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千禧一代”到“Z世代”：国外青年对华印象的国别差异、代际变迁与影响因素

吴瑛，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传播；

施懿，南京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传播、全球传播。

［摘 要］伴随着千禧一代和Z世代日益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中国国际形象建构也面临新语境、新机遇和新挑战。文章利用区域国别和多语种研究的路径，聚焦国外青年对华印象的趋势和国别差异。研究发现，国外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对华印象存在国别化差异，常常在积极与中立型、矛盾与怀疑型之间游走。社会加速机制加快了国外青年对华态度的代际变迁，而对华刻板印象、涉华记忆与价值观则在千禧一代和Z世代之间发生代际传递。研究还基于世代理论剖析了影响国外青年对华印象的原因，包括政治体制、民族性格、社会心理等恒常性因素，以及生活环境、社会交往等暂时性因素。面向未来，要在精准分析国外青年对华印象的基础上，增强国际传播效能，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关键词］千禧一代；Z世代；对华印象；代际变迁；国际传播

一、研究起源

青年的态度既能代表当下，也能预示未来。全球青年群体的对华态度存在国别和代际差异。鉴于代际价值观的转变会影响年轻人的社会和政治态度（Inglehart & Welzel，2005），可以设想，国外年轻一代对中国的看法会与年长一代有所不同。伴随着年轻一代成为决策的主导力量，他们将重构本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对于“青年”一词，尽管不同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没有统一标准，但“年龄”都是界定青年的最关键因素（李培林，2010）。目前，中国学界广为接受的青年年龄界定在18~35岁（李毅红，2007），本文研究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正是青年群体的代表性组成部分。

世代代表了一种社会范畴，它嵌入社会和历史进程中，是个体之间社会互动的结果。世代是以个人在某一时期的出生为基础的队列，也被称为“社会世代”。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认为，同一世代的成员在其一生中会经历共同的历史事件与重大社会变化，共享人生发展的关键阶段（曼海姆，2002）。这种经历反过来又产生了一种属于独特一代的意识。这种对一代人的认同可能反映一个人对其一生中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的认识，以及对重要历史事件的认识，包括代际创伤以及消费项目和生活方式的选择（Eyerman & Turner，1998）。

千禧一代和Z世代是当前国际社会的中坚力量。国外民众对涉华议题的态度存在代际变迁。“千禧一代”（Millennials）一词最早由威廉·施特劳斯（William Strauss）和尼尔·豪（Neil Howe）提出，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出生的群体。在青年时期和成年早期，一个世代对于关键事件的经历为一代人的共同记忆提供了基础（Holmes & Conway，1999）。Z世代概念由X世代、Y世代（千禧一代）概念沿袭而来。X世代的命名催生了Y世代和Z世代两个概念的产生。Z世代被普遍认为是出生于1995—2009年的群体。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原本以“后千禧世代”描述Z世代，后来又明确界定Z世代为出生于1997—2012年的群体（吴瑛、贾牧笛，2023）。世界不同区域在Z世代的人口规模和比重方面存在差异，美国人口资源局的数据显示，欧洲、美国、非洲的千禧一代与Z世代青年群体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9%、21%和33%。不同于千禧一代，Z世代成长于总体和平、局部战乱的年代，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日益改变着Z世代的生活与生产方式。同时，媒介技术迅猛发展赋予了Z世代“数字原住民”身份，互联网为Z世代群体轻松触达世界提供了可能，文化多元主义、多文化认同、世界公民的思想理念不断萌芽发展。

二、分析框架

本研究结合国别和代际两个变量对国外青年对华印象进行综合考量。首先，从区域国别来看，本文将国外青年对华态度分为两种类型：积极与中立型、矛盾与怀疑型。其次，从代际变迁来看，从千禧一代到Z世代，国外青年对华印象发生了代际变迁，其特征主要体现为代际差异与代际传承两个方面（见图1）。最后，从影响因素来看，代际差异主要受到暂时性因素的影响，代际传承则受到恒常性因素与暂时性因素的共同影响。本文将基于以上三个维度，针对国外青年对华印象的国别差异、代际变迁与影响因素展开论述。

三、两种类型：

千禧一代和Z世代对华印象的国别差异

国外青年对华态度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类型。第一类是积极与中立型，主要分布在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此类国家青年的对华态度总体呈现较为积极或偏向中立的特征。皮尤研究中心于2019年12月进行全球态度调查显示，在受访的二十余国中，18至29岁的成年人比50岁以上的成年人对中国的看法更为积极（Tamás & Ágnes，2023）。皮尤研究中心、阿拉伯晴雨表（Arabic Barometer）民调显示，大部分非洲国家、东南亚国家、中东国家、俄罗斯、拉美国家青年的对华态度呈现较为积极的倾向，中国总体形象在这些国家的青年中间也是积极的（Xie & Jin，2022）。

同时，也有少部分国家青年对华态度呈现出中立特征，比如东中欧国家。该地区的大多数青年对中国既没有强烈的肯定态度，也不存在强烈的敌意。有研究对捷克11所大学663名受访者调查分析后发现，这些大学生受访者对中国的印象既不消极也不积极（Chen & Hao，2020），并认为中国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即使分歧存在，受访者仍倾向于认为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在对华态度上略微倾向于支持中国，而大多数受访者在认为中国具有“威胁性”方面持中立态度。

第二类是矛盾与怀疑型，主要分布在中国周边国家和部分西方国家。矛盾型态度体现为国外青年在中国的经济表现、政治影响力和民众生活质量等方面的评价呈两极分化趋势。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亚洲的年轻一代，他们一方面认为中国崛起具有积极的经济效应，但同时又存在安全担忧。在接受调查的亚洲社会中，超过一半的青年认为中国崛起将改变现状、重构全球秩序。在韩国、越南、菲律宾、日本，有一定比例的青年不相信中国在崛起期间会与其他亚洲社会保持和平关系（Zhai，2019），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发起的亚洲学生调查（Asian Student Survey）数据也显示，亚洲 Z世代大学生对中国影响力的评价是多样且矛盾的，并随着时间推移而波动。与其他国家相比，新加坡和印尼青年的中国观日益积极：新加坡Z世代对中国影响力的好评度从2013年的5.9% 上升至2018年的12.8%；印尼Z世代对中国影响力的好感度则从2014年的23.5% 上升至2018年的27.8%。但越南Z世代对中国的好感度评价持续处于低位，2013年为1.9%，2018年为2.9%（Sonoda，2021）。曼海姆在《代问题》一文中提出了“现实代”的概念，认为经历同一历史阶段的青年可以被视为处于同一“现实代”中。但他又指出，任何一个“现实代”都不是铁板一块，在这其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对立的代单位，这些代单位共同构成了“现实代”（曼海姆，2002）。每一代人都用不止一种声音说话，每一代人内部也存在复调。研究发现，国外 Z世代群体内部也形成了不同“代单元”，正通过不同的框架来解读中国崛起的议题。框架是人们认识和阐述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人们对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和阐释都依赖框架。有研究发现，东亚Z世代青年主要通过四个主导框架来解读中国崛起（Sonoda，2021）。中国崛起在东亚地区最为明显，该地区既是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交往最广泛的地点，也是大国冲突的地点。中国在该地区的行为是其在世界其他地区行为的试金石（Zhai，2018）。这四个框架包括：一是政治不稳定框架。该框架是亚洲年轻一代对中国的主导框架，在东北亚学生群体中最显著。该框架认为，尽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中国政治环境仍不稳定，并且中国的国内局势会影响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强硬态度。二是增加机会框架。该框架认为中国崛起将为本国带来积极影响，这一框架在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青年中广受肯定。三是全球威胁框架。该框架是日本、韩国和越南青年对中国崛起的主导框架，但在新加坡和印尼学生中并不显著。四是和平崛起框架。该框架认为，中国崛起本质上是和平的，此框架否认“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不会破坏其进一步经济发展所需的和平环境。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有近半数的青年认同中国将和平崛起（Sonoda，2021）。

怀疑型态度体现在部分国家青年认为中国崛起对本国不利，甚至是一种威胁。中国的周边国家比如日本和越南就属此类。有研究分别在2013年4月、2018年9月对亚洲大学生群体进行了历时性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越南青年一代对华持负面态度的倾向较为明显（Sonoda，2021）。在阿富汗，年轻一代虽然认为中国和美国在十年内仍将具有影响力，但他们预计中国影响力将有所下降，而印度和日本的影响力将不断增强。还有欧洲研究也显示，虽然德国和意大利比其他欧洲国家获得了更多中国投资，但欧洲年轻一代对中国持积极态度的比例却较低（Le et al.，2015）。这与他们对中国崛起的预设立场和刻板印象有关。

四、两种模式：

千禧一代和Z世代对华印象的代际变迁

代际变迁是渐进和连续不断的，与毛毛虫变蝴蝶不同，人类社会的代际更替不是瞬间性的截断行为，不会在上一代瞬间消失的同时产生新一代（曼海姆，2002）。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认为，在考察代际变迁过程时，要重点关注不同代际的并存，这比纯粹的时间顺序更为重要（曼海姆，2002）。同一时代的不同代际即使都受到主流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影响，也不能被看作“同代人”。德国艺术史学家平德（Wilhelm Pinder）提出“同时代人的非同时代性”的洞见。他认为，现实社会中，总是有不同代际的人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体验了同一历史时刻（曼海姆，2002）。因此，考察国外青年对华印象，就要从其社会位置出发，既要关注青年一代对华态度的代际传承性，也要关注他们的代际差异，以此锚定国外青年对华态度的代际坐标与时代变迁。

（一）代际差异：社会加速机制加快代际价值更替

国外民众对多元涉华议题的态度存在代际差异。代际更替社会的显著特征是文化创造和文化积累不是由同一群个体完成的，而是在新的年龄群体不断出现的过程中完成的（曼海姆，2002）。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曾指出，社会本身正在加速发展，这就使得态度和价值、时尚和生活风格、社会关系与义务，以及团体、阶级、环境、社会语汇、实践与惯习（Habitus）形式都在以持续增加的速率改变。比如，以家庭和工作来说，在早期现代以数个世代的步调来改变，在古典现代是每个世代的改变，到晚期现代则是在世代之内就产生了改变（罗萨，2018）。随着社会动力机制加速，年龄日益成为影响个人对国际事务态度的因素，年轻一代对中国崛起的看法将塑造他们的对华政治态度，并将影响国家未来的外交政策（Zhai，2018）。总体来看，国外青年对华态度的代际差异可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国外青年对中国的文化吸引力呈现积极的态度转向。相较于千禧一代，国外Z世代接触中国文化的渠道和平台进一步拓宽。社交媒体与中国主流媒体形成合力，共同提升国外青年接触中国文化的广度与深度。一是社交媒体打破代际传承链条，千禧一代的冷战印象在Z世代头脑中几乎难觅踪迹。千禧一代是互联网普及和社交媒体的第一批大规模用户，他们见证了技术从作为工具到成为生活方式的转变。而Z世代作为“数字原住民”，已经将技术内化为生存本能。他们更自然地利用技术来学习、社交、消费甚至组织行动。相较于千禧一代，Z世代青年更擅长利用数字技术构建强有力的跨地域社群，并且展开全球性的议题动员。如网红 I Show Speed（“甲亢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开展的“无滤镜中国行”直播，以真实场景解构了千禧一代的刻板印象与冷战对华记忆，观看量超700万次，推动中国形象从“意识形态对手”转向“文化体验对象”。此外，无论是中美网民小红书“大对账”，还是“甲亢哥”来华直播掀起热潮，社交媒体都打破了西方媒体靠谎言和刻板印象编织的“信息茧房”，让不少美国年轻人坚定了“去中国看看”的信念。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入境旅游发展报告 2024—2025》显示，2024年外国入境游客中Z世代占比超30%（环球网，2025），实地体验进一步消解了千禧一代的对华偏见。二是中国传统主流媒体持续发力，助推中国文化“出海”。美国学者约书亚·库尔兰齐克（Joshua Kurlantzick）认为，中国正在非洲大陆彰显其软实力（Kurlantzick，2007）。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新华社在非洲设有30余家分社，拥有400多名非洲籍职员。研究表明，电视新闻仍是国外青年认知中国的一个主要来源。45%的尼日利亚大学生通过电视媒体获取涉华信息，31% 的尼日利亚大学生通过报纸和杂志来认识中国（Can et al.，2023）。中国媒体一直在积极推动中国对非媒体外交，促进中国故事向非洲传播。

相较于千禧一代，国外Z世代对中国文化的喜爱态度更为显著。Z世代从小就浸润在全球化事件中，他们具有与生俱来的文化开放性，接触中国网络文学、影视剧、纪录片、游戏等文化产品的兴趣也更为浓厚。有研究表明，文化接触可以减少偏见认知，并产生对其他国家的好评，接触其他国家的文化与对他人更积极的态度有关（Ortiz & Harwood，2007）。通过接触其他国家的文化，更容易形成同理心，并减少来自他国的焦虑与威胁感知（Voci & Hewstone，2003），如戏剧、电影和歌曲等流行文化产品是文化接触的重要媒介。更深入地接触中国文化有助于国外青年拥有更多元的视角，并加深对中国社会政治现实的理解。

第二，代际差异还体现在千禧一代与Z世代在对华交往上的认同程度。一方面，由于西方殖民历史和20世纪西方思想的涌入，非洲许多千禧一代青年至今仍十分崇尚西方文化（Nyamnjoh ＆ Page 2002）。比如一项研究要求 500 名乌干达千禧一代在中国人、美国人、欧洲人当中选择其一作为假想的约会对象时，结果显示，选择中国人作为约会对象的比例仅为31.9%，而选择美国人和欧洲人的比例分别为43.3%和44.7%（Shen & Taylor，2012）。这种看法表明受老一代传统文化影响，乌干达千禧一代仍然认为，与西方人交往是在当地获得声望的安全途径，崇尚西方文化所带来的优越感仍弥漫在乌干达的千禧一代中。另一方面，乌干达Z世代群体越来越认为中国在非洲和世界事务中有很强的影响力，与中国保持牢固的经济、军事、安全和政治联系与人文交往非常重要。58.3%的乌干达Z世代认为，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影响力正在增加；约39.8% 的乌干达Z世代认为，中国有朝一日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Shen & Taylor，2012）。因此，中国被相当多的乌干达Z世代群体视为改变非洲大陆总体格局的新的重要力量。

相较于千禧一代，国外Z世代与中国的人文交流更加频繁。非洲Z世代尤其是大学生，已成为打破旧有模式的最重要因素（Githongo，2010）。他们接触了全球化的网络世界，对新体验和新思想持开放态度，也更具社会意识和正义感。中东欧青年也对与中国加强文化交流表现出较高意愿，中国在该地区的软实力优势也主要体现在文化和教育领域。比如在东欧国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开设孔子学院，以及在塞族共和国实体中引入汉语作为选修课等，都增进了文化交流，也成为促进贸易和投资的重要途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塞族共和国还举办了中国电影周，并在其国家电视台放映中国相关的文化节目（Hirkić，2020），这些都将促进Z世代青年的对华友好态度。

第三，国外青年对中国崛起引发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变呈现消极转向。相较于千禧一代，国外Z世代青年虽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持乐观态度，但他们仍担忧中国崛起对本国安全和国际秩序造成的冲击。在受访者中，有超过半数的亚洲Z世代认为，中国崛起将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构成挑战，而相信中国会和平崛起的Z世代青年在菲律宾（38.77%）和韩国（26.25%）稍多，在日本（17.16%）和越南（13.74%）则较少（Zhai，2019）。相比千禧一代，东亚与东南亚 Z 世代对中国影响力持较为保留态度。有研究在调查东亚、东南亚国家的Z世代对华态度后发现（Zhai，2019），越南（13.82%）和日本（21.48%）的Z世代受访者对中国影响力的好评较少。其中，Z世代与其他年龄层民众差距最大的是菲律宾和新加坡。在这两个国家，近80%的普通民众对中国影响力持积极态度，而在Z世代青年中持积极态度的却不50%（Zhai，2019）。同样，在韩国也存在代际鸿沟，那里的Z世代青年对中国的看法比包含千禧一代在内的其他年龄层的人持更加保留的态度。在日本，这一差距最小，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负面态度较为普遍（Zhai，2019）。由此可见，东亚青年对中国影响力的正面评价不如其他年龄层的群体，Z世代比千禧一代更关注未来的不确定性，而深入了解Z世代的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的来源，正是打通与他们之间屏障的关键。

同时，代际差异也体现在对中国道路的多元看法上。相较于千禧一代，中亚Z世代青年更注重探索本国发展模式，中国道路的影响力在该地区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威廉·施特劳斯（William Strauss）和尼尔·豪（Neil Howe）界定了千禧一代的几个特征，即“集体主义导向”“传统”“有压力”，而Z世代则被描述为“谨慎”“个人主义”以及“痴迷技术”（Howe & Strauss，1993），“独立”“自信”“自主”也是 Z世代的主要特征（Roy et al.，2022）。有研究发现，相较于“千禧一代”对传统地区关系与国家发展模式的接受与推崇，Z世代更具独立性、探索性与创造性，他们更愿意探索本国的发展模式，将本国模式视为稳定的保证。有多项研究试图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大学生对中俄两国在中亚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看法（Chen & Jiménez-Tovar，2017；Chen & Günther，2020）。两国受访者均认为，到2030年中国的影响力将超过俄罗斯。仍需注意的是，尽管中国的发展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但也有研究显示，中亚青年受访者并不认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适合他们（Chen & Jiménez-Tovar，2017）。例如，哈萨克斯坦受访者倾向于认为他们应遵循自己的发展模式。尽管学者和政治观察家们仍把中亚描绘成大国施加影响的地区，但该地区的青年群体已不再认为本国受到俄罗斯或中国的深刻影响，这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情况有较大差别。

（二）代际传承：对华刻板印象、涉华记忆与价值观的代际传递

代际传承并非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一种价值观的动态演变与深化。由于国外青年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政策的认知度有待提高，应重视代际政治观念的传承意义而非仅重视冲突行为。国外千禧一代对 Z世代的代际传承主要体现为刻板印象的传承、记忆的传承以及价值观的传承三方面。

从千禧一代到Z世代，代际传递（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导致国外青年对中国政治的刻板认知仍然固化。从两个代际年龄划分来看，部分年长的千禧一代可以成为Z世代的父母，而最年轻的千禧一代则与最年长的Z世代年龄相仿。无论是以上何种关系，从代际传递机制来看（Van，1992），千禧一代均会将其价值观传递给Z世代，使得Z世代表现出与千禧一代相似的特性。一项针对乌干达千禧一代的调查显示，当被问及中国的首都时，只有约一半的受访者给出了准确答案（Shen & Taylor，2012）。也有研究发现，俄罗斯Z世代大学生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特征以及国家的政治制度的运作知之甚少。他们关于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许多观点都基于千禧一代所传承的刻板印象。如俄罗斯Z世代只是简单认为中俄关系的发展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对两国共同参与的经济、文化和教育项目都显示出非常肤浅的了解（Sorokina & Maximenkova，2020）。比如泛滥于千禧一代成长时期的“中国威胁论”等信息也存在代际化传承，这些刻板印象至今仍显著地影响国外Z世代对中国崛起的态度。

千禧一代对华经贸交流的经验奠定了国外Z世代对华交往的“第一印象”与“童年记忆”，促使国外Z世代支持经贸合作成为中外关系的主线。在过去，中亚民众认为中国是一个威胁（Chen & Günther，2020）。但到了19世纪，贸易已是中亚国家和中国的主要交流方式。有研究调查中亚国家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Z世代后发现，在千禧一代的出生、成长时期，中国与中亚各国就在贸易、投资、流动性和文化交流方面进行了多层级的互动。中国作为中亚地区重要的投资者和商业伙伴（Chen & Günther，2020），通常被认为对促进中亚经济和个人财富积累至关重要。特别是哈萨克斯坦的Z世代青年，对中国经济影响力呈积极态度的比例最高。曼海姆认为，“第一印象”与“童年经验”对于代际意识的形成极为重要，在这之后的所有经验都倾向于在这种最初的框架中获得意义，不论其表现为对该框架的证实和补充，还是表现为对它的否定和对立（曼海姆，2002）。因此，受到千禧一代所奠定的中国与本地区的友好经贸关系的影响，中亚Z世代青年从小就建立了良好的对华“第一印象”。中亚Z世代认为，中国在未来十年将更具影响力，并认为自己处在一个相对稳定和安全的时代。中亚地区越来越多的青年认为中国不是一个潜在的威胁，而是一个能让他们获得相对便宜的优质商品并能让他们赚钱的地方（Syroezhkin，2009）。

国外青年在成长中经历的重大事件促使他们尤为关注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2019年美国民众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比例达到了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数据显示，美国18~29岁的千禧一代与Z世代群体对中国持积极态度的比例要高于年老一代（Silver et al.，2019）。威廉·施特劳斯和尼尔·豪通过追溯英美历史上几代人的社会经历，确定了历史上的四个社会转折阶段，每个阶段持续20~22年（Howe & Strauss，2007）。第一次转折始于1946年，第二次转折始于1964年，第三次转折始于1984年，第四次转折始于2008年，目前仍在继续。美国在第四次转折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覆盖了经济危机、首位非裔美国人总统奥巴马当选、特朗普当选以及新冠疫情等事件。千禧一代在第四次转折期步入成年期和职业生涯初期的关键阶段，Z世代则在此次转折期步入童年或青少年早期阶段。在此时期，外部环境导致的金融风暴造成了多次全球经济衰退，这在青年群体中形成了强烈的节俭意识（Fromm & Read，2018）、储蓄意识，并且在关注未来的同时伴随着集体焦虑。第四次转折期突发的新冠疫情也是千禧一代在职业生涯早期经历的第二次经济衰退，这对他们的财务安全意识产生了深刻影响，预计他们对此问题的重视将伴随终身（Rudolph & Zacher，2020）。与此同时，当前全球政治、经济与社会危机也会对Z世代的价值观产生深远影响（Marshall & Wolanskyj-Spinner，2020）。此外，Z世代对千禧一代的财务安全价值观的传承并非简单复制，而是面对经济和社会的不确定性，更加务实地规划未来。这也是国外Z世代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尤其重视中国经济影响力的重要原因。有数据显示，阿拉伯国家的Z世代（18~29岁）通常比千禧一代（30岁以上）更重视对华经贸联系。在北非国家突尼斯，近65%的青年受访者赞成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AfroBarometer，2019）。因此，国外千禧一代与Z世代在成长中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塑造了他们对财务安全、经济议题的共同关注，也提升了他们对加强中外经济合作的重视程度。

五、双重因素：

影响国外青年对华印象的主要原因

针对代际更替问题，德国艺术史学家平德（Wilhelm Pinder）曾提出，恒常性因素和暂时性因素的相互作用是影响代际更替与历史发展过程的主要因素。恒常性因素 指 文 明 、民 族 、部 落 、家 庭 等 ；暂 时 性 因 素 指 每 个 世 代 自 身 所 建 立 的 实 体（Entelechy），也就是每个代际先天对于生活和世界的体验方式（曼海姆，2002）。本文对暂时性因素的分析将从国外青年一代的生活环境以及与世界的交往方式这两方面入手。

（一）恒常性因素形塑国外青年对华印象的框架

世界各国的政治体制现状影响国外青年的对华印象。第一，国外青年对“他者”的印象因其自身的历史、政治、文化、地缘因素而形成差异。比如，在分析中亚青年对华印象时，要先了解中亚国家如何看待自身。有研究认为，吉尔吉斯斯坦的对华态度是吉尔吉斯斯坦自身国内发展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中吉关系造成的（Chen & Günther，2020）。在该国青年眼中，当中国将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力扩大到吉尔吉斯斯坦时，就可能给他们带来安全焦虑。但同样位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其经贸市场比其他国家更为开放，同时由于政治制度基础薄弱，该国民众认为政府不一定能保障就业、稳定生计，只有贸易、合资和出口企业才有望带来繁荣，这种以经济为导向的观念逐渐在民众心中生根发芽。近年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大规模经济合作和投资等互动日益频繁（Chen & Günther，2020），使许多哈萨克斯坦年轻一代倾向通过与中国加强联系来谋生，也更倾向对中国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

第二，本国的民族性格、历史记忆、社会心理等因素影响国外青年的对华态度。首先，在民族性格方面，与倾向和谐、平衡和集体主义的中国文化不同，美国文化更强调个人主义和竞争框架，美国青年对华态度更倾向竞争而非合作，同时也更担忧中国对其民主价值观形成挑战（Shostya & Morreale，2014）。其次，在历史记忆方面，曼海姆（2002）指出，过去经验被结合进现在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通过无意识“隐含的”模式实现。历史经验通过媒介或教科书等途径，在隐含或无意识的过程中作为一种知识被传承，成为个人的习得记忆（Personally Acquired Memories）。因此，国外青年在个人成长早期接触到的涉华信息就会成为他们个人意识中最基础的组成，并影响他们的世界观以及对华态度的形成。比如有研究发现，国际舆论场中的“中国威胁论”更多地源于战争等历史原因。历史记忆是部分亚洲国家青年一代产生民族主义情绪的重要原因。在与中国发生过军事冲突的亚洲国家中，他们的青年长久以来受媒体和教科书影响，更可能对中国崛起持负面看法。比如日本青年的对华认知就受到影响（Fukuoka，2011），而他们对真实的日本侵华史的认知十分有限。最后，在社会心理层面，有研究表明，中日青年之间的交流障碍和偏见不仅可用两国间的历史来解释，还可由目前日本国内的身份认同冲突来解释（Geng，2011）。在日本，青年缺乏明确而果断的身份认同，他们常常在身为亚洲人和西方人之间左右为难。虽然日本青年将自己国家视为具有民主政治制度、强大的工业基础并与美国结成牢固联盟的西方强国，但日本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又与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形成了反差。日本青年的对华态度表明，对历史的不同记忆和对国家认同的模糊不安感会交织在一起，进而引发民族主义对抗倾向。

（二）暂时性因素重构国外青年对华印象

1.青年世代的生活环境因素

第一，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性身份认同将影响国外青年的对华印象。20世纪前，由于时空和技术限制，物理上隔绝的群体要展开文化交流往往代价高昂，需要付出极大努力才可能长久维持（阿帕杜莱，2012）。比如在新加坡，尽管新加坡有四分之三的人口是华人，可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语成为第一官方语言，新加坡国民总体认同中华文化的氛围逐渐减弱。但有研究发现，新加坡的千禧一代与前几代人不同（Lim et al.，2014），他们的成长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这使得千禧一代更加具有多元文化认同的思维，他们不仅认同西方文化，也对了解中国历史和传统有强烈意愿。另外，非洲晴雨表首席执行官Joseph Asunka表示，尽管所有非洲年龄组的人对中国都有积极印象，但年轻人对华态度更为积极，原因在于年轻一代的教育水平与社交媒体参与度更高，获取新闻和信息的能力也更强，他们比长辈更具全球化视角，并且与世界的互动也更加开放（AfroBarometer，2021）。

第二，全球经济下行将影响国外青年对中国经济影响力的认知。研究发现，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额与海外对华持积极态度的人口比例呈正相关（Xie & Jin，2022）。比如在中东和北非，15~29岁的Z世代约占该区域总人口的30%，这一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人群的信仰、态度和偏好有可能塑造该地区的未来。然而，该地区青年对其经济前景的普遍不满构成了重大挑战，由于青年失业率高，人们普遍对政府创造就业机会的努力感到沮丧。同一代际的成员在经历相同的事件之后，就具有了“相似的位置”（Aimilarly Located），进而形成相似的“圈层化”的意识经验（曼海姆，2002）。尤其是新冠疫情引发全球经济下行，这样的重大事件将导致青年一代的价值观产生变化，而且这种影响会伴随他们的一生。

第三，国外青年对中国威胁论的印象常来自冲突的影响。中国威胁论产生于宏观层面的冲突。比如，如果台海紧张局势升级，那么中美青年的威胁感就会相应改变，或者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加强合作，则可能降低互不信任，态度会向积极方向转变。也就是说，中美两国青年对双边关系的看法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具体事件将直接影响他们的态度（Prochazka，2015）。比如，随着中国制造的商品在哈萨克斯坦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以及中国在哈萨克斯坦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发展，都可能构成哈萨克斯坦青年所感知的国家利益威胁。这也有可能引发中国威胁论的进一步发酵。中国威胁论还产生于微观层面的个人冲突。当涉及对个人安全的潜在影响时，国外青年对中国经济影响力的积极态度将发生大的转变。比如，随着中国的产品和劳动力涌入，部分乌干达青年对自身的职业发展表示担忧。一项关于乌干达青年对中国经济角色看法的调查显示，有 36.2% 的受访者认为工作保障受到了威胁。在乌干达，工作不安全感与对中国负面情绪的相关性较强，低教育水平与中国人在乌干达活动造成的职业不安全感之间的正相关性尤为明显（Shen & Taylor，2012）。尽管尼日利亚大学生欣赏中国的发展模式，但研究表明，尼日利亚 Z世代对中国劳动力的进入持负面态度（Can et al.，2023）。也有研究发现，即使大多数中亚青年认为中国对中亚来说利大于弊，但仍有许多青年透露出消极态度。

2.青年世代的社会交往特征

青年世代的社会交往形式也将影响他们的对华印象。某些交往形式更适合特定的社会和代际（曼海姆，2002），青年的社会交往形式包括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

第一，在直接接触方面，面对面接触行为与对华积极态度显著相关。大量研究表明，群体间的接触是解决冲突和实现和解的有效策略（Pettigrew & Tropp，2006）。对中日两国而言，日本青年与中国青年之间更多的接触会促进日本青年的对华好感度（Zhai，2017）。还有研究发现，位于哈萨克斯坦的东南部的阿拉木图和北部地区的青年受访者对华态度最宽容。在与中国人在哈萨克斯坦的分布情况进行比较后发现，在该国内部中国人最多的地区，当地民众的对华态度是积极的；而在中国人较少的地区，当地民众的态度则偏向消极（Chen & Jiménez-Tovar，2017）。换言之，国外民众对中国人越熟悉，他们的评价就可能越好。此外，旅游因素也将影响国外青年的对华印象。202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青年旅游成为全球旅游业增长最快的细分市场之一。青年有更多的出国旅行机会，政府和大专院校正在鼓励青年参加海外沉浸式项目以接触国外民众。调查显示，美国青年到访过中国的比例比普通民众高得多，赴华旅游已成为改善美国青年对华态度的有力途径（Shostya & Morreale，2014）。

第二，在间接接触方面，汉语学习和媒体传播也将影响国外青年的对华态度。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第二语言习得也通常意味着第二文化习得。学习汉语为国外青年加强对华经济联系提供了语言资本。有研究显示，多语言教育能提升美国青年的对华态度，学习一门以上语言的美国青年对中国的整体认知更加积极，对中美军事和经济合作的意愿也更高（Prochazka，2015）。在中亚，苏联解体和中国改革开放是他们千禧一代成长中的大事件。在苏联解体时，中亚国家从中国进口了大量商品，这促使掌握中文的中亚民众与中国商人的交流快速发展（Chen & Günther，2020）。在非洲，也有实证研究表明，非洲学生学习汉语的基础动机是中国在非直接投资和创造的大量就业机会（Xu et al.，2023）。亚洲国家的学生们也同样将汉语视为语言资本，认为其未来能创造更好的教育机会和职业前景。

对国外青年来说，在了解遥远的“他者”中国时，媒体会显著影响他们的态度。有研究显示，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最初10年，媒体话语占据主导地位，并深刻影响了捷克年轻一代的对华印象（Chen & Hao，2020）。当时捷克媒体的言论植根于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话语中，媒体报道助长了中立和更倾向于负面的中国形象。也有对美国青年的研究表明，较多的媒体曝光率更有可能对青年的对华认知产生负面影响（Shostya & Morreale，2014）。

当前，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是青年一代认识中国的主要来源。Z世代作为数字原住民，已经习惯于全天候在紧密相连的互联网环境中互动。而千禧一代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第一批大规模用户，技术影响了他们的行为，并对社会认知与个人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去中心化”的网络空间，社交媒体有利于打破西方的话语壁垒。有研究显示，社交媒体使用与青年政治参与呈正相关关系，约41%的青年被发现参与过网络政治活动（Kahne & Middaugh，2012）。社交媒体正在成为中外青年平等对话、互动协商的场域，也将成为提升国外青年对华印象的有效窗口。

六、结语

千禧一代和Z世代作为国际社会的中坚力量，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影响当代世界走向、经济生产方式以及文化的发展演变（海泽龙，2022）。面对国外青年一代对华态度的代际变迁，要进行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引导。

首先，针对国外千禧一代与Z世代对华政治认知相对薄弱的情况，要加强面向国外青年的“中国方案”的政策阐释，促进官方政治话语的“年轻态”表达，提升国外青年对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道路的认知和认同。针对他们共同关注的中国经济议题，要加强中外投资合作，深化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加大对经贸故事的国际传播，让国外青年感受到中外合作的互利共赢。同时，也可以推动中资企业走向海外，在向世界展现中国品牌的同时提升中国形象。

其次，针对国外千禧一代长期以来接触的冷战式对华思维，应通过他们长期使用的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主流媒体，结合重大活动和重要节点，主动设置议程，并通过电影、纪录片、书籍等展开故事化呈现，为中国声音的国际传播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助推中国传统乐器、歌曲、汉服、太极等中华文化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国际传播，提升国外千禧一代对中华文化的兴趣与认同。

最后，针对国外Z世代对消费中国文化产品的积极态度，应借助他们喜爱的流行文化形式开展传播。国外Z世代深受影视剧、短视频、网络文学、动漫、游戏、音乐的影响，要将中国话语融入他们喜闻乐见的载体中，寻求理性认同与感性共情。同时，要借助各类线上、线下活动拓宽中外Z世代交流的平台，可借助国外Z世代通用的国际社交媒体以及各国 Z世代使用的本土社交平台，开展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中国政府、社会组织、高校社团等机构可利用自身优势搭建各类平台，为建构全球Z世代的行动者网络架设桥梁。同时，伴随着“China Travel”在海外掀起的热潮，未来也可以吸引更多国外Z世代赴华旅游，具身体验中国的山水人文，消解海外青年的对华刻板印象。

面向未来，全球政治经济大环境、国际重大事件、科学技术的发展等将持续形塑国外青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影响他们的对华印象和态度。此外，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媒介技术的深刻变革，将带来深度媒介化的社会形态，这些都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外青年的对华印象。历史发展与代际更替的洪流滚滚向前，未来要在精准分析国外青年对华印象的基础上，开展有针对性的国际传播，向世界传播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责任编辑：康　岚

《当代青年研究》202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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