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拥有原子弹。」
1951年，39岁的杨承宗站在马赛港。左手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年薪55万法郎的续约合同，右手是从北京辗转送来的电报——月薪1000斤小米。
他拖着13只装满放射性器材的铁皮箱子登上了开往东方的客轮。导师伊莲娜·约里奥-居里的丈夫对他说：美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能做到。
01
1951年9月，巴黎秋雨淅沥。
杨承宗站在居里实验室三楼窗前。塞纳河水灰蒙蒙的。手里那份合同：年薪55.535万法郎，外加研究补贴。
在1951年的法国，这笔钱足够一个人过上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配豪华公寓，配独立实验室，配专职助手。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人事主管德尚先生第三次登门。这位戴眼镜的中年人坐在杨承宗狭小的公寓里：「杨博士，您在离子交换分离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中心希望您能继续留下来，我们可以为您申请更好的实验条件。」
杨承宗转身从书桌抽屉里取出另一份文件——一封辗转经香港、巴黎多地送达的电报。发报人是钱三强，内容只有简短几句：「祖国需要放射化学人才。盼兄归来。」
德尚先生看到电报，沉默片刻。摘下眼镜，慢慢擦拭镜片：「杨博士，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您要明白，中国现在连一台像样的加速器都没有，您回去能做什么？」
这个问题，杨承宗已经问过自己无数遍。
1941年8月，30岁的他从北京赶往苏州。恩师郑大章病重的消息让他心急如焚。郑大章是老居里夫人的嫡传弟子，将放射化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
赶到苏州时，郑大章已经去世。
破旧的祠堂里，37岁的老师躺在简陋的木板床上，身边堆放着发黄的论文手稿。邻居说，日本人来过好几次，许诺伪政府教育部长的职位，被他当场拒绝。拒绝的代价是断绝所有经费，连基本医药费都付不起。
杨承宗跪在老师灵前，看着家人焚烧遗物。青烟缭绕中，他突然明白——有些东西，比生命更重要。
「德尚先生，谢谢您的好意。」杨承宗收起电报，「但我已经决定了。」
德尚先生站起身，伸出手：「那么，祝您好运，杨博士。我相信有一天，中国也会有自己的居里实验室。」
两人握手告别。
德尚先生离开后，杨承宗立刻准备行装。钱三强托人送来5000美元——那些钞票带着霉味，显然在某个地窖里藏了很久。他开始在巴黎、伦敦、苏黎世之间奔波采购。
放射化学实验器材——盖革计数器、离子交换树脂、分光光度计。
铀矿标本——刚果沥青铀矿、加拿大铀云母。
化合物试剂——硝酸铀酰、草酸、氨水。
专业书籍——《放射化学手册》《核反应原理》《同位素分离技术》。
每一样都列在对华禁运清单上。
杨承宗跑遍巴黎的科研器材商店。他用流利的法语讨价还价，把价格压到最低。5000美元很快用掉2000美元，剩下3000美元被临时收回改作他用。
他打开自己在法国四年的全部积蓄。
这笔钱本来要给家里还债。1947年他离开北京时，家中已经穷困潦倒。妻子赵随元独自拉扯四个孩子，生活全靠亲戚接济。他曾经许诺，等拿到博士学位就把积蓄寄回去。
但现在，这笔钱有了更重要的用途。
9月中旬，13只巨大的铁皮箱子堆满了公寓走廊。看门的老太太问：「杨先生，您这是要搬家吗？」
「不，我要回中国。」
「天哪，这么多箱子！您是要把整个巴黎都搬回去吗？」
杨承宗笑了笑，没有解释。
这13只箱子里，装着中国原子能事业的种子。
9月20日，出发前最后一个晚上。
伊莲娜·约里奥-居里夫人在实验室为他举办欢送酒会。按照惯例，每个人手里拿着平底烧杯，里面盛满香槟。烧杯的刻度线在灯光下闪闪发亮——这是放射化学家们独有的仪式感。
导师穿着深色长裙，举起烧杯：「为了中国的放射化学！」
所有人跟着举杯。
杨承宗接过烧杯，鼻子发酸。四年前他第一次踏进这个实验室，导师问的第一句话是：「你是郑大章的学生？」得到肯定回答后，导师立刻说：「我们对郑先生，对中国人一向感觉很好。欢迎你。」
那一刻，他知道自己来对地方了。
酒会结束后，导师单独叫住他。她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个铅制容器，小心翼翼递过来：「这是10克碳酸钡镭标准源，送给你们。我知道中国现在很困难，但你们需要这个。」
杨承宗接过容器，手在发抖。
10克镭标准源，在1951年属于战略物资。按照当时的国际行情，每毫克价值数百美元。这份礼物，价值连城。
「老师……」
「别说了。」导师摆摆手，「你知道我母亲是怎么开始研究镭的吗？她和我父亲在一个破旧的棚子里，用最简陋的设备，从几吨沥青铀矿渣中提炼出0.1克镭。条件艰苦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信念。」
杨承宗用力点头。
第二天一早，导师的丈夫、法国原子能委员会高级委员让·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约他到办公室。这位1935年与妻子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物理学家，在二战期间是法国抵抗组织的重要成员，现在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两人。
约里奥-居里先生点燃烟斗，沉默很久。最后开口：「杨，我有句话要你转告毛泽东。」
杨承宗立刻挺直腰杆。
「你们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原子弹。」约里奥-居里先生语速很慢，「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有自己的科学家——钱三强、何泽慧、你，还有很多人。告诉毛泽东，美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能做到。」
杨承宗深深鞠躬。
9月22日，马赛港。
海关检查员打开第一只箱子，盖革计数器立刻发出刺耳的警报声。检查员脸色一变，后退几步：「先生，这些是什么？」
「科研器材和标本。」杨承宗递上导师亲笔签名的证明文件，「我是巴黎大学的博士，这些东西用于教学研究。」
检查员仔细看了文件，又看看杨承宗。最终在通关单上盖了章。
约里奥-居里夫妇提前打好了招呼。
13只箱子顺利过关。
杨承宗拖着行李走上舷梯。铁皮箱子在木板上发出沉闷的撞击声。他回头看了一眼马赛港——这座地中海古城在秋日阳光下闪闪发光。四年前，他从这里登陆欧洲；四年后，他从这里离开。
客轮缓缓离港。
甲板上挤满了人。杨承宗发现，乘客中有不少穿军装的法国士兵——他们是去支援朝鲜战场上的美军。几个士兵聚在一起抽烟，谈论战争。
「听说中国军队很厉害。」一个年轻士兵说。
「再厉害又怎么样？美国人有原子弹。」另一个士兵不屑地笑。
杨承宗握紧了栏杆。
他低头看向脚边的铅制容器——里面装着10克镭标准源。这份礼物现在就揣在他的随身行李里，重量不到一公斤，却比黄金还贵重。
02
1951年10月，北京。
秋风卷着黄叶从中关村的田野上刮过。这里距离紫禁城十二公里，一片荒凉。农田一望无边，看不到人影。据说晚上还有狼出没，巡逻的保安人员必须配枪。
杨承宗站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门口，看着眼前这栋灰砖平房。
钱三强从屋里走出来，两人紧紧握手。
「三强，约里奥先生让我转告毛主席一句话。」
钱三强脸色一正：「什么话？」
「他说，你们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原子弹。原子弹的原理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有自己的科学家。」
钱三强沉默足足一分钟。
「我会向上汇报。这件事你要保密。」
「我明白。」
钱三强拍拍他的肩膀：「走，我带你看看你的实验室。」
所谓实验室，是平房里隔出的一间屋子。面积不到30平方米，水泥地面坑坑洼洼，墙皮斑驳脱落。唯一的设备是两架摇摆式天平和两只白金坩埚——这是钱三强跑遍北京城才买到的。
杨承宗拿起白金坩埚。
「能用。」杨承宗放下坩埚，笑了笑，「比我想象的好。」
钱三强松了口气：「我知道条件简陋，但我们会尽快改善。现在最重要的是人——你就是我们放射化学的全部希望。核物理和放射化学是我们的两条腿。现在一条腿粗，一条腿细。物理方面我们有赵忠尧、王淦昌、彭桓武，但放射化学只有你一个人。你要把这条'细腿'养粗，我们才能走得稳。」
杨承宗点头。
当天下午，钱三强给他分配了两名助手——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一个叫刘静，一个叫陈明。
「别叫老师，叫我老杨就行。」杨承宗摆摆手，「明天开始干活。」
第二天，三个人开始搬箱子。
13只铁皮箱子从码头运到研究所，堆在走廊里。杨承宗打开第一只箱子，取出用油纸包裹的实验器材。玻璃试管、量筒、培养皿、烧杯——每一件都完好无损。
刘静和陈明帮忙搬运。三个人整整忙了两天，才把所有器材归置妥当。
「老杨，这块是什么？」陈明指着一块黑色的矿石标本。
「刚果沥青铀矿。」杨承宗小心翼翼捧起标本，「这是我1936年去上海建实验室时，郑先生送给我的。保存了十五年。」
「要用它做实验？」
「对。」杨承宗拿出一把小锤子，「咱们国家现在还没有铀矿开采，只能先用这个练手。从矿石中提取铀，然后做分离纯化实验。」
他举起锤子，敲下第一块碎片。
刚果沥青铀矿的放射性很强。敲碎、研磨、过筛、溶解、沉淀——每一步操作都要接触放射性物质。当时的中国，没有防护服，没有通风橱，甚至连监测辐射剂量的设备都只有杨承宗从法国带回的那台盖革计数器。
三个人每天在简陋的实验室里工作十几个小时。
实验结束后，杨承宗让刘静和陈明喝牛奶——这是他在巴黎学到的土办法，据说可以缓解放射性伤害引起的口腔灼痛。
「老杨，您不喝吗？」刘静问。
「我喝过了。」杨承宗笑着说，其实他把牛奶让给了两个年轻人。
1952年，近代物理研究所开办第一期放射性同位素应用讲习班。
研究所任命杨承宗为班长。
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有60多人，大部分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开班第一天，杨承宗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一张张年轻的脸。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要学习世界上最危险也最重要的科学——放射化学。」
他在黑板上写下几个名词：铀系、锕系、母体、子体、衰变、裂变。
「放射性元素会自发衰变，释放出α射线、β射线和γ射线。这些射线看不见、摸不着，但能穿透人体，损伤细胞。所以从今天起，你们每个人都要学会保护自己。」
下面有人举手：「杨老师，听说居里夫人就是因为放射性伤害去世的？」
「对。1934年，老居里夫人死于再生障碍性贫血，这是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导致的。她的女儿、我的导师伊莲娜·约里奥-居里，后来也因为同样的疾病去世。」
教室里一片寂静。
「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研究。相反，正因为危险，我们才要掌握正确的操作方法，才要建立完善的防护体系。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离不开放射化学。你们就是未来的骨干力量。」
接下来几个月，杨承宗每周讲课三次。他自己编写教材，从最基础的核物理知识讲起，一直讲到离子交换分离技术。每次上课，他都准备大量实例和数据，让学员们理解抽象的概念。
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也请他去授课。
每周三下午，杨承宗骑自行车去清华园。教室里坐满了学生，其中有一个叫刘元方的年轻人，后来成为中国辐射化学的开创者之一；还有一个叫朱永的学生，后来改名朱贝睿，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课后，学生们围着他问问题。
「杨老师，离子交换树脂的选择性是怎么实现的？」
「杨老师，如果矿石中铀含量只有万分之几，怎么提高提取效率？」
杨承宗总是耐心解答。有时候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直到天黑才离开。
1952年秋，近代物理研究所从北京城里搬到中关村。
杨承宗接到一个特殊任务：设计一座专门用于放射化学研究的实验楼。
这是中国第一座放射化学实验楼。
杨承宗拿出在巴黎积累的经验，画出详细的设计图。整栋楼分为三层：一层是放射性物质储存室，墙壁要刷厚厚的硫酸钡涂料，用于屏蔽射线；二层是实验操作区，要安装特制的通风橱；三层是分析测试室，要保持相对清洁的环境。
他连实验室的凳子都亲自设计——操作放射性物质时要坐得低一些，尽量让射线源高于身体，减少辐射剂量。
1953年初，放化小楼建成。
这座灰色的三层小楼，是当时中国唯一能够进行放射化学操作的实验室。杨承宗带着学生们搬进去，正式开始系统的科研工作。
研究的第一个课题是：从铀矿石中提取并纯化铀。
杨承宗把珍藏十五年的刚果沥青铀矿标本全部敲碎。黑色的矿石粉末在研钵里发出沙沙的声音。他加入硝酸溶解，用草酸使铀沉淀为草酸铀酰，再灼烧转化为八氧化三铀。过滤、沉淀、再溶解、再沉淀……整个过程要重复十几次。
最终，他得到了一小瓶暗黄色的八氧化三铀粉末。
在显微镜下，那些晶体闪烁着微弱的荧光。
「老杨，成功了！」刘静激动。
杨承宗盯着试管里的黄色粉末。郑大章的脸浮现眼前。老师要是看到这一幕，该多高兴。
放化小楼的灯光，每天都亮到深夜。
杨承宗培养出来的学生，后来大多成为中国放射化学和核工业的中坚力量。他从不呵斥学生犯错——即使有人操作失误，把试剂冲到天花板上，他也只是笑着说：「没事，下次注意就行。」
有个学生叫王方定，身材瘦弱，总觉得自己不适合搞科研。杨承宗知道后，专门找他谈话。
「小王，你为什么觉得自己不行？」
「我太瘦了，力气小，搬东西都费劲。」王方定低着头。
「搞科研靠的是脑子，不是力气。」杨承宗拍拍他的肩膀，「你的实验记录做得很仔细，说明你认真。这就够了。」
王方定抬起头，眼睛发亮。
几十年后，王方定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杨先生的鼓励，改变了我的一生。」
03
1952年一个下午，同事找到杨承宗。
「老杨，协和医院有套废弃的提氡装置。听说日本人撤退时破坏了，一直扔在地下室。你要不要去看看？」
杨承宗立刻来了精神：「什么时候能去？」
「现在就能去。」
两人骑自行车赶到协和医院。
地下室的门锁着，管理员找来钥匙打开。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借着手电筒的光，杨承宗看到角落里堆放着一套玻璃真空系统——管道、阀门、泵、瓶子，乱七八糟堆成一团。
「就是这套。」管理员说，「1937年日本人占领北京后，协和医院的美国医生全部撤离。日本人进来时把这套装置砸了。」
杨承宗蹲下身，仔细检查。
整个玻璃真空系统已经脆化，呈现半透明的紫黑色——这是长期受强放射性照射的结果。白金催化器发黑，里面的汞因为多年敞放而暗浊。生锈的保险柜里，放着一个盛装镭溶液的玻璃瓶——这是最危险的东西。
「能修吗？」同事问。
「能修。」杨承宗站起身，「但必须有人打开保险柜，在强放射源旁边进行玻璃熔接。这个活儿很危险。」
「有多危险？」
杨承宗没有回答。他心里清楚，这瓶镭溶液的放射性强度极高。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近距离操作，接受的辐射剂量可能超过安全标准几百倍。
但中国需要这套装置。
提氡装置可以从镭中提取氡气，用氡气轰击铍制造中子源。有了中子源，才能进行中子活化分析，才能开展核物理研究。这是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基础。
「我来修。」
同事一愣：「你？」
「对，我来。这活儿太危险，不能让年轻人干。」
修复工作从1952年10月开始。
杨承宗带着两名助手和一个玻璃工，每天去协和医院地下室。他们先清理现场，逐一检查每个部件。脆化的玻璃管要全部更换，发黑的白金催化器要重新处理，变质的汞要倒掉重装。
最危险的环节是打开保险柜。
1953年1月15日，北京刚下过雪，地下室里冷得像冰窖。
杨承宗让两名助手和玻璃工站在门口：「你们在外面等着，我一个人进去。」
「老杨，我跟您一起。」
「不行。」杨承宗把刘静推到门外，「你们还年轻。这活儿我来。」
他转身走进地下室深处。手电筒的光束在黑暗中晃动。他找到那个生锈的保险柜，深吸一口气，转动密码盘。
咔哒。
保险柜打开。
装着镭溶液的玻璃瓶就在里面，瓶身呈现诡异的紫黑色。杨承宗拿出盖革计数器，指针瞬间冲到最大刻度。
警报声刺耳地响起。
他关掉计数器，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取出玻璃瓶。瓶子很重，里面的溶液在手电筒照射下泛着微弱的蓝光——那是切伦科夫辐射，放射性粒子在液体中高速运动时产生的现象。
杨承宗把玻璃瓶放在操作台上。
点燃喷灯，开始熔接新的玻璃管。
火焰是蓝色的，发出呼呼的声音。他握着玻璃管，手很稳。熔化的玻璃在高温下变软，被塑造成需要的形状。他必须在镭溶液旁边完成这个操作，因为新管道要直接连接到装有镭的容器上。
距离不到30厘米。
没有任何防护。
他的双手、面部、胸腹——整个上半身都暴露在强放射源前。
看不见的α射线、β射线、γ射线穿透空气，钻进他的身体。
细胞被撕裂。
DNA链断裂。
骨髓受损。
但他的手没有抖。
10秒。
20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