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第一，但已看不到了

2024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

《胡阿姨的花园》一举拿下最佳纪录片。

片子用14年，

拍下了一位靠开小旅馆为生的女性

和她在城中村的废墟上建起的花园。

胡阿姨的旅馆“圆门山庄”，

位于重庆十八梯，

每晚只收两三元，

给务工者、低保户等提供蜷缩庇护之处。

而另一边，

她每天跑到繁华的解放碑，

捡一件件“宝物”回来，

搭起自己的花园。

胡光荣阿姨，与儿子少斌

十八梯的小花园

这部被媒体评为2025年华语十佳榜首的电影，

前段时间在院线上映没多久，

就悄悄下线，暂时告别了观众的视野。

但豆瓣评分高达8分，

1000多条评论下，

网友们为胡阿姨感到一次次揪心、震动，

感叹时代转变下

一个底层良善之人的笨拙、真诚和“愚蠢”。

2024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左）、2025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右）

导演潘志琪北影毕业，

一边在高校教书，

一边记录着城市的变革。

11月，一条在杭州拜访了潘志琪，

他说自己想拍下的，

“是在时代的更替中，好像在追赶这趟列车，

又似乎没有赶上的那些人。”

自述：潘志琪

编辑：夏 尔

责编：陈子文

2010年我去重庆，参加重庆民间映画影展，第一次到了十八梯。

这里给我的印象非常奇特：周边都是非常繁华的CBD，而十八梯则像是一个很静止的空间，但又充满了市井味。那个时候，我知道这里即将开始旧城改造，我好奇住在这里的人，他们将去往哪里？

2012年，我第一次遇到胡光荣阿姨。

旅馆“圆门山庄”，与门口的小花园

胡阿姨早年是个会计，和她的丈夫在一家国营公司上班，因为帮人家担保了很多贷款，后来入不敷出，把自己的房子也变卖了。最终丈夫也和她离了婚，胡阿姨就来到了十八梯。

她在这里开了一家名叫圆门山庄的旅馆，收费不高，大概就两三块钱一天。里面的客人形形色色：有打工的，也有算命的；有低保户，也有刚到城里来寻找工作的人，旅馆就是他们暂时的一个落脚点。用她的话来说：“他们都在这里共渡难关。”

背着“大蘑菇”，在重庆走街串巷

我认识胡阿姨，是先通过她的花园。因为她的生活，除了经营这家小旅馆，每天还会去旁边的解放碑捡垃圾。一些已经废弃的商业物件、道具，她觉得比较有趣，就会把它们搬回家，重新收拾装扮一下，安置在她的花园里。

这座“花园”不大，就是她小院子门口的一座小山坡，里面摆着她捡来的大蘑菇、平安卫士、恐龙蛋、还有彩虹伞……就像一件件被她重新打造的艺术品，也像是她为自己打造的一个乌托邦世界。

花园，被五彩缤纷的道具点缀

解放碑是重庆的CBD，但重庆人有个说法，是“先有十八梯，后有解放碑”。胡阿姨，我发现她的生活是贯穿这两个时空的：从繁华的解放碑，到十八梯的小旅馆。她每天的行为，把这两个空间非常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这座花园，其实是胡阿姨跨越现实苦难所追寻的一片净土，也是她面对过去、面对自我的一种救赎。

胡阿姨用她面对生活的坚韧、用她的精神世界，回应了很宏大的命题：在时代的潮流中，其实人非常渺小，我们都是顺应着时代在往前走，我们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是这样的。在大家面临焦虑、迷茫时，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守护自己的内心？

胡阿姨与少斌

有一天我在拍摄，老太太突然停下她手中的工作，非常认真地对着摄影机跟我说：“小潘，你今天晚上能不能帮我打一个电话？”

其实我很惊讶，我以为这个人是谁呢，胡阿姨说这是我儿子，他今天生日，你能不能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给他道一声祝福？那是我接触到少斌的开始。

回到酒店以后，我马上就拨通了他的电话，但在电话那端传过来的声音，其实让我很惊讶：一个非常虚弱的男士的声音。后来我才知道，他那个时候正处在抑郁当中。

两人争论，关于人生的意义与生死

少斌是胡阿姨最亲近的人，母子俩的性格却反差很大。

有一次我跟少斌约好，第二天要去十八梯看他妈妈。那天他过来的目的，其实是要劝胡阿姨搬走，因为他觉得她一个人在那，实在是太孤独了，而且他（自己）在这边也不成家。更不用说，旅馆根本也是入不敷出，他觉得实在是没有坚守的必要。

在那场对话里，少斌质问他的母亲：“妈妈，我们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等死吗？”

胡阿姨用非常有力的一句话，她列举了保尔·柯察金的故事，去激励他的儿子。

那一刻我端着摄影机，内心是很受震撼的，我突然间发现，眼前的这个人物，她其实就是一个精神的贵族。她在精神方面的这种富足感，其实远远超过我们。

胡阿姨、少斌，与新家

电影首映以后，我们先是去了德国的霍夫电影节，然后回国之后，把路演的最后一站落在了重庆，就觉得这个故事重新回到了十八梯。

我们特地去看望了老太太，胡阿姨拿着她非常可爱的、捡到的小电子琴给我们弹《东方红》，然后我给她带了一份郁金香的种子。少斌还调侃老太太：你要成网红了，以后出去注意形象。

胡阿姨每天依然会在她几平方米的走廊上，精心照顾那另一座新的小花园，她跟我说，她捡到的植物又重新栽活了。

她依然觉得她很富有，她什么都有。

拍摄中的潘志琪

上次我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颁奖典礼之后，电影节的总监特意过来找我说，在莫斯科，他们已经有了一个胡阿姨的粉丝群。那时我就觉得，人的情感，和它想传递的价值，是可以跨越地域、文化的。

在这个片子的前期阶段，我既是导演，又是摄影。因为十八梯有很多游客来光顾，不经意间，总会有人停下来围观我们。

潘志琪与胡阿姨

我每次去重庆，长的话会待一个多星期，短的话可能也就两三天。当时我经常会住一家酒店，就在十八梯的上面，现在酒店已经不存在了。

七八年的时间，连服务员都认识我，因为我每次走，总要寄存一大堆电池在那，有些时候一放就是一个多月。

《24号大街》

2010年那个时期，我同时也在做另外一部片子，就是《24号大街》。我感觉自己一直在寻找一些城市化，或者说现代化进程中的东西。他们都是在这种时代的更替中，有可能在追赶这趟列车，又似乎赶不上的这些人。

在我的预想中，胡阿姨的拍摄本来在2017年就该结束了，也就是十八梯旧城改造一期工程的收尾。但我没想到，一直拍到了2021年。最大的挑战，是你要在10多年的时间里头，去持续观察一件事情，去慢慢地等待，其实它是会有一些疲劳感的。

但我很认同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曾经说的一句话，“纪录片是拍摄者与被拍摄者共同创造的世界。”

用收集来的杂物布置花园

其实我有的时候也在问自己，你为什么要花十几年时间，去记录这样一位普通的女性？最后我发现，这么多年下来，我已经成为了胡阿姨生活的一部分。

片子结尾的时候有一幕，边上的路人看到我们，很惊奇，又很调侃地问胡阿姨：他怎么还在拍你，你是不是要上电视了？老太太也会非常调侃地回答：“上个屁电视，他就是个没事干的人。”

就是你跟她好好地生活，好好地相处，然后让她觉得，你是一个“没事干的人”。

胡阿姨与新家

电影的第一版结尾，是胡阿姨背着那朵太阳花在地铁里、在城市的各个空间游荡。好像她在用一种非常独特的、个人化的，甚至有点像接近当代艺术的方式，在跟她的过去做某种表达。后来我总觉得，这个结尾还差那么一口气。

疫情期间，我又去到重庆，用航拍器补拍了一个格子间一般的公寓外景，作为结尾的镜头——在胡阿姨新家的窗口，那里有一片花。

这个人物的精神，其实它是不会败的，她的生命力依然还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