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陈布雷回忆录》《陈布雷日记》《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蒋介石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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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13日清晨，南京城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雾气中。
初冬的寒意透过窗缝钻进屋内，让人不由得打个寒颤。
湖南路寓所里，陶永标副官像往常一样，在清晨七点半准时来到陈布雷先生的房门外。
他轻轻敲了敲门，没有回应。
又敲了几下，依然静悄悄的。
这不太正常。
陈先生虽然身体不好，睡眠很浅，平日里这个时候早就醒了。
陶副官心里一紧，推开了房门。
房间里的景象让他愣住了。
陈布雷侧躺在床上，身体蜷缩着，面色发青，呼吸已经停止。
床头柜上，一个空掉的安眠药瓶子静静躺着，瓶盖掉在一旁。
再往旁边看，整整齐齐摆放着十封信，每一封信封上都工工整整地写着收信人的名字。
陶副官的手开始颤抖。
他冲到窗边，大声喊人。
不一会儿，医生赶来了，检查后摇了摇头。
陈先生已经离开人世好几个小时了。
消息很快传到了官邸。
正在准备开会的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当场面色发白。
他站起来，身体晃了一下，扶着桌子才稳住。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说："取消今天所有会议，我要去看看布雷。"
蒋介石赶到湖南路时，陈布雷的遗体还在床上。
这位跟随了他二十一年的文胆，就这样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蒋介石站在床边，看着陈布雷枯瘦的面容，眼眶湿润了。
他让人取来纸笔，用发抖的手写下"当代完人"四个字。
可这四个字，再也唤不回这位忠心耿耿的幕僚了。
蒋介石的秘书在清理陈布雷遗物时，发现了那十封遗书。
其中一封是给蒋介石的，信中写道："布雷追随先生二十载，深感愧疚，今日方知，书生终究是书生。"
"书生终究是书生"——这七个字让蒋介石沉默良久。
他当然知道这话的意思。
一个文人，满怀理想地进入政坛，以为可以施展抱负，到头来却发现，自己不过是别人手中的一支笔罢了。
可陈布雷为什么要死？
这个问题在南京城掀起了轩然大波。
外界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女儿投共受到牵连，有人说是身体抱恙支撑不住了，还有人说是对国民党的腐败失望透顶。
但真正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压垮陈布雷的最后一根稻草，发生在四天前——11月8日那个下午。
那天，陈布雷整理蒋介石的讲话记录时，删掉了一句话。
就是这一删，惹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训斥。
这场训斥之后，陈布雷的精神彻底崩溃了。
那句话到底是什么？
蒋介石又说了些什么？
这个秘密，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会一一揭开。
【一】从报人到文胆：二十一年的追随之路
要理解陈布雷的死，得先从他这个人说起。
陈布雷，原名陈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畏垒，1890年出生于浙江慈溪一个耕读之家。
5岁开始读书识字，从小就显露出过人的文学天赋。
1911年，21岁的陈布雷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进入上海《天铎报》当记者。
这一年，恰逢辛亥革命爆发。
年轻的陈布雷热血沸腾，他连续写下《谈鄂》十论，笔锋犀利，为革命摇旗呐喊。
这十篇文章在上海报界引起轰动，让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战成名。
郭沫若后来评价他："如椽大笔，横扫千军，令人倾慕。"
1912年，陈布雷加入了同盟会。
此后几年，他在报界摸爬滚打，写下了无数激扬文字。
1920年，他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参与《韦氏大字典》的编译工作。
1921年，《商报》创刊，陈布雷出任编辑主任，主持社论撰写。
这段时期，是陈布雷人生中最自由、最快意的时光。
他每周撰写五篇社论，周日再写一篇短评。
他的文章议论透辟、文笔犀利，针砭时弊，敢于抨击权贵。
1923年曹锟贿选，当时国内报刊大都不敢公开指明，陈布雷却旗帜鲜明地发起讨伐，引起社会哗然。
有人问他，写这么激烈的文章不怕惹祸吗？
陈布雷回答得很潇洒："不吃官司的主笔，不是好主笔。"
这句话后来成了他的名言，也成了那个时代报人风骨的写照。
那时候，陈布雷的文章在上海滩影响很大。
报界有个说法，叫"南陈北张"——南边的陈布雷，北边的张季鸾，是中国新闻界的两座高峰。
《商报》虽然只是一份商业报纸，却凭着陈布雷的一支笔，在舆论界占有一席之地。
发行量一度达到一两万份，这在当时已经很不容易了。
1927年，陈布雷的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折。
这年春节，正值农历除夕，陈布雷和同事潘公展应邀去南昌，见了正在那里坐镇的蒋介石。
这次见面，改变了陈布雷的一生。
蒋介石很会看人。
潘公展进来时，蒋介石打量了一番，觉得此人眼神飘忽，举止僵硬，心里就不太满意。
可一见到陈布雷，这个穿着布衫、满脸书卷气的中年人，蒋介石眼睛就亮了。
陈布雷当时37岁，个子不高，身材瘦削，一副典型的江南文人模样。
蒋介石和他一谈，发现此人学识渊博，文笔老练，说话又不卑不亢，顿时起了爱才之心。
两人谈得很投机。
蒋介石当场希望陈布雷能留下来帮他处理文书工作。
陈布雷婉拒了，说自己还是想继续做记者，办报纸。
可架不住蒋介石三番五次邀请。
2月，蒋介石亲自介绍陈布雷加入国民党。
4月，经邵元冲和张静江推荐，陈布雷出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
从此，陈布雷踏上了从政之路。
刚开始的时候，陈布雷还时常想着回到报界。
他每次到南京，都只是暂住旅馆，从不携带家眷，总觉得过不了几个月就可以辞职回去。
可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他越陷越深，最终再也无法脱身。
1936年，陈布雷正式出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
从这时起，他成了蒋介石真正意义上的"文胆"。
蒋介石发布的所有重要文电，几乎都出自陈布雷之手。
那些年，陈布雷写下了无数重要文稿。
北伐成功后的《祭告总理文》，让蒋介石得以借孙中山之名，稳固自己的地位。
蒋介石五十大寿时的《报国与恩亲》，把一个军阀包装成了孝子兼爱国者的形象。
西安事变后的《西安半月记》，将蒋介石被扣的尴尬经历，美化成了一场从容应对的考验。
抗战时期，陈布雷的笔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告国民书》，激励了无数人投身抗日。
1943年写给入缅将士的电稿，悲壮动人，堪比诸葛亮的《出师表》。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句名言，也出自陈布雷之手。
蒋介石对陈布雷的器重，可以说是真心实意的。
他一直称陈布雷为"布雷兄"或"布雷先生"，这在蒋的幕僚中是罕见的礼遇。
1939年，陈布雷五十大寿，蒋介石还亲笔题写"宁静致远，澹泊明志"八个字相赠。
可陈布雷心里明白，这份器重的背后，是对他笔杆子的需要。
他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灵魂已渐成他人之一体。"
这话说得很无奈。
一个曾经敢于"不吃官司就不是好主笔"的报人，如今却成了别人的笔，写别人要他写的东西，说别人要他说的话。
这种失去独立性的痛苦，外人很难理解。
陈布雷不是没有想过离开。
1936年西安事变时，他没有随蒋介石去西安，事后蒋介石被扣，陈布雷在南京焦虑万分，觉得自己作为"近臣"却未能与蒋共患难，心中惭愧不已。
事变结束后，蒋介石要他撰写《西安半月记》，美化整个事件经过。
陈布雷写完后，心中痛苦不堪，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从那以后，陈布雷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和失眠症。
他每天晚上都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白天则经常头痛欲裂，精神恍惚。
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可工作却越来越繁重。
【二】1948：王朝末日前的最后时光
1948年，对国民党来说，是灾难性的一年。
这一年，所有的矛盾都集中爆发，所有的危机都同时显现。
政权大厦摇摇欲坠，崩塌只是时间问题。
军事上的败局最为触目惊心。
3月开始，东北战场就不断传来坏消息。
人民解放军攻势如潮，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
蒋介石急得团团转，三次飞往沈阳督战，调动了五个军、十一个师，想要扭转东北战局。
可人心已散，士气已丧，再多的兵力也无济于事。
9月12日，辽沈战役正式打响。
短短52天时间，国民党在东北的47万精锐部队被全歼，东北全境解放。
这是国民党在内战中遭受的第一次毁灭性打击。
更要命的是，辽沈战役刚结束，11月6日，淮海战役又打响了。
这次战役的战场就在徐州、蚌埠一带，离南京只有三四百公里。
前方战况一天比一天糟糕，南京城内人心惶惶。
陈布雷每天要处理大量军事电报和情报，对战局的严峻程度心知肚明。
他知道，这个政权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经济上的情况同样一塌糊涂。
通货膨胀失控，物价飞涨。
1948年8月，政府推行金圆券改革，强制老百姓用黄金、银元、美钞兑换金圆券，兑换比率是1:300万。
这次改革的口号喊得很响亮："反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改善民生。"
可实际效果呢？
金圆券发行后，政府规定了各种商品的限价。
老百姓不敢卖货，商店纷纷关门。
黑市交易盛行，抢购风潮此起彼伏。
更让人寒心的是，那些权贵家族却趁机发国难财。
他们提前把资产转移到海外，然后再借金圆券改革的名义，低价收购老百姓手中的黄金和美钞。
据说当时运往美国的黄金，高达数百万两。
南京城里的抢米风潮越来越频繁。
山西路一带时常传来呐喊声，那是老百姓在抢购粮食。
陈布雷的办公室离山西路不远，那些呐喊声经常传到他耳中。
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后来回忆说，那段时间陈先生经常站在办公室的后窗往外看，看着街上混乱的景象，脸上的表情凝重得可怕。
看完了也不说话，就这么沉默地回到办公桌前，继续处理文件。
政治上的矛盾同样尖锐。
1947年底，制宪国大召开，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
1948年5月，行宪政府成立，蒋介石当选总统。
表面上看，国民党终于实现了从训政到宪政的转变。
可实际上呢？
宪法规定的那些制度，大多形同虚设。
蒋介石依然把持着一切权力，军政大权一把抓。
立法院、监察院虽然有了同意权，但在蒋介石面前，这些权力根本发挥不了作用。
民主党派的参与，也只是装点门面。
青年党、民社党虽然有人进了政府，但真正的决策权还是在蒋介石手里。
这种形式上的民主，反而让更多人看清了国民党的虚伪。
陈布雷作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理秘书长，负责筹划组织各种重要会议。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些会议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还是要看蒋介石的脸色。
所谓的民主协商，不过是走个过场罢了。
民心的流失，是最可怕的。
抗战胜利后，老百姓本来对国民党还抱有希望，觉得总算可以过上安稳日子了。
可短短三年时间，这些希望全部破灭了。
内战的爆发，经济的崩溃，官员的腐败，让越来越多的人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
1947年6月，陈布雷还曾对《文汇报》的朋友说："我们国民党的举措的确不能尽如人意，但再腐败，我看至少二十年天下总可以维持。"
可仅仅一年多以后，这个判断就被现实击得粉碎。
国民党别说维持二十年，能不能撑过这一年都成了问题。
陈布雷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在这一年里急剧恶化。
长期的超负荷工作，巨大的心理压力，让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1948年10月下旬，陈布雷的二儿子陈过要去美国留学，特地来向父亲辞别。
陈过后来回忆那次见面时说，父亲的样子把他吓了一跳："精神颓丧，头发蓬乱，形容枯槁，语音低微。"
陈布雷对儿子哀叹道："前方军事溃败到如此地步，后方民心思变又如此，此时此刻，最高当局却要我写一篇《总体战》的文章，这叫我如何落笔啊！"
这篇《总体战》的文章，陈布雷一直写不出来。
不是不会写，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写。
战局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国民党的失败几成定局，还谈什么"总体战"？
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陈过离开后，陈布雷的状况更加糟糕。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
他觉得自己"脑筋已油尽灯枯了"，"衰老疲惫，思虑枯涩钝滞到了极点"。
这样的身心状态，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三】11月初：黑暗中的最后挣扎
进入11月，南京城的气氛更加压抑。
淮海战役已经打了好几天，从前线传回的消息一个比一个糟糕。
国民党军队的部署被打乱，指挥系统混乱，士气低落。
陈布雷每天都要处理大量与战事相关的文件。
作为幕僚长，他必须了解战场形势，必须为蒋介石准备各种讲话稿和文告。
可每一份电报，每一条情报，都让他更加绝望。
11月初的南京，天气阴冷潮湿。
陈布雷拖着疲惫的身躯，在办公室和官邸之间奔波。
他要主持各种会议，要处理各种文书，还要随时待命，等着蒋介石召唤。
蒋介石这段时间的脾气特别暴躁。
军事上的失利让他焦躁不安，经济上的混乱让他束手无策，各方面的压力让他几近崩溃。
这种情况下，他召开了一次又一次会议，试图稳定人心，稳住局面。
11月8日这天，又是一场重要会议。
蒋介石召集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开联席会议。
这种规格的会议，意味着事情的严重性。
陈布雷提前到会场，检查各项准备工作。
他看着陆续进场的委员们，注意到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忧虑。
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给大家"打气"，让大家相信国民党还有希望。
可希望在哪里？
陈布雷自己都不知道答案。
会议开始了。
蒋介石站在台上，开始发表讲话。
陈布雷坐在台下，拿着笔记本，记录着蒋介石的每一句话。
这是他的职责，会后他要把蒋介石的讲话整理成正式文稿，发表在报纸上。
蒋介石讲了很多，讲前线的形势，讲政府的政策，讲对未来的信心。
他的声音很大，试图用音量掩盖内心的焦虑。
台下的委员们听着，有的点头，有的沉默，谁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讲到中途，蒋介石突然提高了音量，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一出口，全场都静了下来。
陈布雷的笔停在了纸上，他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台上的蒋介石。
会议结束后，陈布雷回到办公室，开始整理蒋介石的讲话记录。
他把蒋介石说过的话，一句一句地整理成文字，准备形成正式文稿。
当写到那一句话时，陈布雷的笔再次停了下来。
他盯着自己记录的那行字，看了很久很久。
最后，他叹了口气，拿起笔，在那行字上划了一道线，把它删掉了。
这一删，改变了他的命运。
第二天，整理好的讲话稿送到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
蒋介石看了一遍，脸色渐渐沉了下来。
他把陈布雷叫了进来。
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蒋介石坐在办公桌后面，陈布雷站在桌前。
气氛很紧张，陈布雷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迫感。
二十一年来，蒋介石从来没有用这种眼神看过他。
那是一种冰冷的、审视的、充满怒意的眼神。
陈布雷心里一沉，他知道，麻烦来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成了压垮陈布雷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个下午的对话，那些严厉的训斥，那些让他无法接受的话语，彻底击碎了他最后的希望。
离开蒋介石办公室时，陈布雷的脚步踉跄。
秘书看到他的样子，吓了一跳，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需不需要叫医生。
陈布雷摇摇头，什么也没说，就这样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那天下午，陈布雷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一动不动地坐了很久。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他也没有开灯。
秘书几次想进去看看，都被他挥手示意出去。
11月9日，10日，11日，陈布雷照常上班，照常处理公务。
可所有人都注意到，陈先生变了。
他话更少了，脸色更难看了，整个人像是失去了魂似的。
11日那天，沙孟海来看望陈布雷。
沙孟海是陈布雷请到侍从室工作的，最近他刚完成了《武岭蒋氏家谱》的编撰工作。
听说陈先生身体不好，他特地来探望。
见到沙孟海，陈布雷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和他聊了几句。
沙孟海注意到，陈先生的精神状态很差，整个人瘦得皮包骨，说话的声音也很虚弱。
临走时，沙孟海握着陈布雷的手说："陈先生多保重身体。"
陈布雷点点头，目送沙孟海离开。
他不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11月12日上午，陈布雷照常去了办公室。
可同事们发现，他今天穿的那件棕黑色马裤呢长衫，显得他整个人更加枯槁了。
这位59岁的老人，身体已经瘦得脱了形，骨架都凸显出来。
下午，陈布雷提前回家了。
这在平时是很少见的，他通常要工作到很晚才回去。
可这天下午三点多，他就离开了办公室。
回到家，陈布雷对陶副官说："我要理个发。"
这个要求有些突然。
陶副官有些奇怪，但还是找来了理发师。
陈布雷坐在镜子前，理发师给他修剪头发。
镜子里的陈布雷，面容憔悴，头发花白，整个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了许多。
理完发，陈布雷对陶副官说："我今夜要赶写一些重要东西，任何客人不见，电话也不接，你也不要上来催我睡觉，我写好自己会服药睡的。"
陶副官点头答应。
陈先生经常熬夜写文章，这并不奇怪。
陈布雷说完，走上楼梯。
走到一半时，他又回过身子，对陶副官说了最后一句话："让我安静些。"
【四】11月12日夜：生命的最后时刻
陶副官退了下去，为陈先生谢绝了所有访客。
楼上的书房里，陈布雷关上了门。
房间里很安静，只有窗外偶尔传来几声狗叫。
陈布雷坐在书桌前，点起一支烟。
烟雾在昏黄的灯光下缓缓升腾，像他此刻混乱的思绪。
书桌上摆着笔墨纸砚，还有一大摞文件。
这些文件他已经看不下去了。
四天前那场训斥之后，他就再也无法集中精力工作。
那些话，像锥子一样扎在他心上。
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二十一年的追随，二十一年的忠心，到头来换来的，竟是这样的结果。
陈布雷拿起笔，在面前摆开一张白纸。
他要写信，写给那些他在乎的人，写给那些在乎他的人。
第一封信，是写给蒋介石的。
他在信中措辞谨慎，字字斟酌。
作为一个追随了二十一年的幕僚，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不想让主人难堪。
他写道："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无一毫其他私念。"
写到这里，陈布雷停了下来。
他看着这行字，苦笑了一下。
忠于我公？
他忠的到底是什么？
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理想？
而这个理想，还存在吗？
他继续写："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
这是实话。
可真正让他崩溃的原因，他却不能写出来。
那场训斥的细节，那些让他寒心的话语，他不能写，也不敢写。
写完给蒋介石的信，陈布雷拿起第二张纸，给妻子王允默写信。
这封信写得更加沉痛。
王允默跟了他这么多年，吃了不少苦。
他本来承诺，等战争结束，就离开政坛，重新做回报人，和妻子一起过平静的日子。
可现在，这个承诺永远无法兑现了。
"一待国家太平无事，即当摆脱政务，重回新闻记者之岗位，专以文章报国。"
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可他知道，国家不会太平了，他也回不去了。
接下来，他又写了几封信，分别给兄弟、给朋友。
张道藩、洪兰友、潘公展、程沧波、陈方、李惟果、陶希圣……这些都是跟他共事多年的人，有些事情需要交代清楚。
每一封信都写得很仔细，公事私事交代得清清楚楚，一丝不苟。
这是陈布雷的性格，做事从来都是这样认真负责，哪怕是写遗书。
写完这些信，陈布雷又拿出一张纸，开始写"杂记"。
这是写给自己看的，是对这一生的总结。
"人生到了不能工作，不能作思虑，则生命便失去其意义，没有意义的生命，留之何用。"
他写下这句话，笔尖在纸上停留了很久。
是的，他已经无法工作了。
不是身体上的无法工作，而是精神上的无法工作。
他无法再昧着良心写那些违心的文字，无法再继续扮演那个听话的笔杆子。
可他也无法离开。
离开意味着背叛，意味着辜负了蒋介石二十一年的知遇之恩。
在陈布雷的观念里，"知遇之恩"是很重的。
这种传统的士大夫思想，束缚着他，让他无法自拔。
进退两难，无路可走。
唯一的出路，只有死。
陈布雷继续写道："现在我真是衰老疲惫，思虑枯涩钝滞到了极点了，就是一部机器，用了二十年以上，也要归于废旧的，何况有形的身体。"
一部用了二十年的机器——这是他对自己的定位。
多么悲哀的比喻。
他曾经以为自己是蒋介石的谋士，是可以为国家出谋划策的文人。
可到头来，他不过是一部机器，一支听话的笔罢了。
写完这些，陈布雷放下笔，站起身来。
他走到窗边，推开窗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外面的夜很黑，很冷。
南京城已经沉睡了，只有零星的灯光还在闪烁。
再过几个月，人民解放军就会攻到这里。
这个政权，这个他服务了二十一年的政权，即将走到尽头。
可他看不到那一天了。
也许这样也好，至少他不用再违心地为这个腐朽的政权辩护，不用再写那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文字。
陈布雷回到书桌前，打开了抽屉，拿出那瓶安眠药。
这是他每晚都要服用的，失眠症让他必须依靠药物才能入睡。
他倒了一杯开水，然后开始把药片倒进口中。
一粒，两粒，三粒……他一口水一口水地咽下去，直到瓶子空了。
做完这一切，陈布雷走到床边，躺了下来。
他望着天花板，脑海里浮现出这二十一年的画面。
1927年第一次见蒋介石，那时候他还以为遇到了值得辅佐的明主。
1936年成为侍从室主任，那时候他觉得自己可以为国家做些事情。
抗战时期写下那些激昂文字，那时候他相信自己在为民族而战。
可现在呢？
一切都变了。
国家到了这步田地，民不聊生，前线溃败，而那位他追随的人，却还在说着那些不切实际的话。
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当他试图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不同意见时，换来的却是严厉的训斥。
那场训斥让他明白了一件事：蒋介石需要的从来不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谋士，而是一支听话的笔。
药效开始发作了，陈布雷感到意识逐渐模糊。
他闭上了眼睛，最后一个念头是：也许，这样也好。
窗外传来了梆子声，是打更的人在报时。
三更天了，夜已深沉。
陈布雷的呼吸越来越微弱，越来越微弱……最终，停止在了这个冰冷的冬夜。
11月13日清晨，陶副官推开门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场景：陈布雷侧躺在床上，面色发青，已经没有了气息。
床头柜上，十封遗书整齐地摆放着，那个空掉的安眠药瓶，无声地诉说着这位文人最后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