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老家拆迁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出租屋里计算银行卡余额。
首付还差二十八万，沈思琪已经三个月没让我碰她的手了。
电话里父亲的声音带着久违的兴奋：“立辉，咱家老宅和那六亩地，赔了这个数。”他报出的数字让我瞬间窒息——一千万。
我在心里飞快盘算，哪怕分我三分之一，不，五分之一，我和思琪就能在这座城市扎根了。
可一个月后，我在村民口中得知，父母把那笔钱全捐了。
捐给村里建祠堂，一砖一瓦都要用最好的。
父亲在祠堂奠基仪式上说了句话，后来传遍全村：“这钱，该用在最该用的地方。”
我连夜赶回老家，在那栋三十年的老屋里，和父亲爆发了最激烈的争吵。母亲只是坐在灶台边抹泪，自始至终没有替我说一句话。
“那是咱家的钱！”我摔了茶杯，“你儿子在城里连个厕所都买不起！”
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烟，烟雾笼罩着他沟壑纵横的脸。“祠堂是根，”他声音嘶哑，“钱的事，你别想了。”
回城那天，沈思琪穿着新买的连衣裙来出租屋找我。
她听我说完经过，沉默了很久，然后把钥匙放在桌上。
“梁立辉，我们分手吧。”她的声音平静得可怕，“一个连自己父母都搞不定的男人，能给我什么未来？”
我把她留下的钥匙从十八楼扔了下去。那天起，我再也没有回过老家。
直到五年后的一个雨夜，我接到堂叔的电话：“立辉，你妈……快不行了。”
01
沈思琪第三次提起她同事的婚礼时，我正在核对上个月的工资条。
扣除房租水电，到手六千四百块。这个数字像根刺，扎在我喉咙里五年了。
“听说婚房买在滨江新区，”她削着苹果，刀锋划过果皮的声音很规律，“一百二十平，学区房。”苹果皮断了，掉在垃圾桶边缘。她轻轻叹了口气，这声叹息比任何抱怨都沉重。
我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房贷计算器，首付三十八万，月供九千二。如果按照原计划，年底我升主管，薪资能到一万二。可现在公司裁员风声鹤唳，主管位置三个人盯着。
“再等等。”我说，声音干巴巴的。
沈思琪没接话。她把削好的苹果递给我一半，自己咬了一口另一半。咀嚼声在狭小的出租屋里显得格外清晰。窗外是城市永不熄灭的灯火，那些光亮属于别人家的窗户。
我们已经两年没谈过结婚了。
不是不想，是不能。
她父母去年秋天来过一次，住酒店的三天里，她母亲总是不经意提起“安定”“保障”这些词。
走的时候，她父亲拍拍我的肩：“小梁，抓紧。”
怎么抓紧？我连抓紧的资格都没有。
手机在这时响了，是父亲的号码。我有些意外，他通常只在每月一号打电话，说些“吃了没”“注意身体”的套话。今天才二十三号。
“立辉。”父亲的声音比平时高些，背景里有嘈杂的人声，像是在什么热闹场合。
“爸，怎么了？”
“咱家要拆了。”他说出这四个字时，有种压抑不住的激动，“镇上规划，咱村整片划进开发区。老宅，还有那六亩地，都算进去了。”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赔了多少？”我问得直接，瞥见沈思琪转过头来。
父亲报出那个数字时，我下意识握紧了手机。一千万。不是一百万，是一千万。我听清了，但不敢信。
“多少？”我又问了一遍。
“一千零三十六万，”父亲这次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石子砸进水里，“补偿方案定下来了，签字就能拿钱。”
沈思琪放下苹果，抽出纸巾擦手。她的动作很慢，眼睛一直看着我。
“什么时候能拿到？”我的声音有点抖。
“下个月，”父亲说，“公示期过了就发。你妈让我问问你，什么时候有空回来一趟？”
挂了电话，出租屋陷入短暂的寂静。窗外传来远处工地的轰鸣声，那是在建的新楼盘，广告牌上写着“尊享人生，从此开始”。
沈思琪走到我面前，蹲下身，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很凉，手心有细微的汗。
“立辉，”她仰起脸看我，眼睛里映着台灯的光，“我们……能买房了。”
这不是问句。她的语气里有一种尘埃落定的轻松，还有压抑多年的期待突然释放的颤抖。我把她拉起来，紧紧抱住。她在我怀里轻轻发抖，不知是激动还是别的什么。
“你想要多大的房子？”我问，声音贴着她的耳朵。
“不用太大，”她说，“两室一厅就好。要有阳台，能养几盆花。”
那晚我们聊到凌晨三点。她打开手机里的装修软件，给我看她收藏的图片：原木色的地板，浅灰色的沙发，整面墙的书架。说着说着，她会突然停下来，看着我笑，然后继续。
我第一次觉得，这座城市的光，也许有一盏即将为我们点亮。
只是深夜躺下时，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父亲电话里的背景音，为什么那么像很多人聚集的场合？他在哪里接的电话？
这个念头很轻，很快被对未来的憧憬淹没了。
02
接下来的两周，沈思琪像是换了个人。
她开始研究各个区的楼盘，打印了厚厚一摞资料。晚饭后，我们趴在出租屋唯一的那张桌子上，用红笔圈出可能的选择。
“这个小区对口实验小学，”她用尺子比着地图，“就是单价高了点。”
“首付多少？”
“一百二十万左右。”她咬着笔帽，“但你爸妈那边……能支持多少？”
这话问得小心翼翼。我们之间一直有个默契：不过多谈论彼此家庭。她父母是县城中学老师，退休金稳定但不高。我父母是农民，除了那几亩地，没有别的收入。
现在这个默契被打破了。
“应该能支持一些。”我说得保守，心里却在算账。
一千万，哪怕只分我两百万，付完首付还能装修，甚至买辆车。
父亲会同意吗？
他是那种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人，但对儿子……
我决定先试探。
周五晚上，我给母亲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父亲，背景音里有电视的声音，像是在放戏曲。
“妈呢？”我问。
“串门去了，”父亲说，“找她有事？”
“也没什么事，”我斟酌着词句，“就是问问拆迁款的事……进展怎么样？”
“快了。”父亲的声音很平静，“补偿协议已经签了，钱下个月到账。”
“那……这笔钱，你们有什么打算？”我问得尽量随意，“存银行？还是做点投资？”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电视机里传来咿咿呀呀的唱腔，是《四郎探母》。
“钱的事你不用操心，”父亲终于开口，“家里有安排。”
“什么安排？”我追问。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他的语气里有关门的意思。
我还想再问，沈思琪从浴室出来了，头发湿漉漉地披在肩上。她对口型问：“怎么说？”
我摇摇头，指了指手机，示意还在聊。
“爸，”我换了个角度，“我和思琪打算买房了。看中一套，首付还差点。”
“差多少？”
“一百万。”我报了个数字，实际是八十万，多说点有回旋余地。
父亲又沉默了。这次沉默更长，长得让我手心开始出汗。沈思琪坐在床边擦头发，毛巾一下一下擦着，眼睛盯着地板。
“立辉，”父亲开口时，电视声突然小了，像是他调低了音量，“钱的事，等你回来再说。”
“我下周末就回去。”我立刻说。
“下周末……”父亲顿了顿，“行，你回来吧。”
挂了电话，沈思琪抬起头：“怎么样？”
“他说等我回去再说。”我走到窗边，点了支烟。戒烟两年了，但此刻我需要一点尼古丁来平复心情。
沈思琪没说话。她继续擦头发，动作机械而重复。出租屋里的气氛有些微妙，刚才的热烈憧憬冷却下来，变成一种悬而未决的等待。
“你爸会不会……”她欲言又止。
“不会的。”我打断她，更像是说服自己，“我是他儿子。”
那一周过得特别慢。
沈思琪不再提房子的事，但我们之间多了些心照不宣的默契。
她开始收拾出租屋里堆积的杂物，把不用的东西打包，说是“提前准备搬家”。
偶尔，她会哼歌，是那种轻快的调子。
周三晚上，她带回一束百合。插在矿泉水瓶里，摆在窗台上。
“好看吗？”她问。
“好看。”我说。
其实我想说，等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我要在阳台种满花。但这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有些承诺，等真有能力实现时再说，更有分量。
周五下午，我请了假，坐上了回老家的长途汽车。沈思琪送我到车站，在检票口前抱了抱我。
“好好跟叔叔阿姨说。”她叮嘱。
“放心。”我拍拍她的背。
车子启动时，我看见她还站在原地，朝我挥手。阳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笑容很亮。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希望。
然而车子驶出市区，进入乡间公路时，那片熟悉的田野和村庄让我忽然有些不安。我掏出手机，想给父亲发条消息说快到了。
却先看到堂弟发来的朋友圈。九宫格照片，是村里祠堂奠基仪式的现场。红绸、鞭炮、黑压压的人群。配文是：“见证历史时刻，冯氏祠堂重建启动！”
我放大照片，在人群前排看见了父亲。他穿着那件只有重要场合才穿的深蓝色中山装，站得笔直。旁边是几个村里老人，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像是镇上的干部。
照片拍摄时间是三天前。
父亲在电话里从没提过这件事。
03
长途车在村口停稳时，天色已近黄昏。
我拎着行李下车，第一眼就看见了村头那片空地上的变化。原本是打谷场的地方，现在立起了施工围挡，红底白字的横幅挂在最显眼位置：“冯氏宗祠重建工程奠基典礼”。
围挡里已经挖出了地基的雏形，堆着水泥和红砖。几个工人正在收拾工具准备收工，看见我，多打量了几眼。
“立辉回来啦？”一个皮肤黝黑的汉子认出我，是远房堂哥冯建军。
“建军哥，”我走过去，“这祠堂……真要重建？”
“那可不，”他递给我一支烟，我摆摆手，他自己点上，“你爸没跟你说？这回可是大手笔，全按古制重建，用的都是好材料。”
“谁出的钱？”我问得直接。
建军哥吐了口烟圈，眼神有些闪烁：“村里集资呗，各家都出了点。”
“多少？”
“具体不清楚，”他岔开话题，“快回家吧，你爸妈估计等急了。”
这话说得不自然。我们村就这么大，谁家出多少钱，第二天就能传遍。他是在回避什么。
我拖着行李箱往家走，水泥路是新修的，两边的房子也大多翻新了。经过小卖部时，几个闲聊的老人看见我，声音低了下去。
“老丁家儿子回来了。”
“怕是听说钱的事了……”
“唉，作孽哟。”
我装作没听见，脚步却加快了。心里那股不安越来越浓，像梅雨季节的闷热，黏糊糊地裹住全身。
老宅还是记忆里的样子，青砖灰瓦，院墙爬满牵牛花。但大门上贴的对联是新的，红纸金字：“祖德流芳远，宗功世泽长”。这不像父亲会选的句子，他一向务实。
推开院门，母亲正在井边洗菜。看见我，她慌忙站起来，围裙上沾着水渍。
“立辉回来了，”她声音有点紧，“饿不饿？妈给你煮面。”
“我爸呢？”我把行李放在堂屋。
“去祠堂工地了，”母亲擦了擦手，“说是跟施工队商量事。”
我在藤椅上坐下，椅子发出吱呀的响声。堂屋的摆设没变，八仙桌、条案、墙上挂的毛主席像。但条案上多了个东西——一个红木匣子，雕着繁复的花纹。
“妈，”我指着那匣子，“这哪儿来的？”
母亲眼神躲闪：“你爸……买的。”
“多少钱？”
“不贵，”她说得含糊，转身往厨房走，“你先歇着，我去煮面。”
面端上来时，父亲回来了。他穿着那身中山装，裤腿上沾着泥点，脸上却有种罕见的红光。看见我，他点点头，算是打招呼。
“爸，”我放下筷子，“祠堂的事，你怎么没跟我说？”
父亲在对面坐下，掏出一包新买的中华烟。这烟他平时舍不得抽，只招待客人用。
“说了有什么用，”他点烟，“你又不懂这些。”
“我听说重建要花不少钱，”我盯着他，“村里集资，咱家出了多少？”
烟雾在父子之间升腾。母亲站在厨房门口，手里攥着抹布，指节发白。
“该出多少就出多少。”父亲说。
“拆迁款呢？”我终于问出这个问题，“一千万，你们打算怎么用？”
堂屋里安静下来。只有墙上的老式挂钟在走，嗒，嗒，嗒，每一声都敲在心上。
父亲把烟按灭在搪瓷缸里，动作很慢。他抬起头看我时，眼神里有种我读不懂的东西，像是决心，又像是别的什么。
“钱已经安排了，”他说，“全部捐给村里建祠堂。”
“全部？”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变了调，“一千万？全部？”
父亲点头。
母亲发出压抑的啜泣声。她转过身去，肩膀微微发抖。
我站起来，椅子在地上刮出刺耳的响声。“为什么？”我的声音在颤抖，“我是你儿子！我在城里连房子都买不起！”
“祠堂是根，”父亲也站起来，他的声音不高，却像锤子砸下来，“钱就该用在根上。”
“那我呢？”我几乎是吼出来的，“我的根在哪儿？在城里的出租屋吗？”
父亲不说话。他只是看着我，那种眼神让我想起小时候做错事时，他就是这样看着我，不说教，不责骂，只是看着，直到我自己认错。
可这次我没有错。
“这钱有我一份，”我逼自己冷静下来，“法律上，我是继承人。”
“钱已经捐了，”父亲说，“协议签了，公证也做了。你想打官司？”
我愣住了。他看着我的表情，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文件夹，推到我面前。
是捐赠协议。甲方是父亲丁宏达，乙方是冯家村村民委员会。捐赠金额：壹仟零叁拾陆万元整。用途：冯氏宗祠重建及附属设施建设。签字日期是一周前。
还有公证书，大红印章盖着。
我的手在抖。不是因为生气，是因为一种彻骨的冰凉。他们瞒着我，在我满怀希望规划未来的时候，悄悄做完了这一切。
“为什么？”我又问，这次声音哑了，“就算要捐，不能留一点给我吗？一百万，五十万，哪怕二十万……”
“一分都不能留。”父亲打断我，他的声音突然很疲惫，“立辉，有些事你不懂。”
“那你告诉我啊！”我拍桌子，搪瓷缸跳起来，水洒了一桌。
母亲冲过来，用抹布擦桌子，眼泪掉在水渍里。“立辉，你别怪你爸……”她泣不成声。
父亲拉开她，对我摆了摆手：“你累了，先去休息。明天……明天再说。”
他转身进了里屋，关上门。那扇木门吱呀一声，把我所有的质问都关在了外面。
母亲还在哭。我站在那里，看着桌上那份协议，白纸黑字，红印章。一千万，就这么没了。
窗外的天色彻底黑了。祠堂工地上传来工人们收工的吆喝声，他们在说笑，声音里透着对这项大工程的兴奋。
没人知道，这间老屋里，有什么东西碎了。
04
那一夜我几乎没睡。
老屋的木床吱呀作响，窗外的月光透过塑料窗帘，在地上投出模糊的光斑。我盯着那些光斑，脑子里反复回放父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
全部捐了。一分不留。
他说这话时的决绝，不像我认识的那个父亲。
记忆中，父亲虽然节俭，但对我不算吝啬。
大学四年，他每月准时打生活费，从没让我在同学面前难堪过。
工作后我往家寄钱，他总是说“你自己留着，城里开销大”。
为什么这次不一样？
凌晨四点，我起身去倒水。经过父母房间时，听见里面传来压低的说话声。
“……孩子恨死我们了。”是母亲的声音，带着哭腔。
“恨就恨吧，”父亲说，“总比……”
后面的话听不清了。
我握着水杯站在黑暗里，手心冰凉。总比什么？总比什么更糟？
天亮时，我做了决定。再谈一次，如果还是这个结果，我就走。彻底走。
早饭很沉默。稀饭、咸菜、馒头，都是老样子。母亲的眼睛肿着，低头喝粥。父亲吃得很慢，一口馒头嚼很久。
“爸，”我放下筷子，“昨晚我想了一夜。我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给我一个理由。”
父亲也放下筷子。他看着我，眼神复杂。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他会松口，会解释。
但他只是说：“没有为什么。钱就该用在祠堂上。”
“祖宗比我重要？”我问。
“有些事，不能这么比。”
“那该怎么比？”我的声音抬高了，“你儿子三十岁了，没房子没结婚，你不管。你把钱拿去修一座死人用的祠堂！”
“啪！”父亲拍桌子站起来，“你怎么说话！”
我也站起来：“我说错了吗？妈，你说，我说错了吗？”
母亲捂着脸哭。她的哭声像一根针，扎进这令人窒息的沉默里。
父亲深吸一口气，重新坐下。他的手指在颤抖，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这样。
“立辉，”他声音沙哑，“你听好。这钱，从始至终就不该是咱们的。现在物归原处，是天经地义。”
“什么意思？”我抓住关键词，“什么叫不该是咱们的？那是老宅和地的补偿款！”
父亲摇头，不再解释。他站起来往外走：“我去祠堂工地。”
“丁宏达！”我第一次直呼他的名字。
他脚步顿了顿，没有回头。
母亲拉住我的胳膊：“立辉，别追了……你爸他心里苦。”
“苦什么？”我甩开她的手，“一千万到手，他有什么苦？是苦钱太多花不完吗？”
这话说出口我就后悔了。母亲的脸瞬间惨白，她后退一步，像是被人打了一耳光。
但后悔很快被愤怒淹没。我回到房间，开始收拾行李。其实没什么好收拾的，我这次回来只带了两件换洗衣服。
收拾到一半，手机响了。是沈思琪。
“立辉，”她的声音很轻，“跟你爸妈谈得怎么样？”
我握紧手机，指甲陷进掌心。那个我幻想过无数次的答案——“他们答应了”——此刻像讽刺。
“钱没了。”我说。
“什么？”
“他们把钱全捐了，捐给村里建祠堂。一千万，一分不剩。”
电话那头死一般的寂静。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沈思琪才开口：“……一点都没留？”
“一分都没留。”
她又沉默。我听见她的呼吸声，一下，一下，很轻，但每一下都像在积蓄什么。
“思琪，”我说，“我下午就回去。我们再想办法，我升主管后……”
“梁立辉。”她打断我，声音平静得可怕，“我们分手吧。”
我愣住了。虽然昨晚有那么一瞬间的恐惧，但真听到这句话，还是像被重锤击中。
“你说什么？”
“我说，分手。”她一字一顿，“一个连自己父母都搞不定的男人，能给女人什么未来？你家这种情况，我接受不了。”
“这跟我父母有什么关系？”我声音发颤，“是我们两个人……”
“有关系！”她的声音终于有了起伏，“太有关系了！你父母能为了一座祠堂，连儿子的终身大事都不顾。这样的家庭，我嫁进去算什么？哪天需要钱救命，是不是也要先问祖宗同不同意？”
“思琪……”
“别说了，”她深吸一口气，“钥匙我放桌上。你的东西，我收拾好寄给你。就这样吧。”
电话挂断了。忙音嘟嘟地响，像心脏监护仪上的直线。
我握着手机，站在老屋昏暗的房间里。阳光从窗缝挤进来，照在尘土上，那些细小的颗粒在光里翻滚，像极了这荒谬的人生。
堂屋里传来母亲的啜泣声，还有她念经似的低语：“造孽啊……都是造孽……”
我拎起行李，走出房间。母亲看见我，惊慌地站起来：“立辉，你去哪儿？”
“回城。”
“饭还没吃……”
“不吃了。”我绕过她，走出堂屋，走出院门。
父亲蹲在祠堂工地的土堆上抽烟，背对着我。他没有回头，哪怕我的脚步声那么重。
我也没有叫他。
走出村口时，我回头看了一眼。祠堂工地的围挡在阳光下很刺眼，那条横幅在风里飘：“冯氏宗祠重建工程”。
这就是一千万换来的东西。
我掏出手机，拉黑了父母的号码。然后给沈思琪发了最后一条消息：“好，分吧。”
发送成功。我把手机卡取出来，扔进了路边的水沟。
那天起，我再也没有回过老家。
05
回城后的三个月，我像一具行尸走肉。
沈思琪说到做到。我回到出租屋时，她的东西已经全部搬走，连阳台那盆多肉都带走了。桌上放着我的钥匙，还有一张纸条：“保重。”
没有落款。
我请了一周假，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吃饭，不睡觉，只是抽烟，一根接一根。第四天晚上，我晕倒在卫生间，头磕在马桶边缘，缝了三针。
拆线那天，主管找我谈话。公司效益不好，我这个状态，留不下。
“给你一个月调整，”他说得很委婉，“如果还是这样……”
我懂。职场不相信眼泪，也不相信你的家庭悲剧。
我开始拼命工作。主动加班，抢最难的项目，用业绩证明自己还有价值。晚上回到出租屋，倒头就睡，不敢给自己任何胡思乱想的时间。
偶尔在深夜醒来，会下意识摸手机，想看看有没有家里的消息。然后才想起，我把他们拉黑了。
其实他们可以打公司电话，或者通过别人找我。但一次都没有。
母亲给我寄过一个包裹，是晒干的槐花，还有一双她亲手纳的鞋垫。包裹单上的字歪歪扭扭，是她写的。我没拆，直接扔进了小区垃圾桶。
父亲托堂叔带话，说想跟我聊聊。我让堂叔转告：“没什么好聊的。”
彻底决裂。
一年后，我跳槽到现在的公司，薪资涨了百分之五十。我搬出那间和沈思琪住过的出租屋，找了个更小的单间。除了床和桌子，什么都没有。
我不再想买房的事。每个月工资到账，除去必要开销，剩下的全存起来。数字在增加，但心里那个洞，怎么也填不上。
第二年春节，同事们都回家了。我申请值班，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办公楼里加班。午夜时分，我站在落地窗前看烟花，手机里是群发的祝福短信，没有一条来自老家。
第三年，我升了主管。庆功宴上喝多了，抱着垃圾桶吐的时候，我突然想起父亲。他胃不好，年轻时喝酒喝伤了，母亲总给他熬小米粥。
这个念头让我哭了出来。同事们以为我是喜极而泣。
第四年，我买了车。十万块的国产车，但好歹是自己的。提车那天，我想拍张照片发朋友圈，手指在发送键上悬了很久，最后删除了。
发给谁看呢？那个我想证明给他看的人，已经不在我的世界里了。
第五年春天，我遇到了一个姑娘。合作公司的设计师，笑起来眼睛弯弯的。我们吃过三次饭，看过两场电影。第四次约会前，她问我：“你好像从来没提过你家人？”
我握着咖啡杯，杯壁烫手。
“他们不在了。”我说。
她愣了愣，小声说“对不起”。那晚送我回家时，她在车里轻轻抱了我一下。但我心里清楚，有些坎过不去，就不要耽误别人。
第二天，我发消息说“我们还是做朋友吧”。她回了个“好”，再没联系。
日子就这么过着。工作、加班、睡觉，偶尔和朋友喝酒。他们说我是“拼命三郎”，说我不近人情，说我活得像个机器。
只有我知道，我只是不敢停下来。一旦停下来，那些被压抑的东西就会翻涌上来——愤怒、委屈、不解，还有深夜时偶尔冒出来的、不该有的思念。
直到那个雨夜。
手机显示凌晨两点，来电是陌生号码。我以为是骚扰电话，正要挂断，忽然注意到区号是老家的。
心跳漏了一拍。
“喂？”
“立辉吗？”是堂叔的声音，很急，“我是你堂叔！你妈……你妈快不行了！”
雨点砸在窗玻璃上，密集得让人心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