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陈布雷日记》、《中央日报》、《蒋介石日记》等相关史料记载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48年11月13日上午9时许，南京湖南路15号公馆内一片寂静。
机要秘书蒋君章照例来到陈布雷的办公室，却发现往日准时起床的陈先生房门紧闭，楼上毫无动静。
电话铃声急促响起，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催促陈布雷参加会议。
蒋君章以身体不适为由代为请假，心中却隐隐感到不安。时针指向10点，楼上依然静悄悄的，这与陈布雷规律的作息习惯截然不同。
蒋君章找来副官，两人合力撬开了房门。
映入眼帘的景象让他们震惊不已：书桌上还搁着一支毛笔，地上散落着两个安眠药的空瓶子，而陈布雷静静地躺在床上，面色蜡黄，已经没有了呼吸。
枕边放着一封遗书，开头写着："我今将不起，与兄等长别矣。"
这位曾经被誉为蒋介石"文胆"的浙江文人，在他59岁的这个深秋，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告别人世。
在他留下的十一封遗书中，详细记录了他生命最后阶段的心路历程，其中包括两天前那个改变一切的夜晚。
【一】从报人到文胆的二十一年历程
陈布雷，原名陈训恩，1890年11月15日出生于浙江宁波慈溪县一个耕读之家。
他的祖父陈士芳是茶商，父亲陈依仁排行老三，母亲应氏生育5男6女，于1905年去世。
1906年，16岁的陈布雷进入杭州浙江高等学堂，开始接触现代教育，也开始关心时事政治。
毕业后，陈布雷投身新闻事业。
1911年，21岁的他应上海《天铎报》之聘，任撰述，开始使用"布雷"这个笔名。
他才思敏捷，文笔犀利，很快在上海报界崭露头角。
1912年3月，他加入同盟会，显示出对政治的关心。
1920年，他赴上海先在商务印书馆编译《韦氏大学字典》，后任《商报》主编，成为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政论家。
1927年1月，北伐战争如火如荼之际，陈布雷与《商报》编辑潘公展一同前往南昌，采访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
这次会面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轨迹。
蒋介石对这位温和谦恭、博学多才的浙江同乡极为赏识，当即邀请他留下工作。
面对蒋介石的盛情邀请，陈布雷表现出了文人特有的谦逊。
他表示自己的志愿只是想作蒋介石的私人秘书，认为能为全国领袖服务是莫大的光荣。这种表态深得蒋介石的好感。
1927年2月，在蒋介石和陈果夫的介绍下，陈布雷正式加入中国国民党。
4月，他出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5月又赴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
从此，这位原本只想做文字工作的书生，开始了长达二十一年的从政生涯。
这二十一年中，陈布雷的职务不断变化，但他最重要的角色始终是蒋介石的"文胆"。
1928年，蒋介石重新上台后，陈布雷曾短暂回到上海任《时事新报》总主笔，但每当蒋介石要发表重要文告时，他总是被召回南京代为拟撰。
1929年3月，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陈布雷被安排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
7月1日，他被任命为浙江省教育厅长。
1930年12月15日，蒋介石亲自兼任教育部长，命陈布雷至南京任教育部常务次长，1931年6月27日又改为政务次长。
1935年2月，陈布雷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这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1945年10月侍从室撤销。
在侍从室期间，陈布雷掌管秘书和研究两组，负责处理除军事方面外的所有机要文件和函电往来，成为蒋介石身边最重要的幕僚。
【二】文字生涯中的重要作品与荣誉
作为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在二十一年中创作了大量重要文稿。
这些文稿涵盖了国民党历史上的重要时刻，每一篇都承载着特定的历史意义。
1928年，北伐成功后，陈布雷为蒋介石撰写了《祭告总理文》。
这篇祭文情真意切，字字响彻肺腑，让在场听众无不感动落泪，确立了他作为"文胆"的地位。
1936年西安事变后，陈布雷奉命撰写《西安半月记》和《对张杨的训词》。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亲自陪同蒋介石从西安返回南京，途中在洛阳过夜。
蒋介石在洛阳军官分校住宿，当夜口授大意，陈布雷连夜挥就三千余字的《对张杨的训词》，次日蒋介石一到南京就立即交给各报发表。
然而，这段写作经历给陈布雷带来了巨大的精神痛苦。
他在日记中坦言："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他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陈布雷受命创作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告抗战全体将士书》等重要文件，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严正立场。
就连蒋介石五十岁时的"感言"《报国与思亲》，也是陈布雷代为构思与执笔的。
蒋介石对陈布雷的器重可见一斑。
1939年，陈布雷即将迎来五十岁生日之际，蒋介石亲手书写"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八个字相赠，并写信说："战时无以祝嘏，特书联语以赠，略表向慕之意也。"
蒋介石虽然比陈布雷年长3岁，但总是尊称陈布雷为"兄"、为"先生"，这种礼遇在其他手下中极为罕见。
在工作中，陈布雷表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
他不仅要起草重要文稿，还要处理大量的机要文件，对各方条陈或请示裁决的文件先加签拟，供蒋介石最后审择决定。
凡是侍从室发出的密电稿，都要经他一一审阅。
【三】1948年的危急时局与经济崩溃
1948年，对国民党政权来说是极其艰难的一年。
这一年，军事上节节败退，经济上濒临崩溃，内部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整个政权已经摇摇欲坠。
军事方面，9月12日辽沈战役正式打响，这场战役对国民党来说是一场灾难。
战役历时52天，国民党在东北的精锐部队47万人全军覆没。
11月2日，沈阳失陷的消息传来，蒋介石在日记里记载"自限价取消，经国辞去管制督导员后，上海物价已日渐实涨四五倍"。
紧接着11月6日，淮海战役又拉开序幕，战火直逼南京。
经济形势同样严峻。
金圆券发行前，法币发行额比抗战前增加了40余万倍，物价上涨了3000余万倍。
以至于有人形容当时，"在中国惟一仍然全力开动的工业是印刷钞票"。
为了挽救经济危机，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以总统命令宣布开始金圆券币制改革。
8月22日是中央银行收兑金银外币的第一天，王云五接到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的祝贺电话，称群众兑换情形极其踊跃，出乎意料。
在改革首月，多数日用生活物品的价格，均回落至改革前的水平之下。
然而，踌躇满志的王云五没有想到，不久情势便急转直下，此次币制改革也成为他人生中最大的滑铁卢。
金圆券改革的失败有多重原因，改革以5亿美元作发行保证，然而保证金水分极大，其中3亿是被严重高估的各类公司资产，更有日伪产业资产根本不能到位，这为后续无节制发币、引发恶性通胀埋下隐患。
与此同时，社会上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腐败现象愈演愈烈。
陈布雷作为蒋介石身边的重要幕僚，对这些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
他曾在人前批评陈果夫、陈立夫："我过去还相信陈氏兄弟在金钱上可以过得去，不会贪污。今天一看，他们和孔、宋在争骨头。他们自己也办起什么银行和经济事业来了。他们过去骂孔、宋，今天唯恐学不到孔、宋。"
在这种背景下，民心日渐涣散，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
1948年11月4日，《中央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社论说："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希望又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奈何。靠着私人政治关系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特权豪强如故。"
这篇社论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普遍情绪。
【四】蒋经国上海打虎的失败与孔宋家族特权
为了配合金圆券币制改革，挽救经济危机，1948年8月到11月期间，蒋介石委派其长子蒋经国前往上海督导实行财政经济改革、抑制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
蒋经国抵达上海后，立下"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壮志，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打虎行动"。
期间，蒋经国鼓励部下六亲不认地执法，逮捕了60余上海经济界人物。
其中包括青帮头目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
9月2日，杜月笙长子杜维屏被逮捕。初期的打虎行动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上海的物价得到了暂时控制。
然而，一个更大的"老虎"很快出现在蒋经国面前——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经营的扬子公司。
扬子公司以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为董事长而且兼总经理，从事进出口贸易。
孔令侃在商界的诨号是"南京老虎"，依仗着显赫的家庭背景在上海经商多年。
据当事人经济检查大队长冯义宽回忆，9月底，蒋经国召集上海商人集会，并要求杜月笙出席，杜月笙表示杜维屏"违法乱纪"、"咎由自取"，但指名道姓请求蒋经国查处扬子公司，蒋经国表示会"绳之以法"。
这把蒋经国架在了火上烤。
10月2日，上海《正言报》报道《豪门惊人囤积案，扬子仓库被封》。
扬子公司以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为董事长而且兼总经理，事件轰动上海。
10月8日，上海、南京、北平的报纸争相报道此事。
面对舆论压力，蒋经国只能硬着头皮查处扬子公司。
然而，孔令侃的反应却异常强硬。
他不仅在大街上举枪威胁蒋经国的手下，还向姨妈宋美龄求助。
10月1日，与孔家关系密切的宋美龄乘坐专机从南京飞往上海，并以离开中国为要挟、以兄弟之情为理由，要求蒋经国不得逮捕孔令侃。
更令人震惊的是，10月7日，蒋介石前往北平督导战局不利的锦州战役，8日却告知北平守将傅作义因私事要返回上海，盖因收到宋美龄信件需要前往上海营救外甥孔令侃。
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蒋介石，居然为了孔令侃的事情中断军务，匆忙赶回上海处理"家事"。
到达上海后，蒋中正要求将报道此事的《大众夜报》停刊，《大众夜报》社论《请蒋督导为政府立信，为人民请命》中写道："哄动一时的沪上豪门大囤积案似有烟消云散之势，方在人民心中栽下了的对政府的一点'信仰'之幼芽，恐将因此而连根拔去，同时亦可能给当前的经管工作以致命的打击，瞻望前途，不胜忧虑。"
最终，扬子公司案不了了之。
经济管制在11月1日宣告失败，蒋经国离开上海。
这场声势浩大的"打虎行动"就这样草草收场，而其失败的关键原因正是蒋介石对孔宋家族的包庇。
蒋经国上海打虎的失败，让陈布雷看到了国民党政权的绝望。
作为蒋介石最信任的智囊，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次失败的深层含义。
孔宋家族的特权不仅损害了币制改革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彻底摧毁了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最后一丝信任。
1948年11月11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
会议结束后，陈布雷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总统府。
面对日益严峻的政治和军事形势，面对民心的彻底流失，他决定向蒋介石进行最后一次忠谏。
在总统府的办公室里，陈布雷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局势。
他向蒋介石指出，造成目前困境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孔宋家族等权贵集团的腐败行为。
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行动本来是收拾人心的绝佳机会，但最终因为对孔令侃的包庇而功亏一篑。
陈布雷的语气前所未有的激烈，他建议蒋介石必须痛下决心，彻底整治孔宋家族的贪腐问题，这是挽救政权、重新赢得民心的唯一途径。
这是他二十一年来第一次如此直接地质疑蒋介石的决定，也是他最后一次尝试改变这个政权的命运。
然而，蒋介石的反应完全出乎陈布雷的意料。
面对这位跟随自己二十一年的文胆，蒋介石没有正面回应整治孔宋家族的建议，而是冷冷地说出了一句话。
这句话如同利剑一般，瞬间刺穿了陈布雷心中最后的希望，让他彻底明白了自己在蒋介石心中的真实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