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亿基金经理施成与国投瑞银同被起诉，开年多家公募先后被诉

近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则开庭公告引发公募基金行业广泛关注。公告显示，投资者李某以“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为由，将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国投瑞银基金”）及旗下百亿基金经理施成共同诉至法院，作为公募行业罕见的“基金公司+基金经理”共同被诉案例，此案已定于1月13日在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开庭。

南都·湾财社记者向国投瑞银基金发出采访函，希望了解公司对该诉讼的回应及目前处理进展，截至发稿前未获正式回复。而这并非孤例，2026年以来，已有多起公募基金涉诉案件进入司法程序，行业正迎来新一轮“诉讼潮”。

来源：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官网

涉诉基金经理施成：百亿规模下业绩分化明显

作为此次被诉的核心当事人之一，施成当前是国投瑞银基金的明星基金经理，拥有14年证券从业经历。履历显示，其从业轨迹覆盖券商、公募及私募领域。2011年7月起，他先后任职于中国建银投资证券公司、招商基金、深圳睿泉毅信投资，2017年3月加入国投瑞银基金，2019年起正式担任基金经理。

得益于2020年至2021年新能源板块的结构性行情，施成凭借聚焦新能源赛道的投资风格迅速崛起，所管产品业绩大幅攀升。其中，国投瑞银先进制造、国投瑞银新能源A两只基金在2020年净值增长率均超100%，业绩爆发推动管理规模在2021年三季度末飙升至212.87亿元，跻身“百亿基金经理”行列。

数据来源：Wind

Wind数据显示，施成目前管理6只产品，总规模107.36亿元。从业绩来看，施成整体任职回报呈现明显分化特征。截至1月7日，国投瑞银先进制造、国投瑞银新能源A以及国投瑞银进宝三只产品的任职回报超过100%，其中，国投瑞银先进制造的任职回报率高达208.70%；另外三只产品业绩表现相对平淡，其中国投瑞银产业转型一年持有A的任职回报率为-21.37%，年化回报-6.69%，在同类2983只产品中，排名第2667。

今年以来已有多起公募涉诉，多类型纠纷密集涌现

值得注意的是，国投瑞银与施成的被诉案例并非个例。2026年以来，公募基金行业涉诉案件密集涌现，涉及国投瑞银、安联基金、淳厚基金、联博基金、华宝基金等多家机构，案由涵盖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劳动争议、不当得利等多种类型。

在投资者与基金公司的纠纷中，安联基金的遭遇颇具代表性。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告显示，投资者张某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将安联基金与菲尔莱（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菲尔莱”）诉至法院，案件定于1月13日开庭。公开信息显示，菲尔莱是财商教育平台启牛学堂的运营主体，而安联基金则明确回应与启牛学堂无商业合作，此类诉讼系不法分子假冒公司名义诈骗导致，公司已报案，且此前两起类似案件原告均已撤诉。

劳动争议则成为另一类高发纠纷。1月19日，联博基金将因劳动争议与原公司副总经理朱建荣对簿公堂；同日，华宝基金也将面临原基金经理陈龙的劳动争议诉讼。此外，淳厚基金原固收基金经理祁洁萍因劳动合同纠纷起诉老东家，案件定于4月10日开庭。

针对公募基金行业近期频繁出现的诉讼现象，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在接受南都·湾财社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前的“诉讼潮”是行业深层矛盾在法治层面的集中释放，折射出三方面系统性压力：一是公募行业在规模快速扩张下，合规风控与内部治理机制滞后，“重业绩、轻风控”的倾向使得委托理财纠纷在市场波动中凸显；二是人才流动加剧与激励机制不匹配，导致劳动关系紧张，反映行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粗放；三是投资者权益保护体系尚不健全，预期管理不足与信义义务落实不到位，使得投资损失易转化为法律争议。

“其根源在于长期‘规模导向’下的治理失衡：激励机制扭曲导致风险管控薄弱，投资者保护机制缺位，叠加市场波动加剧，矛盾集中爆发。”田利辉表示，这是行业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治理现代化不足所引发的阵痛。

核心争议：“告基金经理个人”是否合理？

投资者将基金经理个人列为共同被告的罕见情形，亦引发法律与业界热议。从法律与实践看，应如何科学界定基金公司与基金经理在投资损失中的责任边界？

田利辉指出，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及信义义务原则，基金公司作为法人主体承担管理责任。个人法律责任的追究需严格限定于存在重大过失、违反忠实勤勉义务或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的情形，例如实施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或恶意违背投资约定。

“实践中，应避免‘连坐’思维。”他强调，若基金经理依合同合规操作，损失源于市场波动，则个人责任不成立。否则，将挫伤专业人才的积极性，违背行业专业化发展初衷。

田利辉同时表示，科学界定责任边界，关键在于完善投资决策的流程记录与风控制衡。“要避免责任泛化侵蚀专业管理基础，也要防止责任虚化纵容失职。”

行业改革持续推进，能否真正化解纠纷深层症结？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行业激励机制与投资者利益错配的核心症结，监管层已主动发力。证监会近期力推以“长周期考核”和“浮动管理费”为核心的公募基金改革，旨在引导行业从“规模导向”转向“投资者利益导向”。

田利辉认为，这些改革直指行业痼疾，具有积极意义。通过激励长期化与费用风险共担，有助于促使管理机构与投资者利益更紧密对齐，减少因短期排名压力导致的激进操作。

“然而，仅靠考核与费率调整难以根除诉讼纠纷的深层症结。”他指出，改革能否见效，取决于配套措施能否落地：需同步强化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提升信息披露透明度、严惩违规行为。“若仅停留于考核形式，难以根治‘短期博弈’痼疾。”田利辉强调，真正实现转型，还需配套强化信息披露透明度、健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优化公司治理与内控体系，并培育以信义文化为核心的行业生态。“改革成效取决于系统性推进与执行力，需要化解利益错配，推动行业回归‘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本源。”

采写：南都·湾财社记者 罗曼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