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如何扩内需？丨冯奎专栏

冯奎（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

2026年，“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扩内需，乡村何为？紧随其后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给出了不少政策信息。这个会议各项部署都体现着扩内需的逻辑，从“深化农村改革”到“农村各类资源盘活利用”，从“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到“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其政策指向是，乡村是扩内需的“潜力富矿”，其潜力释放贵在缓释长效，动能激活关键靠改革赋能。

从内需规模看，乡村是未充分开发的大市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乡村常住人口为4.65亿人，占总人口约33%；2024年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为38.8%，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连续46个月高于城镇或与城镇基本持平。超过4亿人的消费群体，叠加收入稳步提升的趋势，正推动乡村消费从“基本温饱”向“品质升级”转型，家电以旧换新、新能源汽车下乡、乡村文旅等消费场景持续扩容，与中央提出的扩大服务消费、发展银发经济等部署同频共振，成为内需增长的新引擎。

从要素禀赋看，乡村是资源富集的“潜力宝库”。农村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水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这些要素是扩内需的核心支撑。随着城乡融合加速，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进一步活化，既能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载体，也能撬动社会资本下乡，形成“资源变现—投资增加—就业增收—消费升级”的良性循环，为内需注入持久动力，这与“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的“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提高投资效益”“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比重”的要求高度契合。

乡村是区域增长的“结构性潜能”。截至2024年末，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34，城乡发展差距依然存在，但差距背后正是潜力。随着乡村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提升，农民消费能力和意愿持续增强，农村投资效率不断提升，乡村将从“内需短板”转变成为落实“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任务的重要阵地。

当前而言，乡村扩内需仍有一些堵点亟需疏通，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收入增长动能和投资动能有待提振。这两方面问题相互交织，直接影响乡村内需潜力释放。

一方面，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农民“钱袋子”鼓不起来，扩内需就无从谈起。当前，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仍显著低于城镇，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万元，未及城镇的一半，收入差距依然存在。从收入结构看，工资性收入占比为42.4%，经营净收入33.9%，转移净收入21.2%，财产净收入2.5%，农民仍较多依赖农业经营收入，而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农产品价格波动影响较大，收入稳定性是一大挑战。同时，农村劳动力面临就业质量问题，灵活就业人员占比较高，收入波动较大，其中一部分从业者的就业岗位稳定性和社会保障亟须优化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农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另一方面，乡村投资动能问题也需重视，特别是要在投资总量和投资效率上下功夫。从投资供给看，乡村产业投资吸引力有待加强，社会资本下乡意愿仍待提振，目前更多依赖政府投资，市场化投资活力还需增强。从投资质量看，部分乡村投资存在“重建设、轻运营”现象，一些地方盲目跟风建设民宿、乡村景区，缺乏精准市场定位和专业运营能力。此外，一些地方存在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也抬高了投资成本、降低了投资回报，这会抑制投资动能，不利于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带动社会投资”的放大效应。

短期来看，国家投资在乡村基建、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发力，能快速补齐短板、拉动内需，这一块有大量投资都应视作有效投资，比如：农村物流配送体系升级、县域商业综合体建设、农村5G基站和数字平台搭建、乡镇卫生院标准化改造、乡村养老服务站建设等。当前，进一步激活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对于发展资金问题，国家应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优化专项债投向，重点支持县域乡村基建和公共服务项目，同时建立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联动机制，通过贴息、担保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建设。

从长远看，乡村扩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深化城乡要素流动改革，尤其是土地制度改革。笔者在前期调研中，一些地方谈道，土地制度改革的推进需要解决诸多问题，包括收益分配机制、用途管制、城乡要素流动等等，以及部分地方对改革存在顾虑、推进力度不足等。这些问题也会影响乡村核心资源盘活，影响内需潜力的缓释效率。按照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明年应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全面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整省试点，规范有序做好农村各类资源盘活利用，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不断增添乡村发展动力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