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会基层服务站点动员专业力量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青海实践

作者|青海省法学会

责编|苑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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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会作为法治领域专业性人民团体，依托基层服务站点动员和组织律师等专业法治力量制度化、常态化、系统化地融入基层治理，成为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的关键路径。青海省多地实践证明，通过法学会基层服务站点的有效赋能，专业力量的下沉不仅转化为基层治理体系的内生能力，更在矛盾纠纷化解、法律服务供给、法治环境营造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形成了具有示范意义的基层治理法治化新模式。

法学会基层服务站点在基层治理法治化中的定位与功能

专业力量的组织枢纽与输送渠道。法学会基层服务站点改变了以往律师等专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的分散性、临时性状态，通过法学会的组织体系和会员网络，实现对专业人才资源的系统性整合、规范化管理和精准化输送。县级法学会动员和组织律师会员，确保下沉力量的政治素质、专业能力与服务意愿符合基层需求。这种由专业性人民团体主导的供给模式，保障了法律服务的专业性、规范性与可持续性，使外部专业支持稳定、有序地注入基层治理肌体。

治理规则的标准制定与流程优化。法学会基层服务站点凭借其专业优势，积极参与基层治理标准化建设。通过深入调研和实践总结，法学会参与完善了纠纷受理、法律评估、协同调解、司法衔接等一系列标准化工作规程和操作指南。这些标准化流程不仅规范了服务行为，更将法治原则和程序正义嵌入基层治理的各个环节，推动治理方式从经验主导向规则主导的深刻转变。

法治资源的整合平台与协同中心。法学会基层服务站点发挥其联系面广、专业性强的特点，成为整合各类法治资源、促进多元主体协同的综合性平台。站点不仅聚合律师力量，还积极联动人民调解员、基层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以及行业专家，构建“律师+”协同工作模式。如西宁市城北区的“律师+人民调解员+行业专家”组合调解，海北藏族自治州的“律师坐诊”与职能部门协同，均体现了站点在资源整合与协同作战中的枢纽作用，形成了化解矛盾纠纷的合力。

法学会基层服务站点动员专业力量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路径

前端介入与源头预防，夯实法治化治理基础。法学会基层服务站点通过在综治中心设立常驻法律咨询窗口、开展“律师坐诊”、组织“法律明白人”培训等方式，为群众提供便捷、免费、专业的法律咨询和普法宣传。其一，常态化咨询疏导诉求。如西宁市城北区在服务大厅每日派驻律师值班，免费提供咨询，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有效避免矛盾升级。“有事问律师”成为群众习惯，规则意识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增强。海北州“律师坐诊”面对面受理群众各类事项241条，畅通了诉求表达渠道。其二，精准化普法提升素养。针对基层尤其是民族地区特点，开展“靶向式”普法。如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律师定制藏汉双语普法内容，围绕草山纠纷、婚姻家庭等高频领域以案释法；海南藏族自治州律师结合综治中心工作重点，举办专题法律讲座，提升群众法治素养和依法维权能力，从源头上减少纠纷发生。

中端化解与专业调处，提升矛盾纠纷解决效能。对于已发生的矛盾纠纷，律师等专业力量凭借其法律专业知识、中立第三方地位和丰富的实务经验，成为破解调解僵局、提升化解成功率的关键。分层分类精准调解。针对纠纷复杂程度，建立差异化介入机制。对于一般民事纠纷，律师与调解员配合，实现“法理”与“情理”融合。对于医疗、知识产权、建筑工程等纠纷，则启动“专家会诊”模式。如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针对耕地纠纷，律师联合自然资源部门实地勘查、释法说理，成功化解历时30年的土地争议。重大疑难纠纷攻坚。对于持续时间长、矛盾积累深、涉及多部门的重特大纠纷，律师提供专业法律意见，确保调解在法治轨道内运行。海东市乐都区律师参与化解因洗车行噪声引发的三年邻里纠纷，精准界定法律责任，最终促成和解。创新调解方法及技术。如海南州贵德县信访化解“倾听诉求—法律诊断—路径指引”三步法，同仁市调解“亲情感化与法律引领相结合”法，玉树州称多县律师通过精准厘清法律关系帮助当事人跳出认知僵局等，显著提升了调解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后端保障与闭环管理，巩固基层治理法治成果。法学会基层服务站点推动建立了有效的后端保障机制。“援调对接”无缝衔接。对于调解失败且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群众，建立快速受理通道，实现从调解到诉讼的无缝对接。西宁市城北区通过此机制受理法律援助案件421件，杜绝了群众因经济困难“维权无门”的现象，体现了司法温度。协议履行指导与风险防范。律师协助完善调解协议条款，明确支付方式、期限和违约责任，降低后续纠纷风险。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律师在交通事故赔偿纠纷化解后，指导完善协议细节，保障了赔偿款的顺利支付。司法确认与效力巩固。对于达成调解协议的，引导当事人进行司法确认，赋予协议强制执行力，巩固调解成果。

法学会基层服务站点动员专业力量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机制建设

制度化组织机制。青海实践表明，关键在于建立“法学会统筹—律师事务所协同—律师参与”的三级组织架构。一是签约派驻模式。如海东市乐都区、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等地，由司法局、法学会与律师事务所签约，律所指派律师常驻综治中心，保证了服务的专业性、持续性和稳定性。二是“常驻+轮驻+随驻”模式。如玉树州囊谦县、称多县，精选律师组建团队，实行固定驻点与灵活响应相结合，并建立24小时线上响应制度，确保服务全天候、全覆盖。三是“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机制。如玉树州曲麻莱县推行“一村一社区一法律援助律师”机制，将法律服务延伸到社会治理末梢。

标准化流程机制。一是服务流程标准化。从咨询接待、案件受理、调查核实、调解介入到结案反馈，形成明确、规范的操作步骤。如同仁市明确律师参与调解的工作要求、范围和程序。二是文书制作标准化。提供起诉状、申请书等法律文书的代写服务，降低群众维权门槛。三是评估反馈标准化。建立服务评价和案件回访机制，及时了解群众满意度和协议履行情况，持续改进服务质量。

协同化联动机制。一是内部资源协同。整合律师、公证、司法鉴定、人民调解等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在站点内形成“一站式”服务链条。称多县综治中心规划导引台、调解室、法律服务室、诉讼服务室，即是协同思维的体现。二是与职能部门协同。与法院、公安、人社、住建、自然资源等部门建立常态化联络与联合调处机制。如果洛州班玛县建立“群众需求—综治中心转办—志愿律师响应—结果反馈”闭环机制，高效联动化解消防员工伤赔偿案，便是典范。三是线上线下协同。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远程调解、线上咨询、普法直播等服务，打破地理限制。曲麻莱县通过“线上+联动”模式，一日内化解跨省欠薪纠纷，展现了数字赋能的高效。

激励与保障机制。一是荣誉激励与行业认可。将律师参与基层治理的实绩作为评优评先、推荐参政议政的重要依据，增强其职业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二是物质保障与补贴机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公益补贴等方式，为参与服务的律师提供必要的交通、伙食等补贴。三是能力提升与培训机制。法学会定期组织专题培训、案例研讨、经验交流，帮助律师熟悉基层情况、掌握调解技巧、了解民族政策，提升服务基层的综合能力。

青海实践的启示

青海省的实践表明，法学会基层服务站点动员专业力量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取得了显著成效。

矛盾纠纷化解效能显著提升。律师的专业介入大幅提高了调解成功率，尤其在一些重大疑难复杂纠纷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大量矛盾被化解在基层、在诉前，节约了司法资源和群众维权成本。

群众法治获得感切实增强。“家门口”的专业法律服务，降低了群众寻求法律帮助的门槛和成本。免费咨询、法律援助、代写文书等服务，让群众感受到法治的温暖和力量，“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意识日益增强。

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持续提高。专业力量的参与，将法治思维、法律方法和程序意识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实践，推动了治理方式从行政主导、经验主义向法治主导、规则之治转变。基层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得到提升。

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逐步形成。律师作为中立第三方，促进了群众与政府、群众与群众之间的理性沟通和信任重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格局初步形成，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更加牢固。

法学会基层服务站点动员专业力量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是专业性人民团体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它通过制度化的组织动员、标准化的流程设计、协同化的联动机制，将法治的专业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的效能优势。展望未来，坚持党的领导，持续完善工作机制，强化支撑保障，这一模式必将在筑牢基层善治根基、建设更高水平法治中国的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坚实的法治基层力量。

（青海省法学会课题组组长：山永祥 青海省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成员：冉奥博 清华大学智库中心助理研究员；刘传康 青海省法学会副秘书长；余瀚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谭成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