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5月,外交部内一间灯光昏暗的会议室里,空气压抑得像梅雨季节的天空。周恩来环顾四周,突然提高嗓门喊出一句话:“龚澎,你不要躲在角落那里,到前面来坐。”简单十几个字,像针一样扎破了沉闷,也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拉向那位昔日的“重庆一枝花”。
在那段特殊岁月里,许多人因风声鹤唳而变得谨慎,龚澎也不例外。她身形消瘦,眼神却依旧清亮,只是多年奔波留下的疲惫再难掩饰。周恩来当众这一喝,既是关怀,也是态度——把这位功勋赫赫的女外交家重新拉到众人视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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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时间,1936年冬天,燕京大学图书馆的阅览室里,龚澎还是历史系的高材生。那一年,她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延安成了无数学子向往的方向,龚澎也踏上黄土高原。她把原名“维航”改成“澎”,寄望于彭湃般的激荡。毛泽东在马列学院授课时曾轻声感慨:“改得好,要掀巨浪。”
1940年春,她接到组织通知——南方局需要一位能说英语、善写新闻的联络员。彼时的重庆硝烟与霓虹并存,周恩来负责南方局外事事务。第一次面见周恩来是在八路军办事处的长桌旁,周恩来夜以继日办公,茶水凉了又热。年轻的龚澎跟不上他的节奏,被提醒一句:“年轻人,精神要顶得住才行。”这句半笑半真,令她此后习惯凌晨工作。
重庆时期,她换上旗袍、手拎资料,穿梭在领事馆与新闻茶座之间。美国《联合劳工新闻》记者爱泼斯坦把她的专访发回华盛顿,稿件开头一句“中共新闻界最迷人的女声”在山城流传。蒋介石曾无奈地对幕僚说:“为什么我们找不到这样的外交人才?”
生活并非只有光环。1942年,前线传来爱人刘文华病逝的噩耗,龚澎听完周恩来转述后失声痛哭。她强撑着把泪水擦干,第二天照旧准点出现在翻译席。周恩来让夫人邓颖超把自己珍藏的一小袋咖啡送去,说是“换换口味,也提提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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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秋,乔冠华奉命到《新华日报》办国际版,与龚澎初识。当周恩来笑称“你们今后是一个战壕的”,旁人听来只是玩笑,却为两人埋下情感伏笔。1943年11月,二人在周恩来的催促下简单举行婚礼,曾家岩50号三楼挂起了红灯笼,墙上贴着一张并不工整的“囍”。
抗战胜利、重庆谈判、北平和平解放……巨浪翻涌,龚澎始终站在外事舞台中央。1949年10月1日,她和乔冠华并肩登上天安门城楼,望着礼炮声中升起的五星红旗。那一年她35岁,成为外交部最年轻的司长。
新中国初创百废待兴,周恩来兼任外长,事务如山。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亚非作家大会……每一次集体照里,龚澎都沉稳站位,裙角整洁,英语发音清晰。外媒称她为“东方最睿智的女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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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巨大的精神压力悄然累积。进入60年代中期,身体警报频繁响起,胃痛、失眠、突发性低烧轮番造访,她却总对同事摆手:“小毛病,忙完这阵再说。”
于是便有了1967年那场会议。龚澎因连日夜班,脸色惨白,选择坐在最后一排。周恩来一眼就看到她的尴尬,硬是让座位挪到前排。有人回忆,周恩来语气不容拒绝,像在说“别让真正干事的人受委屈”。
次年冬天,龚澎的左腿突然无力,医院诊断为骨质代谢障碍。1970年初,她在洗手间意外摔倒,被紧急送医。周恩来闻讯赶到病房,轻声吩咐值班医生:“不惜一切。”病榻之上,昔日英气逼人的女司长疼得说不出话,却仍拉住周恩来的手,比划了一个“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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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凌晨,她停止呼吸,年仅56岁。乔冠华瘫坐在走廊长椅上,手里攥着一页未写完的演讲稿。周恩来送来白花,只说了一句:“她是外交部的一面旗帜。”
追悼会那天,北京天空灰蒙,邓颖超搀扶着乔冠华走进灵堂。无数旧日同行的记者、译员、联络员自发前来,花圈摆满整整一壁。没有长篇挽辞,只有简短几行:“龚澎同志,一路走好。”
会议室里那声“你不要躲在角落那里”至此成为定格。它不仅是对一个人的保护,更是一种无声的宣示:真正的奉献值得被看见。岁月流逝,山城旧巷早已改建,但山城夜色里那道纤瘦身影、天安门礼炮旁那抹端庄微笑,仍留存在一张张底片之中,不曾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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