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 | 通过深化改革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经济做出重要判断：“‘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这一判断正遵循了“从中长期看短期”的方法论。

原文 ：《通过深化改革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

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 杨瑞龙

图片 |网络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压力，既有需求不足导致的周期性因素，也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更有结构性因素引起的经济下行。所谓结构性因素，是指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传统动能（如改革红利、全球化红利、人口红利、工业化红利等）正在发生不同程度的衰减，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进而增大了下行压力。因此，可以通过加大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力度来提振内需，促使实际增长水平逼近潜在增长水平，也可以通过增长动能的转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提高潜在增长率，从而提升未来的增长水平。从增长动能角度来看，在旧动能衰减的同时，可以培育壮大新的增长动能，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完全内生于中国经济体之中，通过深化改革、结构转型等来培育挖掘新的增长动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这些新动能包括以下方面。

技术的前沿创新。虽然中国在技术的引进和模仿方面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小，但技术的前沿创新在中国方兴未艾，我国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明显提升。据悉，仅在杭州就有上百家类似DeepSeek这样的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它们都在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这类新兴企业未来会像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增长的新引擎。

深度城市化。虽然数量扩张型的城市化空间已收窄，但深度城市化未来仍有很大空间。通过推进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成渝以及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将释放巨大潜能。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拉动未来GDP增长约1.8个百分点。未来5-10年，深度城市化不仅能带来量的合理增长，还将推动消费升级与结构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

消费的提质和扩大。不管采用何种统计口径，目前我国消费率在全世界范围内仍属较低国家之一。消费率的提高及消费升级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未来可以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一系列“投资于人”的财政政策、提高就业率与就业质量、优化消费品的供给结构等来提升消费水平、优化消费结构，推动经济增长。

结构性改革红利。尽管改革难度加大，数量改革红利有所收缩，但结构性改革仍有巨大空间。例如，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要素价格的进一步改革、金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这些改革动能进一步释放经济活力，进而可以推动经济增长。

人口质量红利，即“工程师红利”。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逐渐逼近“刘易斯拐点”，低端劳动力优势有所减弱，但随着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中高端劳动力具有巨大的成本优势。例如，一名程序员的年薪在发达国家可能需要30万美元，而在中国可能不到10万美元。这种所谓的“工程师红利”在科技进步的背景下具有巨大的成本优势。

此外，还包括结构转型升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如果能将这些增长点激发、培育出来，就有可能提高潜在增长率。

对于未来增长速度，若能激发上述新动能，“十五五”及“十六五”时期实现5%-6%的增长率是可能的，这样我们就可能到2035年达到人均GDP 2万美元左右，从而顺利实现到2035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的现代化建设目标。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确定“十五五”规划的制定需要遵循六个原则时强调要坚持 “高质量发展”原则。高质量发展包含两个维度：一是“量的合理增长”，即通过宏观政策刺激需求，使实际增长率逼近潜在增长率（如维持在5%左右）；二是“质的稳定提升”，即通过新旧动能转换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将潜在增长率进一步提升，如从5%提升到6%，这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至关重要。党的二十大确立了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这意味着人均GDP需达到2万美元左右，GDP总量在2020-2035年间需翻一番，年均增长率需要达到4.72%左右。因此，只有实现量的合理增长与质的稳定提升，我们才能如愿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84期第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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