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黄剑波：在残缺的世界里，如何避免成为乏味之人？

学人简介：黄剑波，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长期关注人类学理论、宗教人类学、西部民族地区研究等方面。出版著作《穿行，在一个残缺的世界》、《人类学家及其理论生成》等。

本文为学人Scholar志愿者戴星慧、朱泽睿、陈诗浣就《穿行，在一个残缺的世界》对黄剑波教授所作采访。

01

如何避免成为无聊之人？

学人：《穿行》一书开篇即围绕“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展开讨论。普通人培养人类学思考方式的价值是什么？又可以通过哪些路径构建这种能力？

黄剑波：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可能有一个假定：我们认为人类学家需有特殊的才能、专业训练或思考方式。人类学若有什么特点，就是特别贴近普通人，人类学立志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掘、发现被隐蔽的知识或被隐藏、被忽略的常识。因此，普通人完全可以采用类似的思考方式。

例如，人类学常提及通过他者来学习、反观自身，悬置自己的成见或判断——这不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换位思考吗？学会换位思考，不仅能明白、理解对方，还能帮助理解自己，拓展自己。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这非常重要。现在整个社会戾气越来越重，互相各自为营，面对问题常常选择站队并用极端方式表达看法，将对方妖魔化。而换位思考这一最基本的思考方法就能帮助解决这种情况。

再如，一般人看到奇怪或陌生的东西，会自然地将其熟悉化处理，将一个奇异的东西纳入自己原有的知识体系或规则中，再进行评判。评判时通常用自己已有的标准进行道德排序，这是很自然、“正常”的处理方法。但这样的处理难免会有两个问题：一是把不熟悉、陌生的东西简单化处理为自己想当然的东西；二是即使承认其独特特点，也会进行排序，认为它不如自己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有意识地抵抗这种思考方式，接受自己不熟悉的、陌生的东西，并欣赏它。对于对自己既有认知体系构成挑战的存在，我们可以承认它的不同，或至少留一个空间承认它可能有的价值。

《穿行，在一个残缺的世界》

作者: 黄剑波

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之间， 2025

进一步地，我们也可以把自己熟悉的东西陌生化，即把身边很多想当然的人、事、物陌生化。比如，思考某种说法或看法、印象的来源是什么，我们会发现很多观点很“想当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戳穿一些所谓的常识和知识权威。无论是人类学家还是普通人，我们都应该学会质疑所谓的“常识”。对“想当然”的观点的解构，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思考练习，也能让我们学会用批判性的眼光看待事物。

回到前面说的，人类学其实可以教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世间万物，如何与他人共处，特别是与有不同意见的人相处。虽然有很多指导如何培养批判性思维的方法甚至教材，但其实这种能力是在日常生活一点一点的反思中得到的。

学人：您为什么会选择人类学这个领域？您曾在中国社科院和美国贝勒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从中国的民族学到美国的学术环境，在这种“穿行”中您有什么体会或心得？

黄剑波：关于为何选择人类学，我在不同场合说过，这实际上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大学毕业时我不知道要做什么，虽然有机会直接就业，但总觉得书读得不够。至于读什么，当时并没有很清楚的想法。正好当时中央民族大学新设了一个专业方向，叫“东西方文化比较”，我觉得听起来有意思，与当时的思考相关联，就想去看看其他文化是怎么回事。当时觉得好歹作为中国人，我理解一点东方文化，虽然现在我也发现，我们真正不了解的其实就是自己的传统。但不管怎样，后来就读了这个专业，一读就发现再也出不来了，就一直读下去、做下去，这完全颠覆了我自己从小到大的职业理想或生活轨道。因为90年代初上大学时，我们当时还带有强烈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仕不成就去做生意赚钱。但没想到最终还是回到了研究学术这个领域。

的确，中国的民族学或人类学与美国的学术环境有很大不同，当然也有很多相似之处。研究者永远处于制度困境当中。因此，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共性，比如“不发表就死亡”。说到中美学术环境的第一个反差，可能是在中国学术界，很强调“有组织的科研”；而美国的人文社科领域，是很抵抗甚至反对这种做法的，主张个人研究。我也同意跨学科或团队合作有更多产生新事物的可能性，但有时有组织的科研会变成少数大佬的圈地行为，出现学术“包工头”，这种问题更明显。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制度或环境上的差异，难以详细展开。

学人：作为人类学学者，您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田野实践与日常生活中回应“How not to be a bore”的自我期许，避免成为“乏味之人”的？

黄剑波：我们之所以觉得这个世界无聊，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觉得这个世界我都知道了，就算不知道的那些，也都可以放入我已有的体系里。所以，保持好奇，是避免自己成为一个无聊之人的最基本特质或要求。

另外，在我看来，保持对生活的热爱，看到世界的无奈和悲凉，或者说残缺，但还是积极地拥抱每天的生活，包括一餐一食、一花一木，都有它的美好，或者说，都有它的尊严或尊荣。所罗门王极荣华之时的穿戴，也远远不如一朵百合花。

02

“我就是那个错误”

学人：书名中“穿行”这个概念是否有特别的深意？您提到这本书是对穿行过程的“无限书写”，这是否意味着您认为这个问题没有终极答案？您如何定义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个“残缺的世界”？这种残缺是本质性的，还是现代性进程中的某种结果？

黄剑波：我把这本书的核心概念定义为“穿行”是有想法的。所谓 “穿行”，就是说我们不是执着于一端，而是在不同的点之间，或者在不同的视域之间来回，比如自我与他者之间、过去与现在之间、人与非人之间等之间。“穿行”是在不同视域、不同主体之间来回，强调的是来回的过程，不能永远简单地把自己放在一端，虽然那样做最简单，也最安全。

所以，我也说这本书其实是一个“穿行”过程中的有限书写，因为“穿行”本身是无限的，除非到我们生命结束。从这个意义上讲，确实没有个人意义上的终极答案。

这也涉及我对“残缺的世界”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说这种“残缺”是本质性的，因为它显然不是现代性进程中才有的。世界本身存在残缺，但是否存在朝向更好的可能？我认为至少应秉持简单的乐观主义，当然，也可视为终极意义或根本意义上的悲观主义——因为世界本身并不完美。

除了世界的残缺，更重要的还有人的残缺。人类现在很习惯将一切责任都归咎于外在世界或自然界，但我们也越来越意识到，问题实际出在人类自身。《泰晤士报》曾向作家们征稿回应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世界出了什么差错？(what is wrong with this world)”，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的回答尤其让人印象深刻，他说，“我就是那错误(I am)。”

《地球改变之年》剧照

学人：您在书中也提及边缘群体的生存实践。在您的田野调查中，边缘群体应对世界“残缺”的方式，是否为人类学构建“替代性生存方案”提供了灵感？

黄剑波：对，实际上我非常相信，一个残缺的群体或单独的人，对世界的理解会有一些特别不一样的东西。

前两年，我指导过一位哥斯达黎加的留学生，他写的论文是关于上海视障和听障群体的感知世界和生活方式。文章写得很好，因为当时他自己也正经历病痛，患有癌症并接受化疗，身体有各种疼痛和不适。他发现，视障和听障人群对世界的感知方式、程度和能力与普通人截然不同。

这也可以理解。当视力不好时，我们必须开发其他能力。这也让我意识到，人有很多感知世界的方式，但现在我们越来越依赖于某些特定方式。比如前面提到的文字和理性对大脑的影响，实际上我们还有很多其他感官，如视觉、听觉、嗅觉、味觉，以及非常重要的触觉——触觉能帮助我们感知身体的寒冷感和温暖感，判断是否舒适，或对过热或过冷做出强烈回应。

我记得《信睿周报》有一期是关于美国哲学家阿什利·修（Ashley Shew）的，她本身是残疾人，她把自己的残疾体验融入了对世界的理解中。《静默之身》的作者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在中年以后突然残疾，在残疾的生命体验中，我想他的研究或思考比之前更加深刻。对他们来说，残疾并不意味着要改造世界，或让自己成为“健全”的人——有时这是可能的，有时这是不可能的——而是要学会如何与世界共处。

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我并不是要大家像阿Q一样“认怂”，而是说确实需要像前面所说的那样，看到世界的问题并保持愤怒，但同时要温情而有力地走下去。我们有理想，但现实是冰冷的，在这种现实的冰冷中，我们要思考如何保持足够的力量，继续生活。

03

接受人的残缺和世界的残缺

学人：您提到书中文字是对现代人情感的“有限呈现”。在严谨的学术训练与个人情感表达之间，您是如何找到平衡的？当下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实验民族志”作品？

黄剑波：首先，我对这本书的文字并不满意：因为，第一，时间跨度比较长；第二，这里的文字实际上有几个不同的风格和来源。所以，显然是有限呈现，不光是对现代人情感的有限呈现，也是我自己思考的有限呈现。

确实，搞学术研究和日常的写作是有些张力的。书里有一部分文字有点严肃，甚至可以说不像“人话”。但在学术训练和个人情感表达中，要练习一种互相的调校。在严谨的学术论文或期刊论文写作时，我们确实更被要求减少或者说限制自己表达那么强烈的情感。

不过，好的写作应该蕴含深沉的关怀，因此，我要求并鼓励自己及学生用不同方式写作。除了严谨的学术论文写作，还可尝试诗歌、小说及人类学民族志作品的写作。民族志作品的体量和文风可以容纳更多可能性，甚至可以融入对话、多声道表达，或者融入作者及其他人的感受。

从八十年代以来，这类作品已经逐渐增多。更早的如林耀华先生在1940年代就已经写了《金翼》，在我看来已算是实验性民族志。但研究者的情感真正融入写作，大多在七八十年代之后，如露丝·贝哈的《伤心人类学》，以及我最近读的《雨林中的人类学家》，都融入了许多个人情感。现在还有一些对话体作品，如我最近读的何贝莉老师的作品，她与中央美院的一位老师及几名大学生，记录了在阿那亚七天的对话及对话过程中的想法，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实验性民族志。

过去讲的民族志基本是文字的，但除了文字，或许还可以有声音、图像及声音与图像结合的影像方式。我认为这些都可能构成对传统学术写作及文字书写的突破。这些年确实有很多不同尝试，大家有目共睹。

学人：您长期在中国不同区域进行田野调查。在这些年中，最让您重新思考“人类学者的位置”或“田野的意义”的经验是什么？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个令您印象最深的、关于“具体情境中的遭遇”的故事？

黄剑波：在我看来，人类学的根本特点或重要性在于，它是一门依赖第一手经验的学科。虽然田野调查并非人类学唯一的区别性特征，但它确实是我们思考的直接冲击来源。人类学者会用这些直接的田野经验来思考一些宏大的或根本性的问题。这些思考并不限于每日的观察、感受，曾经的一些经历也可以被不断回想——当时未明白的事，为什么现在变得重要？所以，在具体情境中的遭遇是很实际的，它可能很微小，却让人茅塞顿开。

我当然也有很多故事，但我现在能想到的一个故事是：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去美国访学，在当地没有很多朋友。我的一个同事非常友好，有一天约我星期天下午去公园逛逛。那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我按照他给的地址过去了，却大吃一惊，他把我约到了当地的一个公共墓地。去了之后我才发现，不只他一个人，他还带着老婆，用婴儿车推着孩子。他在那个墓地遛娃，把墓地当成可以散步甚至见朋友的地方，这确实让我印象极深。

因为在我们的观念中，最好避免去墓地，除非是一些特定的场合。尤其是小孩等阳气不足的人，还是不能去的。这次经历对我后来思考恐惧的来源、文化性特征，很有帮助。

学人：您观察到身边即将步入社会的青年学生，是否普遍存在恐惧与焦虑的情绪？这折射出当代青年怎样的生存困境？

黄剑波：当前，几乎所有人都存在强烈的焦虑情绪，近年来更为明显。这些讨论在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或社会学研究中颇为常见。我认为这种困境除了结构性问题和社会安置方面的问题，还在于人的残缺和世界的残缺本身会造成一种根本意义上的焦虑。这也就是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所说的，人为什么要用甜味来消除咖啡之苦。他提到，人终其一生，努力追求一个永远无法达到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一种根本意义上的悲哀。

回到当下，我并不认为只有现代社会才会有焦虑，但现代性确实加剧了这种焦虑感。由于现代性发展的速度加剧、规模扩大，所有事物都变得越来越快。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是个体觉醒和个体主义的确立，每个人都成为独立自决的主体。无论面对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以及以国家为代表的利维坦，人会深深感受到一种孤独感和无力感。这些东西对个体来说过于庞大，难以直接面对。

因此，有问题其实很正常，没有问题、没有焦虑才奇怪。当然，中国青年人的“45度人生”——躺也躺不平，卷也卷不起来，不是单独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整体性和谐关系被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