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皇后的 “污名化” 真相：明朝外戚乱政，根源从不是一个女人

说起明孝宗的张皇后，历史评价一直挺有争议。《明史》里说她“骄纵嫉妒”，后来很多史学家也把弘治、正德两朝外戚势力膨胀的账，算在她头上，把她描绘成一个在背后纵容娘家人干政的“祸水”。

但如果我们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会发现张皇后的这个“恶名”，其实是明朝外戚制度本身有问题，加上皇权运行失衡，共同造成的结果。

她既不是单纯的权力推手，也算不上完全无辜，更像是弘治朝特殊政治环境和制度漏洞下的一个复杂人物。她和她家族的命运起伏，恰恰照出了明朝外戚制度的根本困境。

张皇后出身不算显赫，是北直隶河间府兴济县一个普通读书人家，父亲张峦是个秀才、国子监生。这符合明朝中期选皇后的惯例——专门从普通地主、小官僚或读书人家庭里挑，初衷就是为了防止出现有强大背景的外戚干政。

她一生经历了弘治、正德、嘉靖三朝，亲眼见过“弘治中兴”的盛世，也深陷皇权斗争的漩涡，最后却在权力倾轧中凄凉收场，成了制度和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明史》对张皇后的记载很简短，但倾向明显。一方面写她和孝宗皇帝感情极好，“同起同居，像普通夫妻一样”；另一方面又暗示她娘家靠着这层关系捞了不少好处。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二月，十八岁的张氏被选为太子妃，同年十月太子朱祐樘即位，她就被立为皇后，开始了她独占后宫、备受宠爱的岁月。这份宠爱可不一般，直接打破了明朝皇帝皇后通常分宫居住的规矩。

根据《明孝宗实录》的记载，孝宗和张皇后“同卧同起，和民间恩爱夫妻没两样”。甚至张皇后有次得了风寒，孝宗就为此暂停上朝，亲自端汤喂药，衣不解带地照顾了好几天。

这份深厚的感情，背后是孝宗特殊的童年经历——他生母被万贵妃害死，自己在冷宫提心吊胆长大，所以格外渴望和珍惜家庭温暖。他对张家的庇护，很大程度也源于这种情感需求。

有了皇帝这份心意，张家迅速飞黄腾达：

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孝宗封岳父张峦为寿宁伯。

同年十二月，又封张皇后的弟弟张鹤龄为寿宁伯世子，明确他为爵位的继承人。

弘治三年，张峦去世，孝宗马上追封他为昌国公，谥号“庄肃”。这里就有点“违规”了，明太祖朱元璋定下规矩：外戚没有军功不能封公爵。张家毫无军功，却得了国公的追封，孝宗用皇权变通祖制的意图非常明显。

弘治五年，封另一个弟弟张延龄为建昌伯。

弘治十六年，张鹤龄进封为寿宁侯。

正德元年，张延龄也进封为建昌侯，并且赐予“诰券”，子孙可以世袭。

就这样，张家兄弟毫无功绩，却一路从伯爵升到了侯爵，把明朝中期那种靠“恩泽”而不是“军功”封爵的乱象推到了新高度。

当然，张鹤龄、张延龄兄弟也确实干了不少坏事。史料记载，他们仗着皇后姐姐的势力，在河间、保定一带强占民田两万多亩，纵容家仆欺压百姓，甚至还闯过皇家园林西苑（太液池），和看守太监发生冲突，打伤了人。他们还勾结钞关（收税的关卡）官员，垄断南北贸易，倒卖盐引（贩盐的许可证），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

这些记载，就成了后世指责张皇后“纵容外戚乱政”的主要证据，让她背上了“幕后推手”的骂名。

但我们需要看到，张家兄弟这么嚣张，背后最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孝宗皇帝本人的庇护。

每次有言官御史弹劾张家兄弟，孝宗的态度基本都是“和稀泥”。最出名的一次是弘治十七年，大臣李梦阳上书弹劾张鹤龄兄弟骄纵不法、兼并土地。后来在一次宫廷宴会上，李梦阳还和張鹤龄发生争执，用上朝的笏板打掉了张鹤龄的牙齿。

结果呢？李梦阳被下了大狱，后来虽然被刘健等大学士救出来，还是被打了三十廷杖，贬了官。而张鹤龄兄弟呢？几乎没受到什么像样的惩罚。张鹤龄强占田地、逼死佃户，最后也就是被要求退还部分田地，被口头警告一下而已，因为他们没有实际官职，连“罚俸”这种常规处罚都用不上。

说白了，这种包庇是孝宗在“夫妻情分”和“朝廷法度”之间做出的妥协，是他试图平衡皇后家族和文官集团的结果。但这么做的后果，就是让张皇后被推到了舆论的最前面，替整个外戚乱象背了黑锅，也为她后来的“污名化”埋下了伏笔。

所以，张皇后的历史形象，远比“骄妒”的标签复杂。她既享受了极致宠爱带来的家族荣耀，也无奈地成了丈夫情感偏好与制度缺陷之间的缓冲物，甚至替罪羊。她的故事，是一个女性在绝对皇权与僵硬祖制夹缝中的生存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