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他在政治局候补委员名单之列，反而推辞：干不了这个工作

1969年4月27日晚，北京西郊一处临时驻地灯光未熄。李德生翻看刚送到手中的名单，发现自己排在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列，心口猛地一紧。两天前的九大闭幕式上，他只是众多新晋中央委员之一；没想到会议节奏如此之快，一中全会的选举名单已迫在眉睫，留给他思考的时间几乎为零。

这位时年五十三岁的开国少将，论资历排不到最前，论军衔也仅是少将。过去二十多年里，他更多以“作战指挥员”而非“高级领导干部”被人记住。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山西临汾带过连队；解放战争中，率部穿插大别山，配合华东野战军突击江南。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第十二军任副军长、军长。1965年部队整编结束，他坐镇南京，心里打定主意：此生大概就和军队打交道了。

变故出现在1967年。那年2月，中央下达“三支两军”命令，第十二军被抽调数千人赴安徽支左。合肥、芜湖、蚌埠等地武斗不断升级，铁路中断、工厂停产，局面极其棘手。李德生抵达后，第一道命令不是“戒严”，而是“隔离”。他让战士们手挽手筑起人墙，把对立双方物理分隔，再派军宣队挨个做工作。几周下来，枪声少了，生产线重启，这份“稳准狠”的处理方式给中央留下深刻印象。

支左任务取得初步成效时，老将许世友到合肥检查工作，拍着李德生的肩膀笑道：“小李，中央缺会办事的人，你得有个准备。”李德生听后一笑，没太在意。半年后，他却兼任安徽省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和省军区司令员，身上的担子骤然加重。那时的安徽百废待举，粮棉产量下滑，基层组织七零八落。李德生白天跑工矿、夜晚批文件，从整顿县革委会到恢复生产秩序，忙到深夜是常态。

九大召开前夕，中央酝酿下一届政治局名单。原则之一是“老中青”三结合，另一个考量则是“能顶事”。安徽的情况向好，李德生自然被推上候选序列。4月28日一中全会前的酝酿会上，他低声对陈锡联、许世友讲：“我干不了这个工作，资历浅、影响小，不想让人说话。”陈锡联放下茶杯：“中央自有考虑，咱们别推来推去。”短短两句话，道尽当时军内不少干部对提拔的复杂心态——既担心担子太重，又怕被指“走后门”。

选举结果出炉，李德生以高票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当天夜里，他给远在南京的十二军打去电话，嘱咐参谋长“把训练抓紧，别因为我调动就松劲”。外界只看到名册上的职务，却不知这位少将仍把自己当军人，第一反应还是部队。

留京后的任务接踵而至。五月，他进入军委办事组，九月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再过几个月又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要命的是，首都三百多万常住人口、几十万大军，统筹起来远比指挥一个集团军复杂。文件雪片般飞来，会议排得密不透风。他常挂在口边的一句是：“部队作风不能丢，先把情况摸清。”他把军区机关划片包干，要求干部下连队、住兵站，采用“问卷+座谈”方式掌握基层动态——这一套来自他早年带兵的老经验。

1973年十大召开时，李德生已积累四年北京的历练。名单里，他顺势从候补委员升为委员、常委，并被推为副主席。看似顺风顺水，但新的烦恼也来了：同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他被派往沈阳。对调会议刚结束，他向中办交了一封自述信，请辞常委和副主席，只保留委员职务，理由是“精力有限，难兼数职”。这封信没有公开，但内部流传甚广，被视作一次“知难而退”的举动。

值得一提的是，李德生并非一味谦让。对于军事专业问题，他从不含糊。1974年初，沈阳军区冬训，他亲上前线检查实弹打靶，发现火炮射击数据一度偏差，立即让炮兵指挥所复盘弹道。一位年轻参谋解释说“按计算公式不会出错”，他摆手：“公式正确，但风力没实测，书本救不了你。”一句话，训练场鸦雀无声。之后炮兵重新校风，命中率显著提高，这段插曲在军区流传多年。

进入八十年代，李德生渐渐淡出第一线，却连续三届保留政治局委员身份，承担若干国防科研领导小组的协调工作。有人质疑“名不副实”，也有人说“轻车熟路”。事实是，中央需要一位熟悉军情又无派系色彩的稳定角色，他恰好合适。回顾他从安徽支左到北京履职，再到东北对调的轨迹，能看到一个明显的共性：遇到重任先接，再评估能耐，实在不行就主动请辞，避免拖泥带水。

李德生后来说过一句话：“把事情办好，比把位子坐稳更重要。”或许正是这种态度，让他在1969年那场意外的推辞里，既显得突兀，又让人觉得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