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遵义会议文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相关史料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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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的贵州遵义，北风呼啸，雪花纷飞。
贵州高原的寒冬格外刺骨，红花岗区子尹路一栋二层小楼里，一场关乎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会议正在紧张进行。
这便是后来载入史册的遵义会议。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
27平方米的会议室内，20名与会者围坐在长条木桌旁，桌下放着火盆取暖，煤油灯和老钟静静见证着这个历史时刻。
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及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
会议的焦点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
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让八万多红军锐减至三万余人，血的事实摆在面前，大多数与会者都认识到了军事指挥错误的严重性。
当会议讨论渐趋明朗时，一个29岁的年轻政治局候补委员何克全突然站起身来，以尖锐的话语打破了会场的宁静。
【一】风雨如磐的历史背景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开始长征。
这次战略转移的决策，源于当时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
以秦邦宪和李德组成的"三人团"，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
秦邦宪，又称博古，1907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26年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9月，博古被选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成为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重要成员。
1930年回国后，由于王明的提拔，博古迅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1931年9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年仅24岁的博古担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成为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德国共产党员。
1932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中国，担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军事顾问。
李德虽然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过军事教育，但对中国的具体情况缺乏了解，完全按照苏联的军事理论和欧洲的作战经验来指挥中国的革命战争。
这个"三人团"采用单纯防御的战略，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使红军在装备和人数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与强大的敌军硬拼消耗。
这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军事指挥方式，给红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从1933年9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历时一年，红军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在错误军事路线指导下，最终遭到失败。
长征初期，红军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的过程中损失惨重。
特别是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在广西兴安县、全州县、灌阳县境内，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进行了壮烈的湘江战役。
经过四天四夜的激战，红军虽然突破了湘江，但人员损失过半。
除被阻于湘江东岸的部分部队外，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湘江，但人数已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
如此严重的损失，不仅是战略上的失败，更是对红军指战员信心和士气的沉重打击。
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陈树湘在率部担任后卫掩护主力渡江时，腹部中弹被俘，他用手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实现了"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红三军团第六师师长李天佑后来回忆说："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指战员发扬了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
面对如此严重的损失，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和不满。
许多干部在长征途中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等人多次对李德的军事指挥提出异议。
当时的红军实际指挥李德，不顾敌人调集40多万的围堵，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2、6军团的会合上，坚持按原计划向湘西前进。
这个决定如果执行，红军将面临被敌人重重包围的险境。
伟人此时力主摆脱敌人主力，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争取主动。这个主张得到了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人的赞同。
蒋介石得知红军有可能进入贵州后也大为震惊，立即调集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滇桂四省的兵力，共约150余个团，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包围。
红军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急需在重重包围中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在这种背景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错误的条件日趋成熟。
【二】会议前的紧张筹备
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党内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错误的不满情绪达到顶点。
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这次会议成为遵义会议的重要铺垫。
在黎平会议上，经过激烈争论，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同志赞同伟人提出的西进渡乌江北上、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意见。
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川黔边进军，并决定攻入遵义后召开政治局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初步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但这种批评还是比较温和的，没有触及根本问题。
博古虽然在会上作了一些让步，但对自己的错误认识还不够深刻。
李德对会议的决定表示不满，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
这次会议进一步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重申了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更为重要的是，猴场会议为加强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改变军事上由李德专断的状况，作出了一个关键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创造了条件。
1月2日，在红一军团第二师的协助下，伟人、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随同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安全渡过乌江。
至1月6日，中央红军主力分别从三个渡口全部渡过乌江。
1月7日，红一军团第二师袭占遵义城，为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
攻占遵义对红军来说意义重大。
遵义是贵州北部的重要城镇，人口约3万，商业比较发达，物资相对丰富，而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川黔交通的要冲。
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获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宝贵机会。
1月9日，伟人随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同张闻天、王稼祥住在新城古式巷原黔军旅长易少荃的宅邸。
这几天，他们就会议的议题和发言内容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和准备。
根据史料记载，张闻天按照会前与伟人、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准备在会上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系统报告。
会议的筹备工作紧张而周密。会议地点选在子尹路一栋二层小楼，这里原是黔军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
这栋建筑是一座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建筑，楼上的一间房子被选作会议室。
房间不大，只有27平方米，东壁有一只挂钟，西壁挂着一盏马灯，屋子中央摆放着一张板栗色的长方形木桌，周围摆放着一圈椅子。
由于是寒冬季节，贵州高原格外寒冷，会议室内在桌下放置了一个火盆取暖。
会议桌上放着几盏煤油灯照明，整个会议室显得庄严肃穆。这个小小的会议室即将见证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
1月15日上午，与会人员陆续到达会议室。
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伟人、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以及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列席会议。
整个会议共有20人参加。
【三】会议现场的激烈交锋
1935年1月15日下午，遵义会议在子尹路96号二楼会议室正式开始。
会议室虽然不大，但承载着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任。经历了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每个与会者都深切感受到了革命面临的严峻形势。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
博古在报告中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反动力量的强大，认为敌人在军事技术装备上占有很大优势，红军在兵力对比上处于劣势。
他强调帝国主义直接援助国民党，国民党军队武器装备的优势，以及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的不足等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造成的。
博古还在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中采取的错误战略方针进行辩解，认为当时采取的方针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
他说："我们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敌人力量过于强大。"
博古的报告结束后，周恩来接着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
与博古不同的是，周恩来在报告中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指出主要问题出在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上。
周恩来在报告中承认："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的原则错误。"
周恩来还在报告中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他说："作为军委副主席，我对这些错误应该负责。"
同时，他也说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周恩来的自我批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赢得了与会者的尊重。
随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伟人、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题为《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
张闻天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提出了今后应该采取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
张闻天在报告中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责任在于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的根源在于'左'倾教条主义，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而是生搬硬套外国的经验。"
张闻天的报告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成。
他的发言为会议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也为接下来伟人的重要发言奠定了基础。
然后，伟人作了长篇发言。
他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
伟人在发言中深刻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提出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
他详细分析了"左"倾军事路线在战略指导、作战指挥、兵力部署等方面的错误，并提出了正确的军事原则。
他强调要实行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要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要实行运动战，反对阵地战和堡垒战。
伟人的发言既有深刻的理论分析，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军事斗争的规律，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理论水平。
王稼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多数同志也相继发言，都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伟人、张闻天提出的意见。
王稼祥在发言中明确表示支持伟人参与军事领导。
朱德作为红军总司令，在发言中详细介绍了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具体作战情况，用事实证明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
刘少奇在发言中从政治工作的角度分析了失败的原因，认为军事上的错误必然会影响到政治工作的开展。
陈云在发言中支持改变军事领导，认为应该让懂军事、有实践经验的同志来指挥红军。
这些发言进一步揭露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强调了纠正这些错误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会议室内的讨论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多的与会者认识到了问题的实质。
【四】年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意外挑衅
正当会议讨论逐渐形成共识时，坐在会议室一角的何克全突然站了起来。
这位29岁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神情激动地准备发言。会议室内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他。
何克全，化名凯丰，1906年2月2日生于江西萍乡，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1925年夏从萍乡中学毕业后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1926年在武汉参加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的宣传活动。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底被选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凯丰与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同窗学习，接受了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
1930年回国后，由秦邦宪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担任了重要职务。
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年仅28岁的凯丰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由于留苏背景，凯丰对苏联的理论和经验深信不疑，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奉若神明。
在他看来，博古、李德代表的是正统的马列主义路线，而伟人不过是缺乏理论素养的实用主义者。
这种认识上的偏差，使他在这个关键时刻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实际上，在会议召开之前，凯丰就曾受博古的指使，在与会人员中进行过不正当的拉票活动。
当他找到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时，直接说："你们不要跟着伟人跑，伟人这个人不行。"
聂荣臻当场予以拒绝，并严肃地批评了他这种做法。
凯丰随后向博古汇报时抱怨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怎么也不听我们的。"
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认为只有像博古、李德这样接受过"正统"教育的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
作为博古的坚定支持者，凯丰不能接受会议上对博古、李德的批评。
他认为李德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过正规的军事理论，代表的是科学的军事思想。
而伟人虽然有一定的军事实践经验，但缺乏系统的军事理论学习，算不上真正的军事家。
在凯丰看来，中国革命必须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必须严格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执行，不能搞所谓的"中国特色"。
他对伟人一直坚持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做法很不理解，认为这是对马列主义的背离。
会议进行到这个时候，凯丰再也坐不住了。
看着会议上越来越多的人批评博古、李德，支持伟人的军事主张，他觉得必须站出来为自己的同志辩护。
在他看来，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中国革命就会偏离正确的道路。
凯丰起身后，环视了一下会议室内的所有人，然后开始了他的发言。
他的声音在会议室里格外刺耳，打破了之前相对和谐的讨论氛围。
所有与会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等待着他要说些什么。
凯丰首先为博古和李德进行了辩护，认为他们的军事指挥并没有根本性的错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
他说："李德同志在莫斯科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他的军事理论是科学的、先进的。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失利就否定正确的军事路线。"
接着，凯丰把矛头直接对准了伟人。
他说道："伟人同志的军事指挥能力并不像大家说的那么高明。实际上，他指挥打仗无非就是靠看了两本书，一本是《孙子兵法》，一本是《三国演义》。这算什么军事理论，这算什么科学指挥。"
凯丰的话音一落，会议室内顿时鸦雀无声。
凯丰继续说道："我们是马列主义政党，应该用马列主义的军事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军事斗争，而不是用中国古代的兵书和小说。李德同志虽然是外国人，但他掌握的是先进的军事科学，这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凯丰的发言与会议上多数人的发言形成了强烈反差。
其他与会者大都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纠正"左"倾军事路线，而凯丰却站在相反的立场上为博古、李德进行辩护。
更为严重的是，他竟然公然贬损伟人的军事能力，这种做法不仅干扰了会议的进行，也给正在纠正错误的过程增加了阻力。
凯丰的发言让整个会议室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他那句"你打仗不就是靠两本杂书"的话，如一颗重磅炸弹在会议室内炸响。
所有与会者的目光都聚焦在伟人身上，等着看这位备受争议的军事领导人如何应对这个当众的羞辱。
李德在一旁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没想到在这个关键时刻还有人为自己辩护。
博古也暗暗松了一口气，觉得凯丰说出了自己想说却不敢说的话。其他与会者则面面相觑，都在想象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聂荣臻皱起了眉头，他想起了会前凯丰找他谈话时的那种傲慢态度。
彭德怀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作为一个直性子的军人，他最看不惯这种故作高深的表现。朱德摇了摇头，似乎对这个年轻人的表现很失望。
会议室内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伟人的反应。
【五】伟人的巧妙反问
面对凯丰的当众挖苦，伟人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愤怒或者慌乱的神情。
他慢慢地站起身来，目光平静地看着凯丰，整个会议室内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屏息凝神，等待着这位被质疑的军事领导人的回应。
伟人的第一句话出人意料地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