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赵朴初写词讽刺赫鲁晓夫，毛主席拍手叫好：这词归我了

1958年6月，北京空气闷热。中南海里，毛主席正等柬埔寨佛教代表团，随行人员中站着身材清瘦的赵朴初。毛主席突然笑道：“赵朴初，‘不朴难为初’，你这名字有意思！”赵朴初合掌，轻声答：“主席，佛经里讲‘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正应今日之势。”几句调侃，拉近了两人距离，也埋下了五年后“惊艳一曲”的伏笔。

1962年底，中苏论战升温。赫鲁晓夫接连放出风声，指责中国“冒险主义”；新德里媒体则大谈“印度必胜”；大洋彼岸的肯尼迪忙着在古巴危机后擦汗。外电的共同点，是把中国描绘成孤立无援的“东亚麻烦制造者”。赵朴初在北京报纸上读到这些报道，心里那股闷火压不住——他想以文墨回击，但还缺一个亮眼的契机。

机会很快出现。1963年11月，达拉斯枪声响起，肯尼迪中弹身亡；半年后，尼赫鲁清晨突发脑溢血；再过数月，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会议桌前，赫鲁晓夫黯然“自请退职”。短短一年，“三尼”相继失势。舆论哗然，莫斯科电台语调骤降，北京却按兵不动。彼时的赵朴初，已在佛协的书房里铺纸磨墨。

一夜春雨，他写下《尼哭尼》《尼又哭尼》《尼自哭》，选用元曲套数，调门俏皮而锋利。第一阕一落笔就是一句冷嘲：“西尼东尼，两哭三惊，恶事做尽徒嗟命。”语气轻，却字字带刺。中宣部副部长碰巧读到，当即说：“得给主席看看。”曲稿被装进干净的公文袋，送往中南海。

毛主席翻完三首，哈哈一笑：“好！这曲子归我了！”秘书记得，那天他连声说了三遍“痛快”。主席随后提了小改动，把标题变成《哭西尼》《哭东尼》《哭自己》，总名目定为《某公三哭》。一字未改原意，却把针锋指向赫鲁晓夫，妙在“哭自己”三字——既点破“三尼”命运，又映出苏共内部的尴尬。

1965年2月，柯西金访华。在人民大会堂的长桌会谈前，人民日报提前两天整版刊出《某公三哭》。苏方翻译先读到中文原稿，又急急对照俄文节译，神情古怪；柯西金面不改色，却频频抿茶。外交场合寸土必争，这次是“文土”。有意思的是，不少外国记者会后追问：“中国人用元曲做外宣，是不是引用了古典兵法？”答案无需写在公报里，三阕曲自己会说话。

《某公三哭》声名鹊起，赵朴初也再无“佛门清客”之淡薄：从那天起，外界更多把他当作诗人、学者和政治家的综合体。可他并非突然冒出。他生于1907年安徽安庆大宅，少年进东吴大学，20岁患肺结核退学，在病榻上捧《金刚经》，萌生出“以出世心，做入世事”的念头。1937年，上海陷入战火，他冒险开办难民营，两年给新四军输送三千多名青壮；还和地下党合办出版社，第一本就印《毛泽东论文选集》。这段履历，让他对国家命运的敏感远胜常人。

解放后，他担任中国佛协副会长，忙宗教事务也写诗填词。1950年，他读到毛主席《沁园春·雪》，当夜即成和词。那是他第一次把自己对领袖、对时代的理解写进平仄。毛主席后来评价：“赵朴初这个和尚懂得辩证法。”一句“和尚”，既是调侃，也是肯定。

1976年9月9日深夜，中南海的哀乐通过电波传遍全国。赵朴初在灯下写挽诗两首：“一片丹心为赤子，千秋功业壮山河。”字迹颤抖，却没有一句哀怨。那年他69岁，见过帝国主义炮舰，也见过人民共和国礼炮，情绪早磨成了沉郁的力度。

进入80年代，他依旧活跃。1987年在中国作协发言，谈到文化传承时说：“毛主席留下了两大宝贝：中医和诗词。没有这两样，民族的根会空。”不少学者觉得他夸张，但事后细想，的确句句在理。因为他深知，一旦古典文脉折断，一个民族的精神就会变脆。

2000年5月，93岁的赵朴初辞世。很多人回忆他，总绕不过那几首“哭尼”曲。其实，那不过是他文学生涯的冰山一角，却因撞上国际斗争的激流，被时代放大。曲子里夹杂了冷嘲、侠气与佛家悲悯，也暗合了中国在困境中自信反击的姿态。

历史不会停笔。赫鲁晓夫早已尘封，肯尼迪和尼赫鲁也成了教科书里的注脚；而写进报纸、递给领袖的三阕元曲，仍能让读者听到当年纸笔相碰的脆响。有人问：同为象牙塔里的文人，为何赵朴初能让诗词参与大国博弈？答案或许简单——他既有慈悲心，也有家国志，能在佛堂静坐，也敢在风口挥毫。这样的笔，写得出轻盈，也划得开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