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3年六月的一个闷热午后，中央粮库的屋顶被阳光炙得发烫。巡视完库区，周总理站在院子里擦汗，随口问旁边的章乃器：“再干几年，你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什么？”章乃器笑了笑，只回了一句：“让老百姓的碗里始终有米。”短短一句，后来成了他在粮食部工作的座右铭。五年后，他却离开了那个自己倾注心血的岗位。
再往前推一点时间。1948年冬，章乃器从香港动身北上。那时，他手里揣着中央发来的电报，电报里寥寥数语，却等于给了这位经济学家一张进入新政权核心的门票。十二月二十六日离港，翌年一月七日抵达大连，接站的是李富春与张闻天。东北大雪没挡住行程，一路考察下来，章乃器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建设得比我想的快。”
二月二十五日，他们踏进北平城。城楼上的彩旗在寒风里猎猎作响，民主人士们在一处小客栈碰面，几杯热茶下肚，彼此牢骚全无，剩下的只有“这回总算找对队伍了”的感慨。一个月后，毛主席返城，各方人士到机场迎接。回头看，那是新政协的序幕，也是章乃器政治生涯真正的起点。
建国初期，他手握多个职务，忙得连给家书都常常只写一句话——“一切安好，勿念”。1952年，粮食部长的任命书摆在桌上，他没有客套，立刻进仓库、下乡村、蹲车站，连休息日都泡在办公室。那几年，推广小仓库制、推行经济核算、制定加工标准，一件接一件压着来，他的日程表密密麻麻。毛主席曾打趣：“章部长的工作，后来居上。”在座的人都笑，却没人觉得夸张。
然而，1958年风云突变。六月的会议上，他被宣布撤职。会场静得针落可闻。章乃器收拾文件的时候，只说了四个字：“继续努力吧。”当天夜里，文件交割完毕，他坐在空荡办公室抽了一支烟，然后关灯离开。
几天后，中南海。周总理请他来谈。挂钟刚走过七点，周总理放下茶杯，语气温和：“下一步有何打算？”章乃器答得平静：“组织怎样安排就怎样干。若暂时不用我，我就锻炼身体，读点书，等机会再做十年事。”屋里人不多，这段对话没人记录，但传得很快。周总理笑道：“你倒真乐观。”一句轻松话，听得守在门口的秘书心里发酸。
职务撤了，工资从行政四级降到十级，212元，差不多腰斩。小四合院、司机、警卫还在，生活看似无忧，可账一算，水电房租电话全得自付。1963年，他连政协委员也不再是，生活费只剩每月150元，公务员、厨师、司机全撤走，院子里连烧锅炉的煤都得自己掏钱买。
那些老同事坐不住，辗转请托，意见汇到总理那儿。周总理批示：生活费加到二百元。数目不大，却解了燃眉之急。章乃器得到消息，抬头望了望屋檐，只说一句：“够了，够了。”
日子清淡，他反而把精力放在晨练和读书上。清晨四点半，先慢跑，再做深蹲；午后两点，伏案读史，偶尔在旧稿边写批注。朋友来看他，他递上自己研究的手稿，边笑边说：“留着，以后也许用得着。”没人想到，他是真的抱着再干十年的念头。
转眼到1977年。五月十三日凌晨，医院走廊灯光暗黄。八十岁的章乃器合上眼，家人听到他最后一句含糊的话，大意是“粮食要紧”。消息传出，同辈朋友一声长叹。三年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结论，他的名字重新出现，骨灰移入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碑文不长，却足够写明他的身份——“开国功臣，经济学家，原粮食部部长”。
回想他在周总理面前那句“准备到时再为党工作十年”，也许并未完全兑现；可在很多与他共事的人眼里，他早已把一生最亮的十年交给了共和国的粮仓与百姓的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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