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为何无法一统三国？毛主席的评价直切要害：他犯了三大失误

一九四八年深秋，西柏坡夜灯如豆。毛主席在院中踱步，随手翻着《资治通鉴》。他忽然问李银桥：“诸葛亮为何打不下长安？”短短一句，透出对古今成败的好奇与思考。

回到书房，案头那幅五丈原行军图在油灯下显得影影绰绰。隔着一千七百多年的尘烟，诸葛亮五次北上、劳师数万的艰难脚印依稀可辨。可最终，蜀汉仍止步于秦岭以南。毛主席认为，问题出在“选人、统帅位置、战略格局”这三处要害。

先说选人。荆州扼长江上游咽喉，得之可控水陆、联孙吴。诸葛亮却让目空一切的关羽独守重镇。关羽斩颜良、诛文丑，本事不小，却轻视东吴。孙权修好，他一句“虎女焉嫁犬子”，把吴蜀联盟推开。结果吕蒙白衣渡江，荆州一夕易手。守土者态度一错，全盘部署跟着倾斜。毛主席评论，此乃“先失根据地”。

第二次用人失当发生在街亭。建兴六年正月，蜀军连克陇右三郡，北伐态势剽悍。关键路口街亭，诸葛亮本拟派老将魏延或稳重的王平，却被马谡“请缨”打动。王平屡劝马谡勿弃水源高踞孤山，马谡反说可“凭高视下”。张郃乘隙断水，街亭陷落，蜀军被迫全线后撤。这一役折损的不只是士气，更让魏、蜀间再无突然突破的机会。“挥泪斩马谡”成了才智与情感撞墙的注脚。

用人失误之外，还牵出统帅应否临阵的问题。街亭失守时，诸葛亮坐镇汉中，传令千里。古来大军行动，变数随时爆发，“后方帷幄”极容易与前线脱节。毛主席批注《资治通鉴》时写下：“自街亭后，亮每出必在军。”就是说诸葛亮终于明白，关键节点主帅须亲自压阵，否则无法弥补部属的偏差。这条教训来得太晚，北伐最佳时机已溜走。

第三处要害，是战略布局。隆中之时，诸葛亮提出“据荆益而观天下势”，两地相距千里，却要求形成钳形夹击。设想宏大，执行艰难。蜀汉本就兵少地狭，还要把主力劈成两股：关羽镇荆州，刘备占益州，再等待时机北出宛洛、秦川。任何一翼被击破，夹钳便断。关羽失荆州后，钳形只剩“一臂”，刘备怒攻东吴又折兵四万。等到诸葛亮接掌国政，能够调动的兵员、粮草已不足以支撑远征，北伐变成了“每战求稳”的持久骚扰，而非快刀斩乱麻的决胜。

战略空间缩小，魏国却在曹操与曹丕的法律、屯田政策中体量渐增。蜀国再想复制汉高祖穿越武关、陈仓的套路，已无可能。于是就出现“五出祁山”“空城计”“七擒孟获”等精巧战术，可战术再漂亮，也难掩战略劣势。毛主席说“其始误于隆中对”，指的正是早期布局把国家潜能切割得过细，日后再怎么补缝也补不回完整皮囊。

回望五丈原，诸葛亮临终还在布置撤兵路线，这份负责精神令人敬佩。毛主席欣赏他的“鞠躬尽瘁”，也提醒后人：智谋与格局同等重要，任何宏大计划若缺乏合适的人、合适的指挥位置、合适的资源统筹，最终都会卡在细节上。三国鼎立的棋局由此定型，直到司马氏一统。

诸葛亮做对了仁政、做对了修内政，却败在兵家三条硬杠杠。毛主席的三点评语，并非否定其才华，而是把胜败的关键剖开给世人看：好棋局先要布好子，好将领要放对位，大战略 لابد匹配国力。历史就是这样冷峻，它既铭记诸葛亮的羽扇纶巾，也记下他“千里分兵”的巨大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