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周总理将余秋里叫到一边：中央让你和李聚奎对调一下

1957年12月底，北京西长安街已经飘起了雪。国务院小礼堂里气氛却并不轻松：那天的汇报材料写得明明白白，全国柴油库存只够八十七天，重油尤为紧缺。会后，周总理没有立刻回办公室，他把一份数据摊在桌面上，轻轻叹了口气。石油，成了共和国工业节拍里最沉的鼓点。

紧接着的第二个月，中央召开了又一次务虚会。与会者多是管经济的部委首长，大家七嘴八舌——“靠进口”“向苏联再要指标”等方案层出不穷，却都绕不开一个词：被动。议论声中，周总理忽然想到了西南军区后勤部那个独臂中将。这个名字在他脑海里来回转：“余秋里，这个人行。”他没当场表态，只说“材料留给我”。散会后，他径直回到中南海，给毛主席写了一张便条：石油部长人选，建议考虑余秋里。

余秋里那时担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年龄四十三岁。凛冬时节，他正在军委大院统筹边防棉衣供应。电话铃响，工作人员通知他：下午到怀仁堂开个简短会。余秋里没多想，收拾文件就去了。会议散得快，周总理走到他身边，压低声音：“中央让你和李聚奎对调一下，你去石油部。”这句话不到二十字，却让他心里一沉。对油田、钻机、炼化流程，他懂得太少，第一反应就是“干不了”。但他只回答了一句：“我服从组织。”语气很平静。

回去路上，他才开始回味为什么是自己。二十多年枪林弹雨熬出来的韧劲，也许正是中央看中的。1936年雪山草地上那支左臂被截，命是捡回来了，战斗力却没降。1940年晋西北练兵，他靠一套“背包是家，枪口朝前”的土办法把八团士气烘得旺旺的；1947年陕北“三查诉苦”，他又把新旧兵拧成一股绳。中央需要的不只是矿务专家，更需要一个能让十几万石油工人拧紧发条的“带头羊”。

1958年1月下旬，毛主席在中南海召见余秋里。主席问了年龄，听见“43”，笑道：“儿童团嘛！”一句玩笑，消解了紧张。随后他拍了拍桌子：“石油事关大局，硬着头皮也要学。不会可以学，油井不会等人。”余秋里点头，心里却飞快盘算：技术向谁学、队伍怎么建、经费从哪儿筹，件件都难。

2月11日，中央政治局正式下达任命。余秋里把内务交割得干干净净，3月初提着一个旧公文包走进朝阳门外石油工业部大楼。迎接他的，是一屋子技术骨干和厚厚几柜地质图，却缺少统一方向。上任第一天，他开了不到一小时的碰头会，只谈一件事：集中兵力打主攻。他把李四光请来当座上宾，摆出态度——部长给方向，科学家定靶心，干部成排上井口。

战略“东移”由此提出：重点勘探松辽盆地、渤海湾和华北平原。理由简单直白：靠近消费地，炼厂、铁路都在附近，运输成本低。有人担心动静太大，余秋里一句“背水一战”压了过去。1958年4月，他批示把二千多名钻井工人、十五支地质队拉到松辽腹地，现场一片黑土地、白桦林，条件苦得很。有人嘀咕“能不能出油”时，他站在钻塔下面，只说了四个字：“井响再说。”

几十天昼夜不停，第一口探井松基一号出水，仅见油迹，士气受挫。他没怪技术组，只让炊事班多煮了两大锅肉，伙食升级留住人心。到1959年9月26日，松基三井终于喷出棕褐色原油，井口半空飘起油雾。现场电话直通北京，余秋里对邓小平报告：“油喷得很高，像过年放炮。”邓小平只回一句：“中央放心了。”

“大庆”这个名字两天后拍板，含义简单：欢庆大油田。随后四年，克拉玛依、胜利、华北接连告捷。苏联专家1959年起陆续撤走，本以为会拖慢进度，却给了石油部一次跨栏机会。余秋里干脆设“突击轮训班”，把技师扔进车间，讲半天理论，操三天设备，实打实顶上空缺。有人笑称“独臂部长办了所野战大学”。

1963年12月，全国人大开幕，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宣布：中国原油自给率达到百分之一百，一句“洋油时代结束”，会场响起长时间掌声。台下的余秋里没有鼓太久，他低头在笔记本上写了九个字：井队不能松，加速上二线。旁边同事偷看，合上本子笑了：“还是老习惯，打完仗就想着下一仗。”

这位独臂将军后来又调到化工、冶金等口子，石油部留下的制度和作风却没变：集中兵力、先打主攻、边干边学。很多年后，老工人谈起1958那次人事对调，都说一句：“要不是那天总理把余部长拉到一边，哪来大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