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社保局三楼档案室的灯光总是昏黄的。
二叔肖洋坐在那张掉了漆的木桌前，手指抚过泛黄的登记册页边，动作轻得像在触碰易碎的梦。
他在这里坐了三十年。
下个月就要退休了，人事科的小年轻已经开始悄悄议论欢送会的安排。可二叔的办公桌，依然干净得没有一张私人照片。
全局上下都知道征缴科有个“肖老倔”，业务顶呱呱，却三十年没挪过窝。从黑发小伙坐到两鬓斑白，科员还是科员。
新来的年轻人私下传：他年轻时跟领导拍过桌子。
可具体为了什么，没人说得清。
直到那个秋雨绵绵的下午，二叔把我叫到楼梯间。
烟雾缭绕中，他盯着窗外的雨帘，突然开口：“杨子晋，你记住，在社保局干活，有一个数千万不能少核对。”
他的手在微微发抖。
“我当年就是少核对了一次，找错了人吵架，搭进去一辈子。”
“你千万别学我。”
雨声淅沥，他眼底有什么东西碎了。
而我那时还不知道，这句话会揭开一桩横跨三十年的秘密，牵扯出几代人的命运，以及社保局深墙里那些从未真正消散的回声。
01
我叫杨子晋，去年夏天考进市社保局。
母亲高兴得摆了三桌酒，亲戚们都说肖家终于又出了个端铁饭碗的。
其实我知道，他们话里有话。
“又”字说的是我二叔肖洋。
他在社保局干了整整三十年，我到报到那天才知道，他居然还在征缴科做普通科员。
人事科李科长领我去科室时，在走廊碰见二叔。
他端着印有“为人民服务”的搪瓷杯从开水间出来，蓝色中山装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
“肖师傅，这是你们科新来的小杨。”李科长笑着说。
二叔点点头，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两秒，便移开了。
“跟我来吧。”
声音平淡得像白开水。
办公室很大，六张办公桌两两相对。二叔的桌子在最里面靠窗位置，窗外是棵老槐树。
他把自己的位置让给我。
“你坐这儿，光线好。”
说完就把堆在桌上的几摞档案盒搬到对面角落，那里背光，白天也要开灯。
科长老赵忙打圆场：“老肖，这怎么好意思……”
“新人眼睛要紧。”二叔打断他，已经把自己的钢笔、笔记本挪过去了。
我愣在原地，不知该说什么。
母亲早就叮嘱过，二叔性子怪，让我少去招惹。可这第一次见面，他的举动让我心里发堵。
中午在食堂，几个年轻同事凑过来。
“你是肖师傅的侄子？亲的？”
我点头。
他们交换了眼神，一个圆脸姑娘压低声音：“肖师傅人其实挺好，就是……不太会做人。”
“何止不会做人。”旁边戴眼镜的男生撇嘴，“简直是块石头。沈局上次下来调研，问他工作有什么困难，你猜他说啥？”
“他说‘没有困难，按规定办就行’。”圆脸姑娘学得惟妙惟肖，“沈局脸当时就黑了。”
我默默吃饭。
眼镜男又说：“不过业务是真牛。征缴科这摊子，疑难杂症全找他。听说三十年前的老政策，他比电脑记得还清。”
“那有什么用？还不是一辈子科员。”
他们聊开了，说二叔从来不参加聚餐，不给人随礼，领导讲话他埋头记笔记，散会第一个走。
“独行侠。”有人总结。
我抬头望向食堂角落。二叔一个人坐在最靠窗的位置，面前一盘青菜一碗饭，吃得慢而仔细。
阳光透过玻璃洒在他花白的头发上，背影显得格外单薄。
那一刻我突然想，三十年，一万多个日子，他是不是每天都这样一个人吃饭？
下午科长让我熟悉系统，把一叠养老金发放明细表交给我核对。
“仔细点，这关系到老百姓的吃饭钱。”
我埋头干活。数字密密麻麻，看了半小时眼睛就花了。
起身倒水时，路过二叔的座位。
他正戴着一副老花镜，核对同样的表格。左手按着计算器，右手用红笔在纸上做记号，嘴唇无声地动着。
桌上摊着三本不同的政策汇编，边角都翻烂了。
“二叔。”我小声叫。
他抬起头，眼神有些茫然，好像刚从另一个世界回来。
“有事？”
“没，就是……您核对这么仔细啊。”
他看看我手里的表格，眉头微微皱起：“你核完了？”
“还没，眼睛有点花，歇会儿。”
“拿过来。”
我把表格递过去。他接过，随手翻了几页，抽出红笔。
“这里，小数点错了。”
“还有这，工龄多算了一个月。”
“这个身份证号少了一位。”
不到五分钟，圈出七八个错误。我的脸火辣辣地烧。
“养老金是老百姓的活命钱。”二叔放下笔，声音不高，“错一个数，可能就有人一个月吃不饱饭。”
他把表格推回来：“重核。”
我臊得说不出话，拿着表格灰溜溜回座位。
从那刻起，我知道这份工作，和二叔这个人，都比我想象的复杂得多。
窗外的槐树叶子开始泛黄。
秋天来了。
02
工作一个月后，我渐渐习惯了社保局的节奏。
朝八晚五，文件如山。老百姓来了，有的哭有的闹，有的千恩万谢。
二叔永远是科室里最安静的那个。
他早上七点半准时到，拖地、擦桌子、打开水。等我们八点踩着点进门时，办公室已经窗明几净。
科长说过好几次：“老肖，这些活儿让年轻人干。”
二叔总是摇头：“顺手的事。”
他确实顺手。三十年的习惯，像刻在骨头里。
我开始观察他。
二叔核对表格时，会先把老花镜擦三遍。写报告用钢笔，蓝黑墨水，字迹工整如印刷体。档案盒按年份、类别排列，标签一律手写，字体大小完全一致。
有种近乎偏执的整齐。
科里年轻人私下叫他“机器人肖”。
“你说他有没有笑过？”午休时，圆脸姑娘小周问我。
我想了想，摇头。至少我没见过。
“听说他离婚快二十年了，女儿跟了前妻，现在在国外。”小周神秘兮兮，“为啥离的？”
“不知道。”我老实说。
母亲从不提二叔的家事。只知道二婶走得很决绝，再没回来过。
有一次，省里下来检查，要看十年前某企业的社保补缴记录。
科长急得冒汗：“那时候还没完全电子化，纸质档案不知道塞哪儿了。”
二叔起身，一言不发走出办公室。
十分钟后，他抱着一个蓝色档案盒回来，放在检查组面前。
“1998年到2008年，所有补缴记录都在这里。”
检查组的领导翻看后，惊讶地问：“这些都是你整理的？”
二叔点头。
档案盒里，每年一个文件夹，每月一张汇总表，每家企业都有编号。纸张泛黄，但字迹清晰，装订整齐。
“这工作量不小啊。”领导感慨。
二叔还是点头，没说话。
检查组走后，科长拍他的肩：“老肖，立了一功！”
二叔只是把档案盒放回原处，坐回座位，继续核对今天的发放表。
仿佛刚才的事不值一提。
但我注意到，他放档案盒时，手指在盒盖上停留了几秒。
那动作很轻，像在抚摸什么珍贵的东西。
那天快下班时，二叔突然叫我。
“杨子晋，过来。”
我走到他桌前。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个牛皮纸笔记本。
本子很旧了，边角起毛，用橡皮筋捆着。
“这是我刚工作时记的。”他说，“那时候没电脑，全靠手记。政策变化，业务要点，容易出错的地方，都写里面了。”
他把本子递给我：“有空看看。”
我接过，沉甸甸的。
“谢谢二叔。”
他摆摆手，示意我可以走了。
回到座位，我翻开笔记本。第一页写着：1989年3月，入职。
字迹比现在更青涩，但一样工整。
里面记录着各种政策条款、计算公式、案例备注。有些页边还画了示意图，标注着“重点”“易错”“核对三遍”等字样。
翻到中间，有一页被折了角。
上面用红笔写着：养老金发放，生死核对是关键。少核一次，可能出错一辈子。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1994年7月，李建国案例，切记。
李建国是谁？我皱起眉头。
抬头看二叔，他正望着窗外。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斑驳的墙面上。
那影子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
笔记本在我手里突然有了温度。
这不是普通的工作笔记。
这是一个人在某个岗位上，用三十年时间，一笔一画刻下的年轮。
而我隐隐感到，那句“少核一次，可能出错一辈子”，说的不只是工作。
03
十月中旬，局里组织秋游。
科长在会上动员：“今年去西山看红叶，大家都要去啊，集体活动。”
他说“大家”时，特意看了二叔一眼。
二叔低着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秋游那天，大巴车上热热闹闹。年轻人凑在一起打牌，中年人聊孩子教育，领导们坐在前排谈工作。
二叔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靠窗位置，看外面的风景。
我本来想过去陪他，被小周拉住了。
“别去，肖师傅不喜欢人打扰。”
车开到半路，沈旭尧副局长上了车。他本来要开会的，临时改了行程。
沈局五十出头，梳着背头，西装笔挺，说话中气十足。
“老肖也在啊。”他一眼看到二叔，笑着走过去，“今年可不能再缺席了。”
二叔站起身：“沈局。”
“坐坐坐。”沈局按着他的肩坐下，自己也坐在旁边，“咱们好久没聊聊了。”
车上瞬间安静了。打牌的停了，聊天的停了，所有人都竖起耳朵。
沈局声音洪亮：“老肖，再有半年就退休了吧？时间真快，咱们共事也快三十年了。”
二叔点头：“是。”
“有什么想法没？退休生活怎么安排？”
“还没想。”
“我听说你女儿在美国？不打算过去享享福？”
“她忙。”
对话干巴巴的。沈局脸上的笑容有点僵。
科长赶紧过来打圆场：“沈局，听说您儿子保研成功了？真厉害！”
话题被引开，大家又开始说笑。
我偷偷看二叔。他还是望着窗外，侧脸线条紧绷。
到西山后，大家三五成群爬山拍照。二叔走得慢，渐渐落在后面。
我在半山腰的亭子等他。
他上来时，额头有细汗，喘气有点重。
“二叔，喝口水。”我把矿泉水递过去。
他接过，喝了一小口，在亭子边坐下。
山风吹过，红叶簌簌落下。
“您和沈局……”我试探着开口。
“共事多年。”二叔打断我，语气平淡。
“可我听说……”
“听说什么？”他突然转头看我，眼神锐利。
我噎住了。
二叔转过头，继续看山景。过了很久，他才说：“有些事，听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那什么是真的？”
他沉默了。山风越来越大，吹乱他花白的头发。
下山时，我们走在最后。夕阳把影子投在石板路上，一长一短。
快到停车场时，二叔突然说：“杨子晋，在单位里，做好自己的事就行。别人的事，少打听。”
“可是……”
“没有可是。”他语气坚决，“记住我的话。”
大巴车启动时，我透过车窗看见沈局在和几个人说笑，声音透过玻璃隐隐传来。
二叔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
但我看见，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握得很紧。
指节发白。
回到市区已经晚上七点。我在小区门口和二叔分开，他住在老家属院，我租的房子在隔壁街。
走到一半，手机响了，是小周。
“子晋，你跟肖师傅一起回来的？”
“是啊，怎么了？”
“跟你说个事，你可别往外传。”小周压低声音，“我也是听老同志说的。二十多年前，肖师傅和沈局大吵过一架，就在局长办公室。”
我心里一跳：“为什么？”
“具体不清楚。那时候沈局还是科长，肖师傅是业务骨干。吵得特别凶，整个楼道都听见了。”
“后来呢？”
“后来肖师傅就被边缘化了呗。本来要提副科的，黄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晋升过。”
我握着手机，手心出汗。
“因为什么事吵的？”
“真不知道。老同志们也说不清，好像跟什么‘核对’有关。反正从那以后，肖师傅就变了个人。”
挂掉电话，我站在路灯下发呆。
秋风吹过，落叶在脚边打转。
我想起二叔笔记本里那句话：少核一次，可能出错一辈子。
还有那个名字：李建国，1994年7月。
这中间，到底藏着什么？
回到出租屋，我翻开二叔给的笔记本，找到那页折角。
“养老金发放，生死核对是关键。”
“生死核对”四个字下面，画了两道横线。
什么是生死核对？
我查了现在的规定，养老金发放前，要核实领取人是否健在。通常通过年度认证、大数据比对等方式。
但三十年前呢？
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智能手机，甚至没有完善的户籍联网系统。
怎么核对？
如果核对遗漏了，会怎样？
窗外传来远处火车经过的声音，轰隆隆，像沉闷的雷声。
夜还很长。
04
进入十一月，天气转冷。
社保局大厅开始供暖，但办公室依然有些阴冷。二叔的座位在角落，更显寒凉。
我发现他最近总咳嗽，咳得很轻，但停不下来。
“二叔，您是不是感冒了？”一天早上，我忍不住问。
他摇头，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铁皮盒子，取出一片润喉糖含着。
“老毛病，气管不好。”
“去医院看看吧。”
“没事。”
他的搪瓷杯里，热水永远冒着热气。办公桌抽屉里，除了文件就是药。
止咳糖浆、润喉片、枇杷膏，摆得整整齐齐。
我开始帮他打热水。第一次去时，他愣了一下，但没说什么。
后来就成了习惯。每天早上我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拿起他的杯子去开水间。
小周悄悄说：“你对肖师傅真好。”
“他是我二叔。”
“可他对你也不热情啊。”
我笑笑，没解释。
有些事不需要解释。
十一月中旬，科长让我独立处理一批养老金发放复核。
“这是考验你的时候了。”科长拍拍我的肩，“仔细点，老肖盯着呢。”
我压力很大。二百多份表格，每份都要核对姓名、身份证号、发放金额、发放月份、银行账号……
二叔就在对面，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
埋头干了三天，眼睛酸涩，脖子僵硬。
交表时，手都在抖。
科长大致翻看后，递给二叔：“老肖，你再把把关。”
二叔接过，戴上老花镜，一页一页看。
办公室里安静得只剩下翻纸声。
半小时后，他把表格还给我。
“错了三个。”
我心里一沉。
“这个，身份证号最后一位，7看成1。”
“这个，金额小数点往前移了一位。”
“还有这个，银行账号少输了一个数字。”
他的红笔圈出错误，笔迹清晰如刀刻。
“为什么错？”他问。
我低头：“看花眼了。”
“不是看花眼。”二叔声音平静，“是心里急，想快点干完。对不对？”
我无法反驳。
“杨子晋，这份工作最不能急。”他放下笔，“每一个数后面，都是活生生的人。你急一分钟，可能让别人急一辈子。”
他把表格推过来：“重做。错一个，全部重来。”
有年轻同事投来同情的目光。我脸上发烫，但没吭声。
那天加班到晚上八点。办公室只剩我和二叔。
他也没走，在整理一堆陈年档案。灯光下，他的背影佝偻得厉害。
我核完最后一份表格，长舒一口气。
“二叔，我核完了。”
他走过来，拿起表格，抽出其中几页，快速浏览。
“嗯。”
就一个字，但我如释重负。
“我送您回去吧，天晚了。”
二叔犹豫了一下，点点头。
走出办公楼，寒风扑面。二叔裹紧旧棉衣，咳嗽了几声。
“二叔，您这咳嗽真得去看看。”
“看了，慢性支气管炎。几十年了，治不好。”
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长。走到家属院门口，他停下。
“进来坐坐吧，喝口热水。”
我有些意外。这是他第一次邀请我。
二叔住在一楼，两室一厅。家具都是老式的，但收拾得一尘不染。
客厅墙上挂着一幅字：清风徐来。
字写得很好，笔力遒劲。
“您写的？”我问。
二叔正在泡茶，回头看了一眼：“嗯，年轻时候写的。”
“真好。”
“坐吧。”
茶是普通的绿茶，但泡得讲究。水温、时间都恰到好处。
我们默默喝茶。客厅里只有钟摆的滴答声。
“二叔，”我鼓起勇气，“您觉得我适合这份工作吗？”
他抬眼看看我：“为什么这么问？”
“我怕做不好。怕出错，怕辜负……”
“怕就对了。”二叔放下茶杯，“知道怕，才会仔细。最怕的是不怕的人。”
“可是您从来不犯错。”
他笑了。很轻很淡的笑，我第一次看见。
“谁说的？我也犯过错。”
“什么错？”
笑容消失了。他看向墙上的字，眼神飘远。
“一个大错。”
客厅又安静下来。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二叔，1994年7月，李建国是谁？”
茶杯在桌上轻轻一晃。
二叔的手停在半空，几秒钟后，慢慢收回。
“你看到了。”
“笔记本里写的。”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窗外是光秃秃的葡萄架，在夜色里像黑色的骨架。
“李建国……”他缓缓说，“是一个我忘不掉的人。”
“他怎么了？”
二叔转过身，脸上是我从未见过的疲惫。
“太晚了，你该回去了。”
逐客令下得突然。我只好起身。
走到门口，二叔叫住我。
“杨子晋。”
“嗯？”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有些事情不对，但所有人都说那是正常的，你会怎么办？”
我想了想：“查清楚。”
“如果查清楚会得罪人，会毁了自己的前程呢？”
我愣住。
二叔摆摆手：“回去吧，路上小心。”
门在身后关上。我站在寒冷的楼道里，久久没动。
二叔的问题，像一颗石子投入心湖，涟漪一圈圈荡开。
回到出租屋，我睡不着。
打开电脑，在内部系统里搜索“李建国”。
没有结果。
搜索1994年7月的养老金发放记录，权限不足。
窗外，城市的灯火彻夜不眠。
而我忽然明白，二叔这三十年，可能一直都醒着。
05
十一月的最后一个周一，社保局大厅格外忙碌。
临近年底，来办事的人多了起来。咨询台前排起长队，电话铃声此起彼伏。
我在窗口值班，办理养老金资格认证。
一个中年妇女挤到最前面，把一沓材料拍在柜台上。
“同志，我要查我爸的养老金！”
她叫卢秀琴，四十多岁，头发凌乱，眼睛红肿。
“您别急，慢慢说。”我接过材料。
“我爸卢广明，三年前去世的。他退休前是第三纺织厂的，养老金一直正常发。可我最近对账，发现有问题！”
“什么问题？”
“金额不对！”她声音很大，引得周围人都看过来，“我爸的工龄、职称、级别，每月应该领2286元。可实际发放记录里，有几个月只有1800多！”
我一边安抚她，一边在系统里查询。
卢广明，男，1938年生，第三纺织厂退休职工，2017年3月去世。
养老金发放记录显示，从2015年1月到2017年2月，每月实发金额确实是2286元。
“卢女士，系统显示金额是对的。”
“不可能！”她激动地拍柜台，“我手上有银行流水！你看，2016年8月、9月、10月，三个月都是1820元！”
她把手机屏幕凑过来。银行流水截图确实显示，那三个月入账金额是1820元。
系统记录和银行流水对不上。
这种情况很少见。我一时不知如何处理。
“同志，这钱哪去了？是不是被谁贪了？”卢秀琴声音颤抖，“我爸病重那几个月，就指着这点钱买药啊……”
周围群众开始议论纷纷。
值班科长赶过来，把卢秀琴请到调解室。我也跟了过去。
调解室里，卢秀琴哭起来。
“我爸肺癌晚期，每个月药钱就要两千多。养老金是唯一的收入，少发几百块，药就得少吃几样。同志，你们说这是不是要命的事？”
科长一边安慰，一边让我调取详细发放记录。
我回办公室查数据，二叔抬起头。
“怎么了？”
我把情况简单说了。
二叔眉头微皱：“系统记录和银行流水不符？”
“嗯，差了四百多块。”
“哪几个月？”
“2016年8、9、10三个月。”
二叔站起身：“我去看看。”
我们回到调解室。卢秀琴还在哭，桌上摊着一堆材料：她父亲的死亡证明、户口本、退休证、银行流水、医药费单据……
二叔没说话，拿起那些材料，一页一页仔细看。
他看得很慢，手指在纸上轻轻划过。
当看到一张“养老金待遇核定表”时，他的手停住了。
那是卢广明1998年退休时填的原始表格。纸张已经泛黄，字迹模糊。
二叔凑近了些，从口袋里掏出老花镜戴上。
“这里。”他指着表格上的一行字，“‘转入原单位账户补发’。”
科长凑过去看：“这是什么意思？”
二叔没回答，继续翻看其他材料。又找到几张九十年代的工资条、补贴发放记录。
他的脸色越来越凝重。
“卢女士，”他终于开口，“您父亲的档案，可能需要调阅更早的记录。”
“什么记录？”
“他退休前的工资调整记录，特别是……”二叔停顿了一下，“特别是1994年左右的。”
卢秀琴愣住了：“1994年？那都二十多年前了！”
“是的。但养老金计算涉及整个工作期间的工龄和工资基数。有时候，几十年前的一个小错误，会影响几十年后的发放金额。”
“您的意思是，我爸养老金的问题，可能是二十多年前就埋下的？”
二叔点点头：“有可能。”
调解室里一片安静。
窗外，乌云聚集，要下雨了。
科长打破沉默：“老肖，这事儿……是不是得慎重？”
二叔看他一眼：“老百姓的钱，一分都不能错。错了就要查清楚。”
“可是跨这么多年……”
“三十年也得查。”二叔语气坚决。
卢秀琴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同志，您一定要帮我查清楚！我爸走得不安心，我这三年就没睡过一个好觉！”
二叔拿起那张1998年的待遇核定表。
“这个表，是谁核对的？”
“当时经办人签了字。”我指着表格底部的签名栏。
两个签名。一个经办，一个复核。
经办人的签名是：朱。
复核人的签名是：肖洋。
二叔盯着那个“肖洋”，看了很久。
“这个表……”他声音干涩，“是我复核的。”
雨点开始敲打窗户。
调解室里，只剩下雨声和压抑的呼吸声。
卢秀琴看看二叔，又看看我，眼神困惑。
科长清了清嗓子：“老肖，你确定？1998年的事，还记得？”
二叔没回答。他还在看那张表，眼神复杂得像要把纸看穿。
“我需要调阅1994年第三纺织厂的工资调整档案。”
“老肖……”
“还有，”二叔抬起头，“我要看当年所有‘转入原单位账户补发’的记录。”
他的语气不容置疑。
窗外，雨越下越大。
我忽然想起二叔笔记本里的那句话：少核一次，可能出错一辈子。
卢秀琴的父亲卢广明，第三纺织厂。
李建国呢？他是谁？也是第三纺织厂的？
1994年7月，到底发生了什么？
二叔站起身，对卢秀琴说：“您先回去，把材料复印件留一份。我们需要时间调查。”
卢秀琴千恩万谢地走了。
调解室里只剩下我们三人。
科长关上门，压低声音：“老肖，这事儿……是不是别往大了闹？年底了，局里要评先进……”
二叔打断他：“老赵，如果这钱真的少了，是老百姓的救命钱。先进不先进的，比人命重要吗？”
科长噎住了。
“我要调档案。”二叔重复。
“得走程序，得领导批……”
“那就去批。”二叔拿起那张核定表，“我现在就去找沈局。”
他转身走出调解室，背影挺得笔直。
我和科长对视一眼，赶紧跟上去。
雨哗啦啦地下。
走廊里，二叔的脚步声坚定而急促，像某种宣告。
06
沈旭尧副局长的办公室在四楼东头。
我们上去时，秘书说沈局在开会。二叔就站在走廊等。
雨点敲打着走廊尽头的窗户，天色阴沉。
科长小声劝：“老肖，要不明天再来？这么急……”
“等不了。”二叔盯着办公室的门。
等了大约二十分钟，会议室门开了。沈局和几个人说笑着走出来。
看到我们，他笑容微敛。
“老肖？有事？”
“沈局，有紧急情况需要汇报。”二叔语气平静。
沈局看看我们三人，点点头：“进来吧。”
办公室宽敞明亮，红木办公桌，书架摆满文件和奖杯。墙上挂着“廉洁奉公”的书法横幅。
二叔开门见山，把卢秀琴的情况说了，递上那份1998年的核定表。
沈局接过去，看了几眼。
“1998年的老档案？”他抬头，“这么久了，现在翻出来查？”
“老百姓的钱，不能错。”二叔重复这句话。
沈局靠在椅背上，手指敲着桌面。
“老肖，我理解你的责任心。但你也知道，九十年代档案管理不规范，很多纸质材料都残缺不全。现在去查二十多年前的事，难度大，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容易引发不必要的麻烦。”沈局坐直身体，“第三纺织厂2003年就破产了，相关人员都散了。你现在去查，如果真查出问题，怎么解决？谁来解决？”
“先查清楚，再想办法解决。”二叔说。
“怎么查？调阅二十多年前的工资档案？你知道那得多少部门协调吗？财政、档案、原单位留守处……老肖，咱们社保局是办事机构，不是侦查机关。”
气氛僵住了。
科长赶紧打圆场：“沈局说得对，这事儿确实复杂。要不……咱们先内部核实一下系统数据？也许只是银行那边的问题？”
“银行流水和系统记录都对不上，怎么可能是银行的问题？”二叔反驳。
沈局的脸色沉下来。
“老肖，你也是老同志了，应该知道工作要讲方法、讲程序。不能因为一个群众的反映，就大动干戈。”
“如果反映属实呢？”二叔盯着他，“如果确实少发了养老金，而且是救命钱呢？”
办公室里安静得可怕。
窗外的雨声显得格外清晰。
沈局缓缓起身，走到窗前，背对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