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主席临终前，曾交代女儿道：有两件事只好交给你们做了

1975年初冬，北京夜色绵长。凌晨两点，菊香书屋的灯仍亮着，值班护士悄声提醒：“主席，您该休息啦。”毛主席放下放大镜，慢慢合上翻到残兵败将一页的《资治通鉴》，只是摇头。他的身体早已被病痛折磨得几乎无法久坐，可国家文件还堆了一桌。

这一年，毛主席八十二岁，距离他那场猝然的急性心衰只剩不到十个月。医生两次提出停止批阅公文，都被他挥手拒绝：“小事可以拖，大事不能等。”外人只看到领袖的坚毅，却很难体会晚年孤寂与乡愁交织的情绪——尤其在深夜。

他最放不下的，是家乡那两位仍守着瓦房与油灯的亲弟。韶山湾离中南海不过一千五百公里，可对高龄病人来说与万里无异。1976年春，湖南来信说老房地基浸水，毛泽连、毛泽荣兄弟粮食见底，主席看完沉默良久，叹了一句：“这回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同年八月，他严重休克一次。醒来时，女儿李敏、李讷守在床前，脸色煞白。毛主席缓慢抬手，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快不行了，有两件事只好交给你们做了——第一，多回韶山看看叔叔们；第二，凡是帮过咱们的人，别让他们觉得被忘了。”话出口仿佛用尽全力，护士记录的时间是8月28日16时35分。

家事与国事相比，分量在旁人看来微不足道，但对毛主席来说，它是余生最后一句承诺。李敏轻轻答应：“请您放心。”这句回应被室内挂钟清晰记录，秒针滴答，像是为一份托付盖章。

9月9日，凌晨零时十分，心电监护仪的曲线化成一条直线。当天午后，中央正式对外发布讣告。噩耗传到韶山，毛泽连仰天大哭：“三哥终究没能落叶归根啊！”

不到一个月，李敏带着简单行囊回到东茅塘。迎出来的婶婶满眼红肿，李敏只说了四个字：“遵父之命。”她把随身的100元递过去，叮嘱两老添置粮油。那时100元约等于当地农户一年口粮，一点也不算轻薄。

几乎同一时间，李讷在北京街头偶遇周福明。这个曾陪伴毛主席十七年的理发师一见她便止不住泪水。李讷举杯低声：“周叔叔，替父亲饮这一口。”短短一句，桌上人默然起立，空气里只有碰杯的清脆回响。

周福明的回忆里，毛主席最常说的玩笑是“你办你的公，我办我的公”。理发不过一周两次，其他时间老人便让“小周”负责生活管理，还亲自批准他去学按摩，“夜里我睡不着，你就来捏一捏。”这样的嘱托被周福明视作信任，也成为后半生最珍视的资本。

革命年代，卫士更迭频繁，能陪伴首长十多年实属罕见。1976年9月11日，抬棺那日，周福明向中共中央提出请求：“请让我为主席最后修一次面。”组织同意。理完发，他轻抚那张劳累一生的面庞，忍不住失声。他说：“从前他看书，我就安静理发；如今他睡了，我也该安静了。”

李讷没有停下寻找老工作人员的脚步。1986年，她在山东老干部休养中心找到曾任警卫队长的徐龙才。见面第一句话：“徐队长，我终于把您找到了。”徐龙才敬了一个不甚标准的军礼：“主席的孩子没忘我，我此生无憾。”晚饭后两人合影留下老尼康底片，李讷说，“爸爸说要常看看你们，我算是完成一点心愿。”

韶山的走访持续多年。1981年，毛泽连的妻子北上参观毛主席纪念堂，李敏亲自到车站接人。老人腿脚不好，她干脆让对方住到自己小客房，夜里起身三次检查被子铺好没。临走又塞了100元，叮嘱“到北京就把我当闺女”。

在那段特殊岁月里，毛主席对亲友一向严要求：不得以主席家属自居，不得向政府伸手。但他也清楚乡下弟弟的窘境。1972年，他破例给韶山县革委会写信：“我老了，请政府照顾他们一点吧。”自此，地方政府按月补助20元，算不上富裕，却足以保温饱。毛泽连后来在村口对人说：“三哥坚持原则，我不能给他丢脸。”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工作人员并未因离开中南海而感到失落，反而把那段经历当作平生荣耀。徐龙才的老同事最常谈的是1964年梅岭散步时，毛主席突然提出合影，“照一张，作个纪念。”这张黑白照片后来被放大挂在山东老干部活动室，角落里写着墨汁小字：“警卫员徐龙才，1964年2月24日。”

时间线向前延伸，1980年代后期，中南海故居的许多物件仍由周福明守护：藤椅、热水瓶、旧水壶，小窗外那株石榴树。有人问他为何不离开，他笑说：“见物如见人。”李讷得知后，常给他寄些湖南腊肉、金华火腿，说是“留住味道，也留住回忆”。

毛主席临终那两句托付看似家常，其实透出他一贯的家国观：私情不可成为特权，却不能被遗忘；革命靠千千万万普通人完成，功劳也要被普通人记住。李敏与李讷多年奔波，既是儿女孝道，也是对父亲理念的延续。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位在韶山采访的记者问毛泽连：“主席走了快二十年，你还有什么愿望？”老人摇头：“只盼身体硬朗，等再见三哥时能挺直腰板告诉他——乡亲们过得好。”话落时，堂屋外炊烟正升，冬日的阳光照在老人布满老茧的双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