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陈毅亲赴中南海，报告潘汉年坦白的秘密，主席听后：立即逮捕

1954年冬，北风卷起故宫角楼的积雪，中南海勤政殿内灯火彻夜未熄。会上，有人提醒：革命年代的未了旧账，不能再捂。就在这句似乎随口而出的提醒之后，几份自述材料陆续送到组织面前，其中一份，赫然提到了潘汉年与汪伪高层的那场“意外碰面”。

先别急着下结论。潘汉年其人，组织里几乎无人不识。1925年写文章、办刊物的那位书生，如今已是上海市副市长。按理说，他的履历干净得很，甚至可谓光彩：特科骨干，西安事变护送周恩来，莫斯科斡旋邓文仪。可资料任谁翻阅，都找不到他与汪精卫直接碰面的官方记录，这正是问题所在——不该缺的关键环节凭空消失，总得有人说明白。

时间回拨到1943年3月。华中局情报部部长潘汉年急需核实一条传言：日伪计划对淮南根据地展开“扫荡”。侦知真假，说轻也轻，说重也重，一旦判断错误，成千上万人头落地。头绪翻来覆去，最终只剩下一个突破口——汪伪内部的李士群。

李士群不好打交道，他不是单纯的叛徒，更像赌徒，逢人便下注。潘汉年心里有数：想掏情报，先得顺着他的戏码走。没料到李士群故技重施，把他一路晃到南京汪精卫公馆。深夜里，胡均鹤低声问：“还去吗？”潘汉年只吐出两个字：“必须。”一句话，堵死退路。

3月28日上午十点，汪精卫披着灰呢长衫，在客厅等候。两人寒暄不过几句，就进入正题。汪精卫抛出“联合政府”的旧调，潘汉年客气周旋，却始终守住底线：共产党不会入你的局。对话不到二十分钟，双方心知肚明：汪精卫想拉拢一位红色特工来做门面；潘汉年只要确认“扫荡”计划真假，其他不奉陪。

可惜天底下最难防的不是枪口，而是误解。那次会面仅一次，可留下的尾巴却漫长到穿越新中国初年的政局。临别时李士群一句“今后常来”，让旁观者无限遐想。潘汉年回沪后，机要情报倒是送到了新四军，但与汪精卫会面的细节，他却迟迟没有写进汇报。

抗战胜利，解放战争，再到1949年开国，人人都在忙。淮南当年的惊险似已尘封，连潘汉年自己都以为风过去了。直到1954年高饶事件爆发，党内清查风声鹤唳，胡均鹤主动说明旧事，材料上桌，中南海重掀旧案。主席那句“让同志们自己讲”，其实给了潘汉年足够的时间。

1955年3月21日，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陈毅在西郊机场外的一辆吉普里同潘汉年长谈。陈毅拍着座椅靠背，怒而又急：“同志一场，为什么不早说？”潘汉年低头，嗓音发颤：“怕牵连别人，也怕误解。”那一晚，陈毅的眉头从未舒展。

4月1日下午三点，陈毅带着亲笔报告走进怀仁堂。主席看罢，只抬起头，语气平静：“此人从此不能信用，立即逮捕。”同日傍晚，北京饭店三层餐厅，公安部战斗组迅速包围，食客只当是抓特务的戏码，全然不知被带走的竟是副市长。

审讯并不艰难。潘汉年照实交代：夸大全投敌意向，只为探虚实，从未真心背叛。李克农亦代为佐证。但苦于缺少第三方当场佐证，口说无凭，法理终归严苛。1957年，最高人民法院判其有期徒刑十五年。某些同志私下摇头，说一句“过重”，却也明白时代无法倒带。

湖南监所劳作，潘汉年常提旧事。“若再给一次机会，当面向毛主席讲清。”听者沉默。1977年4月，病重不起，终年七十二岁。五年后，党中央下发文件，撤销原判，恢复名誉。复查材料表明：淮南未因“扫荡”而覆灭，情报起了作用；那场与汪精卫的碰面，确实没超出情报需要。

看似一句迟来的平反，却掀开了复杂的人性角落。情报工作天然游走灰色地带，“说”或“不说”，一念之间，后果天壤。潘汉年选了后者，也因此付出余生代价；而组织最终以历史资料还其清白——功是功，过是过，一笔一笔写在档案里，谁也抹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