子学徒：“快点送到国务院，切莫耽搁。”那封信是写给周恩来的求助信，字里行间透着焦灼：在京无职、无户口、医药全靠旧友接济，夫人潘素身体又不好，“能否给我们一条生路”。

张伯驹并非寻常书生。早在1956年，他已把半生珍藏——《游春图》《洛神赋图》等国宝，连同宋元法帖，一并无偿捐给故宫。20万元奖金原封不动退回，只留一句“国宝应留国土”。这样的气度，当年传为佳话。

陈毅元帅同样记得这份气度。1957年3月，北海画展开幕，陈毅在人群里见到张伯驹，两人初次交谈却像故旧。陈毅爽朗：“先生的捐献，大快人心。”张伯驹回敬：“老总的诗，豪气逼人。”当晚，两人下棋到深夜，棋局未终，酒已空壶，以“来日再弈”作别。

1960年初秋，陈毅在中南海偶遇吉林省委书记于毅，同他说起张伯驹的窘境：“人是好人，才是真才，能否让他去博物馆？”没过多久，张伯驹夫妇受聘吉林省博物馆，张伯驹任副馆长，潘素在艺专教国画。东北冬日苦寒，可二人心里踏实。

然而1966年后风浪骤起，许多文化工作者受到冲击，张伯驹也回到北京，生活再度拮据。陈毅卧病在床仍惦念：“要让伯驹安心。”这种惦念一直持续到1972年1月6日，元帅撒手人寰。噩耗传来，张伯驹失声痛哭，自书挽联一幅，托人送往八宝山。

1972年1月10日下午两点，八宝山礼堂挤满黑纱花圈。毛泽东原定不出席，临时决定前往。周恩来连夜调度，现场规格瞬间抬高。一声“主席到——”后，毛泽东步履缓慢却坚持站立。他在花圈间缓缓移动，忽然停在角落，凝视那幅笔力飞动的挽联，低声吟读。片刻，他转头询问：“张伯驹人呢？”

陈毅夫人张茜擦着眼泪，小声答：“他回京后一直没工作，生活艰难，也没收到通知。”毛泽东眉头紧锁：“生活没着落？这不行。”随即对周恩来说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给他安排工作，尽快。”周恩来点头记下。

追悼会持续不到一小时。毛泽东坚持与众人一同三鞠躬，才由工作人员搀扶离场。送灵车时，北京落着细雪，张茜握着烈风中的黑纱，眼神里有慰藉：毛主席已替老陈完成最后一桩心事。

数日后，国务院秘书局将周恩来批示转交中央文史研究馆：“聘张伯驹先生为馆员。”批示只有十五字，却立刻改变了张伯驹的处境。馆里工作人员登门送聘书时，老先生刚刚磨好墨，听完来意，眼圈瞬间泛红。

“是总理关照，也是老陈的心愿。”工作人员补充一句。张伯驹双手颤抖：“请转告总理，伯驹敢不竭尽绵力。”那天，他当即写下一幅七律：

“霜鬓犹怀故国情，敢将残墨救倾城。文星幸得扶危局，恰似寒梅雪里生。”

1973年春，张伯驹每日到文史馆点校古籍，间或为《史记》作校勘，顺手写诗数首。潘素重返画室，重新调胭脂重敷青绿，学生围在一旁叫好。一家人的午饭虽仍清淡，却再无后顾之忧。

1974年，张茜托友人捧来陈毅生前最爱的一副和田玉围棋，外加一封亲笔信。她在信里说：“陈老总常念二位，今见尔等安好，亦可告慰英灵。”张伯驹轻抚棋子，久久无言。对弈时，他常轻声道：“此子若陈公在，必落星位。”

1976年，张伯驹数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参加追悼活动，为周恩来、为毛泽东，再次悬腕疾书挽联。其为周恩来所撰“奠山河于盘石……”一出手，便在文人圈口耳相传。

岁月倏忽。1982年2月26日凌晨，张伯驹停笔，平静辞世。书桌上摊着未完成的《千字文》批注，旁边是那盒玉棋，静静映着窗外微光。当天中午，中央文史研究馆发讣告，提及他“毕生护宝、丹心报国”，也提到“与陈毅元帅肝胆相照、情逾骨肉”。

后人翻检档案才明白，正是1972年那个雪夜的简单一句“给他安排工作”，把一位国宝级文人的晚年从风雨里拉回到书香之间。而那句嘱托，在陈毅追悼会庄严肃穆的背景里，更像是一道柔和却坚决的光，照亮一段被忽略的友情、也照亮一个老人生命的最后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