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年毛泽建女儿来到北京，提出为母修坟，毛泽东：我父母也是草坟

1951年5月下旬，北京已经有了浅夏的热意。中南海门岗记录了一位湖南籍女工的到访时间——下午两点二十七分，这便是陈国生第一次走进这里的准确刻度。

她出生在耒阳，一直记得舅舅寄来的那几张泛黄照片：一张是外婆杨开慧抱着“菊妹子”，另一张是舅舅和小姨并肩站在岳麓书院门口。多年后，当北京的信使通知她“主席邀见”时，记忆忽然像被拨开的厚尘，飞舞出许多细节。

时间拨回1905年深秋，向阳湖畔满坡菊花，正是“菊妹子”名字的由来。她原本姓毛，却是过继而来。亲生父亲早逝，母亲乏力谋生，托付给富裕的堂兄毛顺生。那时毛家三个男孩，忽得一女，满屋热闹。毛泽东给小妹重新取字“泽建”，寄意“洪波建功”，他常说“她是家里最不怕吃苦的人”。

1919年到1921年，家中巨变接踵。父母相继去世，十四岁的毛泽建被迫回到贫寒生母处，又被许作童养媳。婆家刻薄，她常要劈柴挑水。毛泽东寒假回乡，看见小妹手上裂口，便决定带她返长沙。那一夜兄妹围着火盆，毛泽东谈到“改造旧中国”；毛泽建默默听完，说了句“我也要去”，改变了自己一生。

进女校后，她把同学笔记借来抄到深夜，脚边常放一壶冷茶。成绩追上来时，衡阳风云骤起；她从学生社团走进工农夜校，用方言讲《劳动合同》、背《国际歌》。有意思的是，她做联络员时最爱用纸叠小剑当暗号，自称“钝钉子亦能钉木”。

1927年夏，她已是县委妇运委员。衡阳白色恐怖逼近，她挽袖带领赤卫队救出两名被恶霸囚禁的农妇。“要不怕杀头，要不怕牺牲。”很多乡亲第一次听一个年轻女子在祠堂门口这样喊，把长矛举得笔直。几个月后，她与丈夫陈芬改名换姓，在山林里拉起衡山游击队。

1929年5月，她临产仍在前哨。被捕时，敌人惊讶地发现她挺着大肚子。孩子出生取名“贱生”，意示“卑贱也能生存”。可惜婴儿很快夭折。8月20日清晨，她向刑场走去，年仅二十四岁。探监同志带出的那封血书只留下十二个字：革命成功，万死无恨。

之后的二十二年里，她的坟只有一块青砖压在薄棺之上。负责任的老木匠李师傅夜里破土安葬，还特意在树根刻下“剑”字，给后来人辨认。

再把镜头推回到中南海会见室。毛泽东兴致颇高地讲到小妹在井冈山给战士缝补军装的趣事，讲到她最爱吃的湘西腊肉。陈国生终究还是提出心中所想：“舅舅，我想为妈妈修一座像样的坟。”短短十四字，占据了她多日犹豫。

毛泽东听完，用常德口音回了一句：“我父母也只是草坟。”语气平淡，却把想象中的“特批”堵得严严实实。他解释国家甫建、经费紧张，烈士成千上万，不能分彼此。陈国生红了眼，却也明白道理。

会谈结束前，毛泽东提议：“把她的事迹整理下来，等条件许可，统一立碑。”这一建议后来成为湖南烈士陵园资料征集的蓝本。陈国生离开时握着那份手稿，走到新华门外才发觉天色已暗，而心里却意外坦然。

1958年秋天，衡山县政府修筑公路，工程队在老柳树旁发现木板棺材，盖板青砖上依稀可辨一把剑形刻痕。地方志办按照中央文件，将棺木迁入省烈士公墓。那一年，湘南稻谷大熟，乡人传说是“菊妹子回家”带来的好兆头。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建烈士的纪念碑落成后，碑阴并未刻个人功绩，只一句“湘南妇运先驱”。碑阳则是一行隶书——“毛泽建烈士之墓”，没有头衔，没有亲属题字，与周围战友墓碑规格一致。有人觉得“太素”，当地干部却说：“她若站在这里，也只会微笑点头。”

如今的衡山石桥镇仍会在八月二十日敲响铜钟。钟声不过九下，寓意“长眠九洲”。乡亲们把黄菊插在碑前，孩子们爱问“为什么不插玫瑰”。老人笑答：“她叫菊妹子，最喜欢秋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