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关露传》、中共中央组织部平反决定、相关档案资料、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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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2月5日，北京朝内大街203号文化部宿舍一间仅有10平方米的小屋里，75岁的关露在整理完自己的回忆录和潘汉年纪念文章后，平静地服下了大量安眠药。
这距离她收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平反决定，刚刚过去7个多月。
那份迟来了43年的文件上写着：关露同志的历史已经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撤销和推倒强加于关露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她本是1930年代小有名气的左翼女作家，与张爱玲、苏青、潘柳黛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曲《春天里》就出自她手，那句"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至今仍在传唱。
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1939年奉组织之命留在沦陷区，打入汪伪特工总部"76号"协助策反特工首脑李士群，成为著名的"红色间谍"。
抗战胜利后，她被国民党列入汉奸名单。新中国成立后，她又因潘汉年案受牵连，两度入狱长达10年。
1975年获释时，仍然顶着"定为汉奸，不戴帽子"的污名。直到1982年才获得彻底平反。
然而，就在这个本应该是人生最光明时刻的夜晚，关露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
【第一部分：从才女到地下党员的蜕变之路】
关露的人生悲剧，要从她苦难的童年说起。1907年7月14日，她出生在山西省右玉县。
父亲是清朝举人，曾做过当地的知县，但在关露8岁那年就病逝了。
母亲是父亲用赌博赢得的四千两银子娶的继室，毕业于中国第一个女子学校旅宁中学，会写古文，也写得一手好小楷，还工于刺绣。
父亲去世后，家庭生活就靠母亲抄写公文所得的微薄报酬艰难维持，有时还得用刺绣收入贴补。
即便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母亲依然坚持让关露接受教育。
关露进入小学读书，白天上学，晚上则由母亲教古文、古诗；小学毕业后，就在家由母亲课读些四书五经之类。
在母亲的教育和熏陶下，关露从小喜读书，爱上了文学，每天按照母亲的规定读书、写字，或学着作文、写旧体诗。
母亲不但是她的启蒙老师，更是她精神世界的引路人。然而，这种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
1922年，关露未满16岁时，母亲也去世了。失去了最后的依靠，她和妹妹胡绣枫跟着外祖母搬到湖南长沙表舅父家中。
不久，因生活实在无着，只好又跟着外祖母来到南京，与姨母一同居住。
在南京的日子里，关露深刻体会到了寄人篱下的滋味，这种经历让她的性格变得更加坚韧，也让她对社会的不公有了更深的认识。
命运的转机出现在她18岁那年。关露离开家庭来到上海，在上海结识了刘道衡。
刘道衡原为中国同盟会会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
他看出了关露的才华和潜质，不但收留了她，并为其提供学费，送关露到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系学习。
在上海法科大学期间，关露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各种进步思想。
那个时代的上海，是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地方，各种新思潮在这里汇聚碰撞。
关露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各种进步书籍，她的世界观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1928年，凭借优异的成绩，关露考入了当时中国最高学府之一的国立中央大学，先入哲学系，后转入中文系。
在中央大学期间，关露如鱼得水。她不但学业出色，更重要的是在这里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张天翼、欧阳山等人。
在中央大学的时光，是关露人生中最快乐的时期之一。她开始迷恋新诗，并尝试写作。
她第一篇发表在报刊的文字是小说《余君》，发表在张天翼、欧阳山、韩起等人创办的《幼稚》周刊上。
这篇处女作虽然稚嫩，但已经显示出了她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思考能力。
然而，好景不长。1931年夏，关露因中学毕业文凭问题而被迫离开中央大学，赴上海。
这个打击对她来说是巨大的，但也成为她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
离开中央大学后，钟潜九、张天翼、欧阳山等朋友也相继来到上海，他们在上海继续着自己的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
在上海的日子里，关露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她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但技巧更加成熟，思想也更加深刻。
1932年，在朋友们的介绍下，关露秘密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这个组织汇聚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进步作家，包括鲁迅、丁玲、茅盾等文学巨匠。
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后，关露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她不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学青年，而是成为了一个有着明确政治立场的革命者。
她开始用自己的笔为工人、农民、妇女的解放而呐喊，她的作品充满了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和革命热情。
1933年5月14日，左翼作家联盟的重要成员丁玲和潘梓年被国民党绑架，这个事件震惊了整个文学界。
在这个关键时刻，组织决定让年轻的关露接替丁玲负责左联创作委员会的工作。这个重任的委托，标志着关露正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接手丁玲的工作后，关露的社会活动急剧增多。她不但要负责左联内部的工作，还参加了"苏联之友社"等外围组织。
左联又派她到外围组织"文学研究社"去工作，给爱好文学的青年们讲写作问题，并经常为《妇女生活》写稿。
她还与沈兹九一起组织女工座谈会和妇女界救亡协会等。
这一时期是关露创作最旺盛的时期。她的笔下涌现出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优秀作品，她的诗多半描写受压迫女工的生活，也强烈反映到处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4年，她出版了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这本诗集一经出版就轰动了文学界，确立了她在文学界的地位。
1935年左右，经过长期的考验，关露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时，她庄严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当时的她还很年轻，充满理想，对未来充满憧憬。
她不会想到，党组织很快就会给她安排一个极其危险和特殊的任务，这个任务将彻底改变她的命运，也将成为她一生痛苦的根源。
【第二部分：深入虎穴的特殊使命与爱情的抉择】
1937年，关露为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拍摄的影片《十字街头》写了著名的主题歌《春天里》，由贺绿汀谱曲。
这首歌后来成为深受群众欢迎的流行歌曲，经久不衰，至今仍在传唱。
歌词的最后几句："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棉袄"，朴实无华却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然而，就在关露的文学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压而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很快沦陷。
面对国破家亡的局面，关露和她的同志们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关露遇到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王炳南。
王炳南当时是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后来成为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
两人初次相遇是在一次文化界的聚会上，王炳南被关露的才华和美貌深深吸引，而关露也被这个英俊睿智的青年所打动。
两人很快坠入了爱河。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的爱情显得格外珍贵和美好。
王炳南经常陪关露散步，两人一起讨论文学、谈论理想，憧憬着抗战胜利后的美好生活。
关露后来回忆说，那是她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即使在战争的阴霾下，她的心中依然充满了阳光。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党组织面临着是撤退还是留下来继续斗争的艰难选择。
经过慎重考虑，组织决定留下一部分同志在敌后继续工作，而关露就在其中。
更加残酷的是，党组织给关露安排了一个极其危险和特殊的任务：打入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策反特工头子李士群。这个任务的危险性不言而喻，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
这个任务的安排并非偶然，而是基于一个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
1933年，关露的妹夫李剑华因为主办抗日刊物被国民政府逮捕，她的妹妹胡绣枫在营救丈夫时偶然结识了当时还是小特务的李士群，并请李士群帮忙。
李剑华获释后，胡绣枫和李士群保持了联系。
一年后，李士群遭到中统调查，被逮捕入狱。在李士群最困难的时候，胡绣枫伸出了援助之手，不但多方营救，还收留了怀孕的李士群妻子叶吉卿，给她提供食宿和照料。
李士群出狱后，对胡绣枫的恩情一直铭记在心，并对其姐姐关露也较为关照。
正是基于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党组织认为关露有接近李士群的可能性。
但是，要执行这个任务，关露就必须留在上海，而王炳南却要随代表团撤离。
这意味着两人必须分别，而且谁也不知道这一别会是多久，甚至可能是生离死别。
面对事业和爱情的选择，关露经历了人生中最痛苦的挣扎。她深爱着王炳南，也憧憬着和他在一起的幸福生活。
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她更深知自己的使命和责任。经过痛苦的思考，她最终选择了服从组织的安排。
临别之际，王炳南送给关露一张两人的合影，在背面深情地写下："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这句话成为了两人爱情的永恒见证，也成为了关露心中永远的痛。
1939年秋天，由于此时胡绣枫在湖北有其他任务，关露遂奉命从香港回到上海，开始执行这个改变她一生命运的特殊任务。
从香港回上海后的第三天，中共地下党的吴成方便根据上级指示和关露接上了关系，要关露尽快赴李士群处工作。
此时的李士群已经不是当年的小特务，而是汪伪特工总部的头子，手握重权，是汪伪政权的重要人物。
76号特工总部是当时上海最恐怖的地方，不知有多少爱国人士在这里遭受酷刑，甚至失去生命。要打入这样一个地方，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智慧。
关露深知这个任务的危险性，但她没有退缩。她化名为李士群的"文友"，利用与李士群一家的旧情，经常和叶吉卿一起逛街、外出游玩。
她巧妙地利用自己的文学才华和女性魅力，逐渐取得了李士群夫妇的信任。
在接近李士群的过程中，关露表现出了惊人的智慧和勇气。
她既要保持自己的掩护身份，又要获得有价值的情报，同时还要时刻防范暴露的危险。
她经常参加李士群家的各种聚会，与汪伪政权的各种人物打交道，这些人中有很多是她在政治上的敌人，但她必须与他们虚与委蛇。
经过大约两年的接触和观察，关露敏锐地发现了李士群内心的矛盾和摇摆。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战争形势的变化，李士群开始意识到日本必败的趋势，他内心深处也开始为自己寻找后路。
关露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对李士群进行思想上的影响和策反工作。
在关露的巧妙周旋和撮合下，地下党的重要人物潘汉年终于在上海秘密约见了李士群。
这次会面的成功，标志着策反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
此后，李士群开始为中共提供情报，他曾几次派人过江给新四军送情报，并且派人护送一大批中共干部越过层层封锁进入解放区。
这些都是潘汉年和关露对他进行策反的重要成果。
然而，策反工作的成功却让关露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
在外人看来，她是一个活跃在汪伪上层社会的"交际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
这种身份让她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但她不能向任何人解释，只能默默承受着世人的误解和唾骂。
【第三部分：从汉奸名单到解放区的艰难转移】
1942年夏，关露又接到了一个更加危险的新任务：到日本人创办的《女声》杂志做编辑，通过杂志社内的日本左翼人士恢复与日本共产党的联系。
这个任务意味着关露要直接与日本人打交道，危险程度比在李士群身边工作还要高。
《女声》杂志是日本海军报道部与日本大使馆合办的一本月刊，表面上是宣传日本文化和"大东亚共荣圈"理念的刊物，实际上也是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工具。
关露进入这个杂志社后，要在完成表面工作的同时，秘密寻找机会与日本国内的反战人士建立联系。
在《女声》杂志社工作期间，关露表现出了高超的情报工作技巧。
她一方面要应付日本编辑和官员，表现出对日本文化的"敬佩"和对"大东亚共荣圈"的"拥护"，另一方面又要暗中观察，寻找可以利用的人员和机会。
这种双重身份的生活让她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1943年，《女声》受邀派人参加在东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
这是日本为了宣传其侵略政策而举办的一个大型文化活动，邀请了来自各个被占领地区的"文化人"参加。
党组织希望关露借机前往日本，进一步加强和日本国内共产党的联系。
关露知道这次日本之行的危险性。一旦前往日本，她的"汉奸"身份就会更加确凿无疑，会受到更多人的唾骂和仇恨。
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她必须服从组织的安排，为了党的事业不惜牺牲个人的名誉。
在东京期间，关露参加了各种官方安排的活动，与各国的"文化汉奸"同台亮相。
她的照片被刊登在各大报纸上，她的"汉奸"身份从此广为人知。
然而，在这些公开活动的背后，她也在秘密寻找与日本反战人士的联系机会，为党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收集情报。
在这次大会中，十几名中国代表被登报并附照片，关露的名字和照片也在其中。这些报道传回国内后，激起了巨大的愤慨。
关露被世人当作"文化汉奸"，遭到了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
各大报纸和杂志都刊登文章谴责她的"卖国行为"，她的名字与"汉奸"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面对这些谴责和咒骂，关露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她多么想向世人解释自己的真实身份，多么想告诉人们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抗日和民族解放。
但是，组织纪律不允许她这样做，她只能忍辱负重，默默承受着这一切。
她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那些日子里，我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中，但我知道我不能背叛党，不能背叛民族。"
更糟糕的是，在关露从日本回来后不久，她策反的对象李士群就被汪伪政权的另一个汉奸周佛海联合日本宪兵队毒杀了。
李士群的死不但让关露失去了最重要的掩护，也让她的处境变得极其危险。没有了李士群的保护，她随时可能被其他汪伪特务发现真实身份。
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关露依然坚持工作，继续为党收集情报。她知道自己随时可能暴露，随时可能被捕，但她没有退缩。
她把生死置之度外，只想为党的事业多做一些贡献。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正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
当举国欢庆胜利的时候，关露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苦难并没有结束，甚至可能刚刚开始。
果然，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统特务首领毛森在上海下达了"肃奸令"，开始大规模抓捕汉奸。
关露的名字赫然列在汉奸名单的前列，成为重点追捕对象。
她被社会上视为"汉奸文人"或"文化汉奸"，其真实身份又是中共党员，处境十分危险。
面对这种危险的局面，关露主动找到了地下党联络员吴成方，提出希望迅速转移到解放区。
她认为只要回到了党的怀抱，一切误解都会得到澄清，她的真实身份也会得到组织的证明。
然而，出乎她意料的是，吴成方拒绝了她的要求，要她继续留在上海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这个决定让关露感到困惑和不安。她不明白为什么党组织不愿意立即转移她，难道组织不相信她的忠诚吗？
难道她为党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吗？这些疑问在她心中挥之不去，让她感到深深的痛苦。
幸运的是，远在重庆的周恩来、邓颖超得知了关露的危险处境，亲自下令将她转移到解放区。
这个命令交由夏衍具体执行。夏衍接到指示后，立即安排人员开始转移关露。
转移的过程充满了危险和艰辛。关露必须化装成普通百姓，避开国民党军警的搜查，穿过层层封锁线。
在地下党同志的护送下，她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新四军控制下的苏皖解放区。至此，关露长达六年的地下工作生涯正式结束。
当关露踏上解放区的土地时，她以为自己终于回到了家，一切误解都会烟消云散，她的身份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下了。
她满怀希望地等待着组织的证明和世人的理解，等待着洗刷加在她身上的汉奸污名。
然而，现实远比关露想象的要复杂。
由于她"汉奸"的身份已经广为人知，而她所从事的策反李士群、联络日共等工作，在当时属于最高机密，一旦公开，将给中共在与国民党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带来难以预料的麻烦。
因此，为了顾全大局，她的委屈只能继续下去，她的真实身份依然不能公开。
这个决定对关露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她原本以为到了解放区就能洗清冤屈，却发现自己依然要背负着汉奸的骂名。
这种痛苦是常人难以理解的，一个为了民族解放事业献出青春和爱情的女性，却要永远背负着叛徒的恶名。
新中国成立后，关露被安排在上海，从事一些文化工作。表面上看，她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她可以重新从事自己喜爱的文学创作，也可以参加各种文化活动。
然而，历史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她，那个"文化汉奸"的标签如影随形，让她无法真正融入新社会。
在工作中，关露总是小心翼翼，生怕别人提起她的历史问题。
同事们虽然表面上对她还算客气，但她能感觉到背后的议论和质疑。有些人会故意疏远她，有些人则会投来异样的眼光。
这种无形的压力让她感到窒息，她多么渴望能够光明正大地告诉世人自己的真实身份。
1950年代初期，关露的生活相对平静。她努力工作，希望用自己的表现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她写了许多反映新生活的作品，积极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努力融入新的社会环境。
然而，她心中的阴霾并没有散去，她知道自己的历史问题始终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炸。
1955年，这颗定时炸弹终于爆炸了。这一年春天，潘汉年因"汉奸""日本特务"等罪名被捕，震惊了整个党内。
关露作为潘汉年案的重要当事人，也被列入了审查名单。一个春天的早晨，几个公安人员来到关露的住所，宣布对她进行逮捕。
关露并没有感到意外，她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天。从1955年6月开始，她被关在北京功德林监狱进行审查。
在狱中，她受到了各种审讯，办案人员希望她能够交代自己的"罪行"，承认自己是汉奸和特务。
面对这些指控，关露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她反复申明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组织安排的，都是为了党的事业。
她详细叙述了自己的地下工作经历，解释了每一个细节，希望能够得到组织的理解。
然而，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个人的申辩显得那样苍白无力。
在功德林监狱的近两年时间里，关露经历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白天要接受各种审讯，晚上还要写交代材料。
她被要求反复回忆自己的历史，分析自己的"错误"，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比肉体的痛苦更加难以忍受。
1957年，关露终于被释放了，但是没有给出任何结论。她被勒令退休，不能再从事任何工作。
此时她才50岁，正是一个人事业的黄金时期，却被迫告别了自己热爱的文学事业。
更令人痛苦的是，她依然顶着"定为汉奸，不戴帽子"的污名，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来。
刚出狱的那段时间，关露的日子过得异常艰难。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还要承受社会的歧视和冷眼。
她只能靠一点微薄的生活费维持基本生存，精神上更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她经常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发呆，回忆着过去的岁月，思考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然而，她没想到的是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等着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