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他被连降10级，9年后留下一封绝命信选择吞枪，所为何事？

枪响了，一个被毛主席亲口夸过是“锄奸模范”的人，倒在了黎明前头。

这事儿发生在1967年1月12号的南京，天还蒙蒙亮，冷得能把骨头冻裂。

就在一间普普通通的民房里，一声枪响把清晨的宁静给撕了个粉碎。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倒在了书桌边上，身子底下压着一封信，字迹抖得厉害，但每个字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刻上去的。

信封上五个大字，是写给毛主席的。

这老头，就是王范。

搁在过去，他是让特务汉奸听到名字都腿软的“红色包打听”，是新中国第一批检察长里的功臣。

甭管是枪林弹雨还是国民党的黑牢，都没让他皱过一下眉头。

可到头来，他却把枪口掉过来，对准了自己。

要说清这事，就得从头捋。

他这辈子，就像一把在革命的大炉子里千锤百炼的好钢，锋利得很。

可这把钢，偏偏在两次自己家里的政治运动里，先是裂了道纹，最后彻底碎了。

故事得从这把钢是怎么炼成的说起。

1905年，王范生在江苏如东一个佃农家里。

他小时候的记忆，就是饿肚子和干不完的农活。

他爹娘是真疼他，勒紧裤腰带把他送去念了几年私塾。

那些“之乎者也”的书本，让他这个泥腿子娃第一次闻到了墨香味，看到了田地外面的世界。

可惜好景不长，家里实在穷得叮当响，12岁那年，他又回到了田埂上，小小的肩膀得扛起一家的生计。

身子被土地拴住了，可脑子没停下。

1926年，一个姓“张”的教书先生来了他们村，这人其实是共产党。

王范跟他聊了几个通宵，感觉比私塾里那些老夫子讲的东西提神多了，那是能救国救民的大道理。

没过多久，他就举起拳头发了誓，把自个儿这条命，交给了当时还不知道能不能成事的革命。

刚开始干革命，那叫一个惨。

1928年，他领着一帮农民兄弟在如皋闹暴动，没经验，很快就被打散了。

这一败，让他明白光有一腔热血不成事。

他没灰心，转入地下，跑去了当时全中国最乱也最刺激的地方——上海。

在那个龙蛇混杂的十里洋场，王范改名叫“张云飞”，穿上了一身巡捕的皮。

这身皮，就是他最好的保护色。

他仗着这个身份，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建支部、递情报、救同志。

最悬的一次，组织上要除掉一个对地下党危害极大的叛徒。

他一个人，装成逛窑子的嫖客，钻进黑灯瞎火的里弄，趁着夜色，一斧子下去，干净利落地执行了纪律。

这事在上海滩动静不小，连中央特科的人都夸他，说这人“立场坚定”。

刀，就是在这种地方磨快的。

1932年，还是出了事，叛徒告密，他被抓了。

国民党的特务什么手段都用上了，想让他开口。

可王范就像块石头，嘴巴撬都撬不开。

法庭上，他一个字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

敌人没辙，找不到铁证，最后只能按“共产党嫌疑犯”判了他十年。

在南京陆军监狱那五年，他受的罪不是人能想象的，但愣是没吐露半点组织的秘密。

这五年大牢，把他骨子里的那点信念，炼成了金刚石。

1937年，抗战的火烧遍了中国，国共合作，他才从监狱里出来。

李克农亲自找他谈话审查，确认他没问题后，让他化名“王凡”，奔赴延安。

在陕甘宁边区，这把磨了多年的刀，总算找到了最合适的用场——保卫中央。

他当上了边区保安处的侦察科长，后来又升了副处长，干的活就是一件事：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

那段时间，是他这辈子最高光的时刻。

就说1940年那回吧。

军统派了个顶尖特务叫沈之岳，这人伪装得太好了，混进延安，装得比谁都革命，眼瞅着就要接近中央领导，目标就是搞暗杀。

别人都没察觉，王范就凭着那股子干地下工作练出来的野兽直觉，和针尖大的细节，硬是把这人给揪了出来。

审讯室里，那不是动手动脚的拷问，是脑子和心理的较量。

王范不急，就那么盯着沈之岳，把他自己说的话里的漏洞，一个一个捡出来，串成一张网。

沈之岳开始还嘴硬，可对着王范那双好像能看穿人心的眼睛，谎话越说越虚，最后心理防线彻底垮了，一五一十全招了。

一场天大的危机，就这么被王范悄没声地给解决了。

这一下，王范在延安彻底出了名。

后来开大会，毛主席当着好多人的面表扬他，还开玩笑说：“这个王凡，我看可以评个‘锄奸模范’嘛！”

主席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红色包打听”。

这荣誉，是他一辈子的顶峰。

从那以后，不管是去东北剿匪当公安厅长，还是1949年亲自开车给进北平的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开道，再到建国后当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王范一直是那把最让党放心的刀，指哪打哪。

可谁能想到，再硬的刀，也怕自己人瞎折腾。

1958年，全国搞运动，风气一天比一天左。

王范当时是上海的检察长，管着一摊子法律上的事。

他那犟脾气上来了，看不得运动里有些事搞得太过火，冤枉了好人。

开会的时候，他就直愣愣地提意见，说要实事求是，不能搞扩大化。

这话在当时可捅了马蜂窝。

马上就有人给他扣帽子，说他“右倾”，立场有问题。

很快，一纸命令下来，没说处分，但比处分还狠。

他这个正厅级的检察长，一竿子撸到底，连降十级，被发配到上海郊区一个叫“七一人民公社”的地方，当工业部副部长。

这就好比从天上直接掉进了泥坑里。

他住的地方，就是一间土坯房，里头一张破床，一张烂桌子。

昨天还是西装革履的大检察长，今天就得扛着锄头跟社员一起下地干活。

身上的累，他咬咬牙能挺过去。

可心里的憋屈，就像石头一样压着他。

他一遍遍地给组织写信申诉，解释自己的情况，可那些信就像扔进了大海，一点回音都没有。

多少个晚上，他点着煤油灯，手里攥着那支签过无数重要文件的笔，看着眼前的信纸，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那种有理说不清、有冤没处诉的滋味，比在国民党监狱里还难受。

这事儿后来还是传到了毛主席耳朵里。

主席一听自己当年亲口夸奖的“锄奸模范”现在居然落到这步田地，发了火：“胡闹！

这事我得亲自管！”

中央一发话，上海市委赶紧重新调查，承认搞错了。

1960年，王范才算翻了身，被调到上海闵行区当区长，官复原职。

这次折腾，就像在这把坚硬的刀身上，砸出了一道深深的裂纹。

虽然事后给补上了，但那道伤痕，其实一直在那儿，从来没真正好利索。

回到领导岗位上，王范干劲比以前还足。

不管是在闵行带着大家修水利，还是后来调到江苏当体委主任，他都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好像要把那两年耽误的时间给抢回来。

可他万万没想到，一场比1958年猛烈一百倍的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

1966年，那场席卷全国的运动开始了。

他那个早就平反了的“右倾”旧案，又被人从档案里翻了出来，成了打向他的“重磅炮弹”。

“走资派”的大帽子扣上来，没完没了的批斗、游街、羞辱，一股脑全砸在了这个老革命的头上。

你想想，他这辈子，信仰比命都重要，组织的荣誉看得比天都大。

敌人的子弹没让他低头，可现在，是自己人指着鼻子骂他，说他背叛了革命。

这比杀了他还难受。

1958年那道裂纹，在这场狂风暴雨里，被彻底撕开了。

1967年1月12号那个清晨，他想了一宿，做了最后的决定。

在那封给毛主席的绝笔信里，他用发抖的手写下了最后的忠诚：“我跟党走了41年，从未有负于组织…

现在只能洒尽最后的热血，为党尽忠。”

枪声过后，一个为革命干了一辈子的硬汉，用最刚烈的方式，结束了一切。

王范的故事，就是一个硬汉在自己人手里栽了跟头的故事。

他一辈子学的是怎么对付敌人，可没学过怎么面对自己人的刀子。

1978年4月，江苏省委为王范平反，恢复名誉。

那封写给毛主席的绝命信，最终被送到了中央档案馆，至今仍静静地躺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