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西进”提速：印度与阿曼CEPA签署背后的地缘棋局与中国应对（赵若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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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西进”提速：印度与阿曼CEPA签署背后的地缘棋局与中国应对

作者/赵若溪

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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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18日，印度总理莫迪与阿曼苏丹海赛姆在马斯喀特签署《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即CEPA，是新德里的“西进”政策（Link and Act West）的进一步落实。这不仅仅是一份双边贸易协定，更是印度为规避西方贸易壁垒、确保能源安全以及对冲中国在中东影响力而打出的一张关键牌。该协议通过非对称的市场开放和深度的要素整合，试图在波斯湾构建一个排他性的经济与安全支点。对于中国而言，这一动向带来的挑战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贸易份额之争，而是触及了区域物流通道、金融基础设施以及中海整体合作机制的深层利益。

一、非对称开放确立了印阿深层战略绑定

印阿CEPA最显著的特征在于阿曼对印度实施了极其罕见的单向深度开放，这种安排在国际贸易谈判中极不寻常。阿曼承诺对印度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税目产品实施零关税，这一范围几乎覆盖了印度对阿曼出口总额的全部。这种大开大合的举措并非盲目，而是精准对接了印度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得印度的纺织品、医药、机械设备和珠宝在协议生效当日便能以零关税优势横扫市场。相比之下，印度的开放则显得极为克制和精明，主要针对阿曼的液化天然气、原油和化工原料降低关税，却将乳制品、橡胶和贵金属等本国敏感行业牢牢锁在保护清单之内。这种“阿曼出让市场、印度出让能源通道”的非对称结构，清晰地暴露了双方急于通过制度性捆绑来锁定长期地缘利益的战略意图。

服务贸易与人员流动的自由化条款实质上是印度将本国“人口红利”向海湾地区进行的制度化输出。协议在自然人移动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突破，阿曼同意将印度企业内部调动人员的配额从原本的百分之二十大幅提升至百分之五十。这一条款意味着印度不仅是在输出底层的建筑劳工，而是在成建制地向阿曼输送会计师、工程师、医生和信息技术专家等中高端专业人才。通过延长合同服务提供者的居留期限并放宽职业准入，印度意图利用其庞大的专业人才库，渗透进阿曼经济转型的关键管理层和技术层。这种基于“人”的深层连接比单纯的资本投入更具韧性，有助于印度在阿曼社会内部构建一个具有排他性的商业和技术生态圈。

二、印度借道阿曼构建规避西方壁垒的“离岸支点”

新德里急于达成此协议的一个核心隐形动机，是为应对日益严苛的美欧贸易保护主义寻找“避风港”和转口基地。随着全球供应链审查趋严，特别是西方国家针对特定原产地商品的关税壁垒加高，印度迫切需要建立一条迂回的出口路径。阿曼不仅与美国拥有自由贸易协定，其相对中立的外交地位也使其成为理想的贸易“洗白”节点。印度计划利用零关税将中间品出口至阿曼，在当地工业园区完成最后的组装或加工环节，从而获得“阿曼制造”的原产地身份，进而免税进入美国和欧洲市场。这种策略实质上是将阿曼转化为了印度制造业规避关税壁垒和合规风险的离岸加工中心，是中国企业需要高度警惕的贸易转移新模式。

锁定霍尔木兹海峡之外的能源通道是印度此次布局的底线思维。对于能源对外依存度极高的印度来说，波斯湾咽喉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风吹草动都直接关乎其国家命脉。阿曼拥有杜库姆、苏哈尔和萨拉拉三个直接面向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深水港，其地理位置恰好绕开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地缘拥堵点。通过CEPA，印度不仅锁定了长期的原油与液化天然气供应合同，还计划利用阿曼的港口设施建立海外战略石油储备。这意味着即便海湾局势动荡导致海峡封锁，印度依然能够通过阿曼的港口网络维持能源大动脉的畅通，从而在西印度洋构建起一道独立于传统通道之外的能源安全防火墙。

三、阿曼引入印度意在对冲单一依赖风险

阿曼选择在此时与印度进行深度绑定，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冲大型基建项目进度滞后风险的现实考量。中国企业在阿曼杜库姆港设立的“万方产业园”曾被寄予厚望，规划了炼油、水泥及光伏等大规模产能合作。然而根据实地情况来看，尽管基础设施建设有所推进，但大面积园区仍处于待开发状态，实质性的产能落地速度未达阿曼方面的预期。面对这种不确定性，阿曼政府急需引入新的变量来填补制造业空白。CEPA允许印度企业在阿曼拥有百分之百的股权，这极大地激励了印度资本进入绿氢、钢铁及化工领域。阿曼意图通过引入印度这一新的竞争者，倒逼现有项目进度，并实现投资来源的多元化，避免将国家经济转型的赌注全部压在单一合作伙伴身上。

在地缘政治层面，阿曼继续奉行其标志性的“平衡外交”，试图利用印度稀释大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随着中美在中东地区的博弈日益复杂，阿曼不愿过度依赖任何单一强权。作为印度洋沿岸的重要国家，阿曼将印度视为平衡区域力量结构的关键砝码。引入印度不仅能在经贸领域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还能在安全层面借助印度海军在杜库姆港的准入机制，构建更多元的安全保障网络。这种策略旨在通过引入第三方力量，在复杂的大国博弈夹缝中拓展自身的战略回旋空间，维持其“中东瑞士”的外交地位。

四、杜库姆港正演变为中印地缘竞争的新前沿

印度对杜库姆港的经营采取了“军民融合”的渐进式策略，正逐步挤压其他国家的战略空间。早在2018年，印度就获得了使用杜库姆港及干船坞进行军舰维修和后勤补给的权利，确立了其在西印度洋的军事存在。此次CEPA的签署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布局，鼓励印度企业在港口腹地建立绿氨厂、钢铁厂和化工基地。这种“以商养军”的模式为印度的军事活动提供了合法的商业掩护和后勤支撑体系。随着印度资本加速抢占当地有限的土地、水电等关键资源，杜库姆港正从一个单纯的商业港口演变为印度投射地区影响力的桥头堡，这无疑是对中国在印度洋港口布局的一种针对性制衡。

这一港口的发展方向与中国在区域内的物流布局构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印阿双方意图将阿曼的港口与印度西海岸的蒙德拉、孟买等港口进行深度对接，形成“国际南北运输走廊”的南翼支线。这条路线旨在构建一条绕过巴基斯坦的物流新路径，如果阿曼成功确立其作为连接印度与中亚、海湾的首选转运中心地位，将直接分流原本可能经过瓜达尔港的商业流量。这种物流通道的重塑，实质上是在削弱中巴经济走廊作为出海口的战略价值，对中国在西印度洋的互联互通规划构成了现实的挑战。

五、中国制造在海湾市场面临“关税倒挂”与规则壁垒

协议生效后，中国陶瓷、纺织等传统优势产品在阿曼及海湾市场将面临严峻的“关税倒挂”现象。近期海湾合作委员会对原产于中国的陶瓷等产品频繁发起反倾销调查，并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与此同时，印度同类产品却能通过CEPA获得零关税准入待遇。这种“中国产品加税、印度产品免税”的政策剪刀差，将导致中国商品在价格竞争力上瞬间崩塌。对于利润微薄的建材和纺织行业而言，几个百分点的关税差异足以决定订单的流向，中国企业长期耕耘的市场份额极易被印度产品迅速替代。

印度正试图通过推广其数字支付标准，在金融基础设施领域构建排他性壁垒。协议中明确包含了推动印度“统一支付接口”即UPI与阿曼数字支付系统对接的条款。印度利用其在海湾地区庞大的侨民群体作为杠杆，试图确立印度主导的数字金融技术标准。一旦这种支付习惯和技术标准在海湾地区固化，将增加微信支付、支付宝等其他支付系统进入该市场的转换成本。此外，印度积极推动双边贸易使用本币结算，客观上会挤占人民币在区域贸易结算中的潜在份额，增加了人民币在该地区跨境支付推广的制度性阻力。

六、中国需警惕中海自贸协定被边缘化的风险

印度采取的“分而治之”策略，正在实质性地削弱海湾国家与中国整体签署自贸协定的紧迫感。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即GCC的整体自贸谈判已持续多年，虽多次传出接近完成的消息，但至今未最终签署。印度则绕开集体机制，先后与阿联酋、阿曼等关键国家签署了高水平的双边协定。随着这些主要国家通过双边渠道率先获得了所需的市场准入和技术合作，它们推动GCC整体与中国签约的动力自然下降。这种“切香肠”式的谈判策略，不仅分化了海湾国家的立场，也使得中国在未来的集体谈判中面临更高的要价和更复杂的利益协调难度。

面对印阿CEPA带来的新变局，中国需要重新审视在中东的经贸合作模式。印度通过灵活的双边机制、软实力的渗透以及与西方体系的兼容，正在中东构建一种具有竞争力的合作范式。对此，中国不仅需要加快中海自贸协定的谈判进程，更需要提升现有基建项目的运营效率和落地速度，特别是要解决杜库姆港等关键项目的进度问题。我们必须以实实在在的产能合作和技术转移回应海湾国家的转型需求，从而在日益激烈的区域博弈中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防止中东经贸版图出现不利于我的结构性固化。

大外交青年智库（简称“大外交智库”）（Glory Diplomacy Youth Think-tank，Glory Diplomacy或GDYT）是一家创办于2017年的以外交安全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社会/青年智库，总部在中国深圳，是深圳首家非官方外交安全智库、中国首家青年智库，创始人是王盖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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