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公元223年,蜀汉昭烈帝刘备病逝于白帝城。
对于这个偏安西南一隅的政权而言,这无疑是崩塌式的一年。
荆州已失,夷陵惨败,精锐尽丧,元老凋零。
关羽、张飞、马超、黄忠等开国猛将先后陨落,法正、马良等智囊亦随风而去。
新继位的刘禅尚且年幼,整个帝国的重担,毫无保留地压在了诸葛亮的肩上。
这是一艘在惊涛骇浪中勉强维持平衡的孤舟。
为了生存,诸葛亮必须对外修好东吴,对内平定南中,继而图谋北伐。
而在这一系列宏大的战略布局之下,一个往往被后世史家忽略、却关乎蜀汉生死存亡的核心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当诸葛亮这根唯一的擎天巨柱倒下之后,谁来维系内部脆弱的政治平衡?
在这个人才极度匮乏的时期,诸葛亮的目光并没有仅仅停留在那些声名显赫的大将身上,而是投向了一位在当时尚显年轻、面容温和的官员——费祎。
费祎的仕途起点并不算惊艳,但他拥有当时蜀汉朝堂上极为稀缺的一种特质:在极端复杂的矛盾中保持绝对理性的钝感力。
这种特质,在他初次出使东吴时便展露无遗。
刘备死后不久,为了修补破裂的吴蜀联盟,蜀汉频繁向东吴派出使者。
在众多使者中,孙权唯独对费祎另眼相看。
但这并非因为费祎卑躬屈膝,恰恰相反,是因为他面对羞辱时那种绵里藏针的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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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祎第一次来到吴国朝堂时,孙权心血来潮,决定给这个蜀国使臣一个下马威。
他命令群臣:“蜀国使臣来了后,大家都趴在桌上吃饭,别理他。”
当费祎步入大殿,孙权停下进食起身相迎,这是君王的礼节;然而两旁的东吴群臣却对他视若无睹,依旧埋头大嚼,咀嚼之声此起彼伏,场面既滑稽又充满敌意。
面对这等粗鲁的“恶作剧”,换作常人或许会因受辱而愤慨,或因尴尬而失态。
费祎却神色如常,甚至脸上还挂着一丝淡淡的笑意,他看着那些埋头苦吃的江东才俊,朗声说道:“有凤飞来,麒麟懂得吐哺停食,奈何驴骡无知,只是伏食如故。”
这句话回击得极为巧妙。既抬高了孙权(麒麟),又自比为凤,同时不动声色地将那些失礼的大臣贬为驴骡。
孙权听罢,先是一愣,随即大笑,不仅没有怪罪,反而对这个年轻人的胆识与机变大为赞赏。
随后的日子里,东吴群臣试图在言语上找回场子,诸葛恪、羊衜等人轮番发难,辞锋犀利。
费祎却始终应对自如,既不失大国体统,又不伤两国和气。
他的表现让阅人无数的孙权断定,此人绝非池中之物。
临别之际,孙权解下随身佩刀相赠,这在当时是极高的政治礼遇,并意味深长地说道:“先生是天下之淑德,将来必成为蜀朝的股肱重臣,恐怕不能常来东吴了。”
费祎接过佩刀,并未表现出受宠若惊的狂喜,他的回答依旧滴水不漏:
“臣不才,何堪当明公之任命?然而刀是用以讨不庭、禁暴乱之物,但愿大王可以勉建功业,同扶汉室,如此则臣虽暗弱,也不负这次东顾贵国之行。”
如果故事仅止于此,这不过是一段普通的外交佳话。
然而,在送行的酒宴上,半醉半醒的孙权,却借着酒劲,向费祎抛出了一个足以让蜀汉朝堂震颤的预言。
酒过三巡,孙权眯着醉眼,突然收敛了笑意,直视费祎,言语如刀:
“杨仪、魏延,皆为牧竖小人。二人虽常有鸣吠之益于时务,但既已任之,其势必不得为轻,若一朝无诸葛亮,二人必为祸乱矣。你们这样胡涂,不知防虑于此,如何为将来打算呢?”
这番话如同一道惊雷,瞬间击穿了蜀汉看似平静的表象。
孙权虽为外人,却以老辣的政治眼光,精准地刺中了蜀汉最致命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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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仪与魏延,一文一武,皆是当世奇才,却也皆是性格有着巨大缺陷的“狂人”。
他们之间的矛盾,早已不是秘密,而是蜀汉朝堂上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
孙权此时点破,无异于直接质问费祎:诸葛亮在,能压得住;诸葛亮死,国家必乱,你们这帮人到时候怎么办?
费祎一时间愕然,不知该如何作答。
这并非他才思枯竭,而是孙权的话太过沉重,且涉及本国核心人事机密,无论承认还是否认,都是政治上的失态。
关键时刻,费祎的随从董恢站了出来,替主官解围:
“杨仪、魏延之不协纯起于私忿而已,二人并无黥布、韩信等难御之心。如今正要扫除强贼,混一国内,功以才成,业由才广,若果舍此不任,辄尔防其后患,那不就等于害怕风波而废其舟楫吗?这并非长计。”
董恢的回答虽然巧妙地将矛盾归结为“私忿”,并以“因噎废食”为由挡了回去,但这番话只能糊弄场面,却无法消除费祎心中的阴霾。
孙权的预言,如同一根刺,深深扎进了费祎的心里。
他比谁都清楚,孙权说得对,那两个人的矛盾,绝非简单的私忿,而是你死我活的权力博弈。
回到成都后,蜀汉的局势并未因外部联盟的稳固而变得轻松。
随着诸葛亮开始频繁北伐,魏延与杨仪的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成为了丞相最为倚重的左膀右臂。
魏延,字文长,部曲出身,凭战功一步步爬上高位。
刘备生前对他极为器重,力排众议将汉中太守这一战略要职交给他,而非名气更大的张飞。
魏延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他独创的“错守诸围”之法,让汉中固若金汤。
在诸葛亮时代,魏延更是蜀军中无可争议的第一猛将。
从阳溪大破费瑶、郭淮,到逆战司马懿获甲首三千,魏延的军事才华在北伐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被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可谓位极人臣。
然而,魏延的性格缺陷与他的才华一样突出。
他矜功自傲,性情暴烈,除了诸葛亮,他几乎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在讲究门第与谦抑的官场,魏延就像一头闯入瓷器店的公牛,横冲直撞,令同僚避之不及。
与魏延形成鲜明对比,却又同样极端的,是杨仪。
杨仪,字威公,早年背弃曹魏投奔关羽,后被刘备相中,一路青云直上。
诸葛亮执政后,杨仪担任长史,成为了北伐大军的“总管家”。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几十万大军的粮草筹措、行军规划、营寨调度,繁杂无比。
杨仪却能处理得井井有条,“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
可以说,没有杨仪的高效后勤,诸葛亮的北伐大军恐怕早已因粮尽而溃。
但也正因为才干卓绝,杨仪养成了狭隘偏激的性格。
他自视甚高,认为除了诸葛亮,无人能出其右。
对于魏延这种“粗鄙武夫”,他更是从骨子里瞧不起。
于是,蜀汉的军营中出现了荒诞而危险的一幕:每次军议,只要魏延提出建议,杨仪必出言讥讽;只要杨仪发表看法,魏延必大声驳斥。
两人势同水火,争吵到激烈处,魏延甚至会当众拔刀,架在杨仪的脖子上比划。
而身为文官的杨仪虽不敢还手,却总是涕泗横流地大声咒骂,以此羞辱魏延。
这就是诸葛亮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他的两只手,一只想砍断另一只。
为了平衡这种局面,诸葛亮费尽了心机。
他需要魏延的勇,也离不开杨仪的才。
在两人之间,必须有一个缓冲带,一个既能让狂傲的魏延接受,又能让狭隘的杨仪信任的“中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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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费祎被推到了前台。
此时的费祎,在朝中官职虽非顶级,却扮演着极其特殊的角色。
他不仅是诸葛亮最为信任的幕僚之一,更是军中唯一能同时与魏延、杨仪“把酒言欢”的人。
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凯旋,百官出城数十里相迎。
在众目睽睽之下,诸葛亮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举动:他没有理会那些资历深厚的老臣,而是微笑着招手,邀请资历尚浅的费祎登上自己的主车,与之同乘而归。
这一殊荣,不仅确立了费祎在政治上的地位,更是一种无声的宣示:此人,是丞相的心腹。
费祎没有辜负这份信任,他开始频繁地穿梭于魏延和杨仪之间,做一个和事佬。
当魏延拔刀恐吓杨仪时,费祎会挡在杨仪身前,好言相劝,给魏延一个台阶下;当杨仪在背后恶毒咒骂魏延时,费祎又会耐心倾听,附和几句,平复杨仪的怨气。
在魏延眼里,费祎是个宽厚的老好人,懂他的军事才华,是值得结交的朋友;
在杨仪眼里,费祎是个忠厚的倾听者,理解他的辛劳,是朝中为数不多的知己。
然而,他们都看错了费祎。
作为诸葛亮亲自选定的“暗桩”,费祎比任何人都清楚,眼前的这种平衡是多么脆弱。
他游走于两只猛虎之间,并不是为了与它们做朋友,而是为了在诸葛亮这根定海神针断裂之前,确保它们不会提前撕咬起来。
他看着魏延的狂态,看着杨仪的怨毒,他心里很清楚,孙权的预言终将成真。
而当那一天来临时,作为诸葛亮意志的执行者,他将不得不利用这两份“信任”,去做那个挥刀的人。
02
公元234年,秋风萧瑟,五丈原上一片肃杀。
蜀汉丞相诸葛亮,这位耗尽毕生心血支撑起一个国家的伟人,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在他的病榻前,没有痛哭流涕的告别,只有冷静到近乎残酷的后事安排。
在这个最后的时刻,诸葛亮的头脑依然清晰得可怕。
他知道,自己一死,那个一直被他强行压制的“魏延杨仪之争”必将瞬间引爆,甚至可能将整个北伐大军乃至蜀汉政权炸得粉碎。
于是,一道极具针对性的遗命诞生了:令长史杨仪统领全军撤退,护军姜维负责断后;至于前军师魏延,让他负责阻击追兵。若是魏延听令便罢,若是不听……
“便斩之。”
这简单的三个字,透着一股令人心悸的寒意。
它意味着,在诸葛亮的身后布局中,魏延这个蜀军第一猛将,已经不再是不可或缺的棋子,而是一个可以随时被舍弃的变数。
诸葛亮死后,秘不发丧。
杨仪按照遗命,立刻接管了中军大权。
此时的杨仪,内心充满了即将成为“顾命大臣”的狂喜,但他更清楚,要想把这十几万大军安全带回成都,最大的障碍不是对面的司马懿,而是身后的魏延。
对于魏延的反应,众人心中都没底。
毕竟,让一个自视甚高的宿将听命于平日里的死对头,这无异于一种羞辱。
在这个决定蜀汉命运的危急关头,费祎再次站了出来。
他只身一人,策马前往魏延的大营。
此时的费祎,脸上依旧挂着那副惯常的、人畜无害的温和笑容。
在魏延看来,这是他在朝中唯一的朋友,是来跟他商量国家大事的自己人。
魏延的大帐内,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
得知丞相死讯的魏延,悲痛之余,更多的是一种被压抑已久的野心释放。
见到费祎,他没有丝毫防备,反而像是见到了知音一般,急切地倾诉着自己的计划:
“丞相虽然亡故,但我魏延还在!相府的亲属官吏可以扶灵柩回成都安葬,我自当率领各路大军继续北伐,与司马懿决一死战!怎么能因为丞相一人的去世,就废弃了国家匡扶汉室的大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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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激动处,魏延猛地站起身,按着剑柄,眼中闪烁着骇人的光芒,声音因愤怒而颤抖:
“况且我魏延是何等样人,怎么可能受那个杨仪小儿的摆布,去给他做断后的将领!”
这番话,若是放在平日的酒桌上,或许只是发发牢骚。但在先帝刚崩、大军未稳的敏感时刻,这就是赤裸裸的抗命,甚至是谋逆的先兆。
费祎静静地听着,脸上的表情没有一丝波动,甚至还适时地点头表示理解。他在魏延最激动的时候,没有反驳,没有劝阻,而是顺着魏延的话头说道:
“将军所言极是。但这毕竟是大事,杨长史那边恐怕也有顾虑。不如这样,待我回去为您劝说杨长史,让他将兵权交予将军,如何?”
魏延大喜过望。
在他简单的武人思维里,费祎果然是站在他这边的。
有了这位“老好人”从中周旋,夺取军权似乎指日可待。他甚至亲自将费祎送出大帐,目送这位“挚友”策马离去。
然而,魏延万万没有想到,费祎转身离开的那一刻,那张温和的笑脸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脸决绝的冷酷。
费祎并没有去劝说杨仪,而是快马加鞭,直奔中军大营。他不仅带回了魏延抗命的确凿证据,更带回了诸葛亮生前最担心的那个答案——魏延,不可留。
回到中军后,费祎与杨仪立刻联名向后主刘禅上表,指控魏延谋反。
与此同时,魏延在久等费祎不归后,也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那一刻,愤怒冲垮了他的理智。这位身经百战的名将,做出了他人生中最愚蠢的一个决定:他竟然率领本部兵马抢先南下,烧毁了绝阁道(栈道),试图阻断杨仪大军的归路,以此逼迫朝廷在自己和杨仪之间做出选择。
这疯狂的举动,彻底坐实了他的“反心”。
消息传到成都,朝野震惊。
面对两份互相指控谋反的奏章,刘禅六神无主,询问留守的大臣蒋琬和董允。
两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担保杨仪,怀疑魏延。
毕竟,在这个讲究秩序的官僚体系中,一个烧毁栈道、阻断大军归路的武将,无论初衷如何,都已站在了国家的对立面。
前线的局势瞬间逆转。
杨仪命王平率军在前,讨伐魏延。
两军对垒之时,王平并没有急于进攻,而是策马来到阵前,对着魏延的士兵大声呵斥:“丞相尸骨未寒,你们这些人怎么敢这就造反!”
这一声怒吼,如同一记重锤,砸在了所有魏延部曲的心上。
士兵们本就因为诸葛亮的去世而人心惶惶,此刻更是羞愧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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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知道,魏延平日里虽然爱兵如子,但在大义面前,跟着他打自己人,是绝无道理的。
顷刻间,魏延的军队土崩瓦解,士兵们纷纷四散逃离。
众叛亲离的魏延,带着几个儿子仓皇逃往汉中。
然而,杨仪并没有打算放过他。马岱奉命追击,在汉中斩杀了魏延,并将他的头颅带回了军中。
看着那颗曾经不可一世的头颅,杨仪积压多年的怨气终于爆发。
他做出了一件极失风度的事——他起身踩住魏延的头颅,咬牙切齿地骂道:“庸奴!你现在还能再作恶吗?”
这一幕,让周围的将士无不感到齿冷。
一代名将,没有死在沙场,没有死在敌人的刀下,却死在了自己人的算计和私怨之中。
魏延之死,费祎虽然没有直接动刀,但他那次关键的“探营”与“欺骗”,无疑是推倒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
他利用了魏延对他的信任,套出了魏延的真心话,然后毫不犹豫地将这份真心变成了射向魏延的利箭。
对于费祎而言,这或许是一次痛苦的抉择。
他欣赏魏延的才华,也理解魏延的委屈。
但在诸葛亮死后那个风雨飘摇的夜晚,为了蜀汉政权的平稳过渡,为了避免两军内战让司马懿渔翁得利,他必须做出选择。
在国家利益这架天平上,哪怕是万夫不当之勇的魏延,如果成了不稳定的砝码,也必须被无情地拿掉。
随着魏延的身首异处,蜀汉最大的军事隐患被彻底清除。
但这并不意味着风暴的结束。
因为那个踩着魏延头颅、正沉浸在胜利狂喜中的杨仪,很快就会发现,他也只不过是这场大清洗中,暂时幸存的另一颗棋子罢了。
费祎站在杨仪的身后,看着这位昔日的同僚此刻狰狞的面孔,眼神深邃如潭。他的任务还没有结束,手里那把无形的刀,还在滴血,却已悄然指向了下一个目标。
03
魏延死后,杨仪自认为立下了盖世奇功。
在他看来,自己不仅从五丈原安全撤回了大军,保全了蜀汉的主力,更除掉了那个“脑后有反骨”的魏延。
论资历、论才干、论功劳,放眼整个蜀汉朝堂,除了他杨仪,谁还有资格接诸葛亮的班?
他甚至已经在脑海中勾勒出自己身披鹤氅、手摇羽扇,坐在丞相府发号施令的威风模样。
然而,当大军回到成都,迎接他的却是一盆透心凉的冰水。
诸葛亮的遗命中,早已对身后事做了滴水不漏的安排:蒋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费祎为尚书,辅佐之。至于杨仪?朝廷给他的任命是中军师,这是一个没有具体部属、没有实权、仅仅有些虚荣的闲职。
这个结果,对心高气傲的杨仪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他不服。
在他眼里,蒋琬算个什么东西?
当初不过是自己手下的一个小文书,论才华远不如自己敏捷,论资历更是后辈。
凭什么这个平日里只会点头哈腰的“庸才”,如今却骑到了自己头上?
一种巨大的落差感扭曲了杨仪的心智。
这种怨恨,比当年对魏延的仇视更加猛烈,因为这次他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诸葛亮留下的政治体制。
杨仪开始失控了。
他在朝堂上满腹牢骚,在私下里大放厥词,甚至在见到蒋琬时也毫不掩饰自己的鄙夷。
朝中的官员们都是人精,眼见杨仪如此狂悖,生怕惹祸上身,纷纷对他避之不及。
昔日门庭若市的杨府,如今门可罗雀,冷清得如同坟墓。
在这个时候,唯一还愿意登门拜访的,只有费祎。
费祎依旧是那副温厚谦和的模样,提着酒壶,带着笑意,似乎完全不在意杨仪的失势和暴躁。
在杨仪眼中,费祎是这个冷酷朝堂上仅存的一丝温情,是他唯一可以倾诉委屈的“老战友”。
酒过三巡,杨仪的防线彻底崩溃。
他抓着费祎的手,双眼赤红,声音嘶哑地吼出了那句让他万劫不复的话:“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当初丞相刚死的时候,我如果带着全军去投降曹魏,哪怕只混个太守当当,也比现在落魄成这个样子强!我真是后悔莫及啊!
这不仅仅是牢骚,这是赤裸裸的叛逆之言。
在那个时代,这种话一旦出口,便是诛九族的死罪。
杨仪说完,或许还指望费祎像以前调解他和魏延矛盾时那样,宽慰他几句,或者帮他去蒋琬那里说说情。
然而,他没有注意到,费祎在听到这句话的瞬间,原本微醺的眼神中闪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寒光。
费祎没有反驳,甚至可能还像往常一样,拍了拍杨仪的肩膀,叹了口气,似乎对他的遭遇感同身受。
直到酒宴结束,费祎才起身告辞,步履从容地走出了杨府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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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并没有回家。
费祎转身就去了皇宫,将杨仪的这番话,一字不差地密报给了后主刘禅和尚书令蒋琬。
这不是一次冲动的告密,而是一次精心计算后的“处决”。
费祎很清楚,杨仪这种性格偏激、才华出众且心怀怨恨的人,一旦留在中枢,就是一颗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
魏延是用武力威胁国家安全,而杨仪则是用政治内耗腐蚀国家根基。
为了蜀汉政权的稳定,为了蒋琬能够顺利推行“休养生息”的国策,杨仪必须消失。
刘禅震怒。
对于这位原本还念着几分旧情的皇帝来说,杨仪的“投魏”言论彻底触碰了他的底线。
公元235年,杨仪被废为庶人,流放到汉嘉郡。
即使到了流放地,杨仪依然没有学会闭嘴。
他继续上书诽谤,言辞激烈,不知悔改。
最终,朝廷的耐心耗尽,下令将其收押。
在狱中,绝望的杨仪选择了自杀。
至此,诸葛亮死后最大的两个政治隐患——军事上的魏延,政治上的杨仪,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先后陨落。
而在这两场惊心动魄的清洗中,费祎都扮演了那个关键的“执行者”角色。
他用两次“背叛”,出卖了两个信任他的朋友,换来了蜀汉政权最宝贵的安宁。
随着激进派的彻底消亡,蜀汉进入了以蒋琬、费祎、董允为核心的“四相”时代(诸葛亮之后)。
他们虽然没有诸葛亮那样逆天的才华,但他们极具自知之明。
他们深知蜀汉国力疲敝,经不起折腾,于是坚定地执行“保境安民”的防御国策。
费祎后来接替蒋琬成为蜀汉的大将军、录尚书事,成为了事实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
在他执政期间,他对好战的姜维进行了极力的压制。
每次姜维请求北伐,费祎只给他不到一万人的兵力,并语重心长地告诫姜维:
“我们两人的才干远不如丞相,丞相尚且不能平定中原,何况是我们呢?不如保国治民,静待天时,不要因为侥幸心理而把国家这点家底都败光了。”
在费祎这种务实、稳健的政策下,蜀汉百姓得到了难得的休养生息,国力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
这个在诸葛亮死后被外界预言即将崩溃的政权,竟然奇迹般地又延续了近三十年的国祚。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了黑色的幽默。
费祎,这位算计了当世两大豪杰、一生都在玩弄平衡术的政治高手,最终的结局却充满了荒诞感。
公元253年岁首,蜀汉举行盛大的新年酒会。
身为大将军的费祎,依然保持着他那宽厚随和的作风,在酒宴上与群臣把酒言欢,毫无戒备。
就在这欢庆的时刻,一名叫郭修的魏国降将,突然暴起,手持利刃刺向了费祎。
这位蜀汉最后的守护者,在错愕与剧痛中倒在了血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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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或许到死都不明白,自己防住了魏延的刀,防住了杨仪的嘴,防住了姜维的野心,却为何没能防住一个微不足道的降将?
费祎之死,带走了蜀汉最后的理性与克制。
失去制约的姜维,如同脱缰的野马,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穷兵黩武的北伐。
蜀汉那点刚刚积攒起来的元气,在连年的征战中迅速耗尽,百姓面有菜色,怨声载道。
仅仅十年后,邓艾的大军偷渡阴平,兵临成都城下。
刘禅开城投降,蜀汉灭亡。
当那面象征着汉室正统的旗帜缓缓落下时,不知是否有人会想起当年的那个酒局。
如果那个总是笑眯眯的费祎还活着,如果他还能用那种看似软弱实则坚韧的手腕压住阵脚,这艘名为蜀汉的破船,是否还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再多航行一段距离?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费祎用尽一生心机,做尽了那个“恶人”,终究也只是为这个注定消亡的理想国,守完了最后一班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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