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召开时他与毛主席平起平坐，后来主动弃官，晚年甘愿当锅炉工

1956年10月，松花江边已是凛冬，齐齐哈尔钢厂车间内却热浪翻涌。炉火映着一张年轻而黝黑的脸——王百得。他手里的钢钩翻飞，溅起火花，谁也想不到，十三年后，这个小伙子会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前排出现，票数竟与毛主席相同。

1951年他刚满十八岁，跟着招工队进了太原钢厂。当时的口号很响亮：“钢多气多，国家就硬气。”王百得听得热血沸腾，主动申请三班倒，睡觉都不离车间。技术熟得快，三年不到已是炉前骨干。师傅们说他“眼里只有炉温表”，可他心里明白，没有好钢，工业复兴就是一句空话。

1956年，国家布局东北重工业，太钢抽调技术骨干支援齐齐哈尔。调离之日，下着小雨，有同事拍他肩膀：“小王，出了名别忘了咱们这口号。”他嘿嘿一笑，拎着行李上了闷罐车。初到齐市，条件艰苦，宿舍漏风，炉料也不稳定，他常对同班工友说，“炼不好钢，不配吃这口饭。”话糙理直，班组服他。

1958年夏天入党，车间里给他戴了朵大红花。有人问他愿望是什么，他抹掉汗珠：“多练几炉合格钢。”就是这样朴素的想法，却在十年后把他带到了人生的高度。

1969年4月，北京春寒未尽，九大召开。中央有个特别要求：工农代表必须占相当比例。齐齐哈尔钢厂党组织把目光落在了党龄过八年的王百得身上。动员会上，他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让我去？”书记笑：“不去还真找不出更合适的。”他点头，却说自己没一套正装，厂里赶紧量体裁衣。

4月20日抵京，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他在座位卡上看到自己名字，手心全是汗。大会选举那天，代表们拿到的候选人名单上有王百得——知名度低，不易被划掉；他自己也没动笔。唱票结果让全场哗然：除毛主席外，票数最高的竟是一名钢厂工人。周恩来总理转身笑道：“这下好了，工人阶级真正坐到前排了。”

按照程序，他成为中央委员，还被安排与徐海东大将同排就座。徐老因病行动缓慢，王百得扶他上台，老人握着他手轻声道：“同志，好好干。”短短一句，让王百得激动得整宿没睡。

会议闭幕后，中央干部部门专门找他谈话，询问工作意向。齐齐哈尔钢厂党委也火速研究，决定让他回厂任副书记。半年后，任命下达。他依旧穿布鞋，依旧往返车间。不同的是，再没工人敢在他面前喊脏话——书记就在眼前铲渣。

1976年6月，齐齐哈尔市委调整班子，他被提拔为市委副书记。有人羡慕：一线工人出身，走到副厅级只用了七年。可王百得日常仍住机关招待所最旧的楼里，衣柜里两套中山装，颜色都洗得发白。

1978年2月，中央着手清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因其名字由江青改定，组织上启动审查。谈话连续三天，结论是：与“四人帮”无任何牵连。领导对他说，“组织上有两个选择：继续留在市委，或返回钢厂。”王百得几乎没犹豫，“回炉子边吧，我那点文化，当官耽误事。”

试想一下，一名中央委员主动申请当工人，这在当时并不多见。厂里体谅他，特批技术顾问岗位。可报到第一天，他就把工作服往身上一套，下炉台抡铁钩。班长劝：“您身份不同了。”他淡淡回一句：“钢水不认身份。”一句话说得班长咧嘴。

为了省去通勤，他干脆搬进了车间旁的集体宿舍。妻子在齐齐哈尔电视台工作，只能周末探望。有人替妻子不值，说分居多苦。她摇头，“他人干净，心里有钢炉，我服气。”这对夫妻的默契，撑过了十五年的远距离。遗憾的是，1983年长子病逝，1990年女儿也撒手人寰。有人安慰他，他拍拍同事肩膀：“别说了，再不好好炼钢，对不起孩子。”

1991年，他到龄退休。本可颐养天年，却逢国家扩大重型装备产量，人手紧张，厂里老主任打电话，“老王，炉前缺人。”他只回了三个字：“我回来。”当年十二月，他在一线又站了整整五年，直到再也抡不动钢钩，才同意离开车间。

1996年深秋，王百得在家中整理旧物，翻到那张1969年的九大代表证，纸边已经发黄。他把证件放回铁皮箱底，上锁，然后起身烧了壶开水，顺手把炉渣铲得干干净净。窗外树叶沙沙作响，楼下的锅炉房依旧冒着热气。那座曾被他视为战场的炉子里，火焰仍在呼啸。

他离开岗位后，再无新闻报道，也不愿接受采访。街坊偶尔提起，“那位老同志啊，脾气倔，但说话算数。”资料室的档案封页写着：党员，1958年6月入党；九大中央委员；1978年自请回厂任锅炉工。个人简历到此为止，却足够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