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党中央抓捕许世友儿子，许世友得知后:抓得好，抓得妙

1979年，躺在病床上的许世友在老友口中得知二儿子许建军，被中央下令逮捕，罪名是涉嫌走私、贪污受贿时，他当即表态“抓得好，抓得妙”。

这事现在听起来像“大义灭亲”，但如果你真这么想，就把历史看浅了，那么，许世友当初的为何会这样表态？许建军的结局如何？

许世友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传奇，1905年出生在河南一个贫苦农家，八岁就因为吃不上饭被送进少林寺当杂役。

那段日子可不是电影里的武侠奇遇，是实打实的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把“刻苦”和“刚硬”两个字用最直接的方式刻进了骨头里。

1927年许世友加入共产党，从此枪林弹雨几十年，红军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都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一批。

毛主席曾称赞他“打红了胶东半边天”，这种从最底层一路拼杀出来的经历，塑造了他最鲜明的性格：对敌人狠，对自己人也严，最看不上的就是搞特殊、耍特权。

他把这种作风原封不动地带回了家里，他有七个子女，但对他们的要求严到近乎不近人情，大儿子许光，早在海军部队干得不错，有一次觉得职务低了，跑回家想请父亲“写个条子”关照一下。

许世友什么反应？抄起桌上的烟灰缸就砸向门框，劈头盖脸一顿骂：“上过几次刀山？请示个鬼！”许光再也不敢提这茬，老老实实回部队去了。

在他看来，儿女的路必须自己走，想靠着老子的功劳摘果子，门都没有，这种家风，在高级干部家庭里并不常见，所以当儿子许建军出事时，许世友会有什么反应，其实早就有迹可循。

许建军是许世友的次子，1948年出生，当时在南京军区空军担任团级参谋，他的问题其实并非在1979年突然冒出来的。

早在1975年，军队内部清理战备物资时，就查出了许建军有挪用公款、私拿军械的问题，性质被认定为“恶劣”。

案卷当时就报到了中央军委，军委决定抓人，但碰上一个现实难题：那时候许世友正在南京主持军区工作，身体已经非常差，医生明确叮嘱“切忌大喜大悲”。

组织上顾虑重重，谁都知道许世友脾气火爆，对子女要求又极严，万一听到儿子犯罪的消息急火攻心，出了事谁负责？

于是，决定暂时把消息压下来，先把人控制住，慢慢调查，想等许世友身体好点再说，这一拖，就拖到了1979年。

四年过去，许世友的身体时好时坏，案子不能再悬着了，当时对越自卫还击战刚结束，全国正迈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加强法制和纪律建设是重中之重，许建军的案子，到了必须处理的时候。

但由谁、怎么告诉许世友，依然是个令人头疼的“任务”，最终，这个任务落在了许世友的老战友、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聂凤智肩上。

1979年3月，聂凤智带着组织的决定，来到许世友在南京军区总院的病房，他进去之前心里还在打鼓，甚至做好了万一老许发作，自己得上前挡着的准备。

没想到，听完聂凤智说明情况——你儿子许建军因为严重违纪，中央决定逮捕——病床上的许世友猛地坐起身，用嘶哑的嗓子喊出的不是求情，而是：“抓得好！抓得妙！犯法就该办！”他紧接着又吼了一句：“谁犯法都一样，天王老子也不行！”

这句话，一下子让整个房间的医护人员都愣住了，但也让聂凤智和上级组织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许世友的表态，瞬间打破了此案最大的僵局，之前军区“没人敢贸然处理”的顾忌，在他本人明确支持纪律的面前，烟消云散，他的态度等于明确告诉所有人：不要看我的面子，法律和纪律该怎么执行就怎么执行。

有了他这个态度，案件处理迅速推进，许建军被依法审判，判处徒刑，并被剥夺了军衔和党籍，据说许世友甚至没有去现场，只是托人带话给儿子：“告诉建军，别认我这爹，认党纪国法。”

如果事情到此结束，那只是一个关于铁面无私的完整故事，但历史往往更曲折。

许世友在1985年因癌症去世，而在他去世后不久，许建军的案件迎来了复查，调查结果显示，当初指控他犯罪的证据并不充分，存在被人诬陷的可能。

最终，中央为许建军平反，恢复了他的党籍和军衔，之后安排他到青海省军区后勤部门工作。

这个结局，添加了一层沉重的灰色，它意味着，许世友当年在病床上那句支持“严办”的话，所针对的“罪行”，可能子虚乌有，而他至死都未能知道这个真相。

更令人唏嘘的是，直到许世友生命的最后一刻，父子二人都没能再见上一面，有护士回忆，病重弥留之际，许世友曾望着门口，嘴里含糊地念叨着“建军”两个字，但最终什么也没等到，后来平反归来的许建军，只能来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父亲的墓前，长跪不起。

一个从少林寺走到革命战场，把一生都献给了一套准则的老兵，在关键时刻，用他最直接的方式，捍卫了他所信仰的秩序。

至于这个秩序后来是否冤枉了他的儿子，那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关于如何让秩序变得更精确的另一个课题，而那个课题，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