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毛主席离京巡察，为何从未曾踏足福建？只指定一人负责前线

1953年5月6日深夜，中南海西花厅仍灯火通明，一份关于修筑厦门海堤的厚厚报告摆在毛主席案头。他只翻了几页，便拿起铅笔在扉页写下两个字：“可办”。一天后，中央批示下达，福建很快迎来一场关乎出海口、也关乎国防的大工程。许多人纳闷，主席为何如此爽快，却始终没亲自去看看这片东南海疆？

要解开这个疑问，得把时间拨回到1929年春。那年3月，红四军突破武夷山，第一次踏进闽西长汀。辛耕别墅的油灯下，毛泽东主持前委扩大会议，提出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核心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17天里，他还拍板给部队做“灰蓝军装”，连裹腿的宽窄都反复商量。朱德回忆：“那场会，改变了红军命运。”从那一刻起，闽西就不再是地图上的偏僻山区，而是战略策源地。

第一次入闽转瞬即逝。4月初，部队回师赣南。5月再度东进时，毛泽东已病倒，可他仍躺在担架上审阅《闽西土地调查》，并带病出席中共闽西“一大”。病情稍缓，他深入上杭、连城、永定的山村，举办干部训练班、平民小学，把调查、宣传、建政三件事捆在一起做。那年1月5日，他在行军途中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标志性文章诞生于福建群山之间，而非书斋。

1931年第二次反“围剿”，蒋介石摆出八百里长阵，意图合围苏区。毛泽东审敌后提出“富田起手、东向横扫”的设想，先解建宁，再稳赣南。建宁解放当天，红军俘敌七千，福建西北山城插上红旗。随后他马不停蹄研究闽赣两地连成一片的方案，为的是让根据地从“点”变“面”，把粮、盐、兵源都握在自己手里。

然而，1932年的“江口会议”和同年的“宁都会议”，临时中央连续否决毛泽东“诱敌深入”而非强攻大城市的判断。职务被撤，他笑说“请病假”离开前线，第六次赴长汀。那年11月，毛岸红在福音医院降生，家里叫他“毛毛”。贺子珍身患疟疾不能哺乳，毛泽东亲自为孩子寻觅奶妈，房前屋后奔忙，同乡亲聊盐价、问柴火，也顺手替医院开了三期医务培训班，补齐红军医护短板。

1933年秋，他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踏进福建。警卫仅一个班，行囊里放着几本草纸簿。才溪乡，家家户户把门板拆下来当桥板修田埂，他看在眼里，记在笔记本。三个月后，《才溪乡调查》发表，成为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和减租减息的操作指南。

从1929到1934，他在福建前后停留五百多天，几乎踏遍闽西闽北的山岭与圩场。长征开始，红旗转向西陕，福建成了留在他记忆里的山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东南沿海风浪更急——一水之隔的台湾当局高喊“反攻”。为安全起见，中央反复商量，不让主席赴前线“亮相”，以免成为敌方袭扰目标。于是，福建省的日常与战备，全权交给叶飞。

叶飞1932年在漳州就受过毛泽东直接指挥。他熟悉山区，也熟悉滩涂。1950年初，他主持前线第一件事便是修复被战火破坏的福厦公路。毛泽东说：“福建是钢铁前哨，交通先行。”叶飞把这句话记在日记本扉页，一修就是两年。等到厦门海堤报告递到北京，主席稍加询问便批了1300万元。有人提醒“建国才四年，财政紧”，他摆摆手：“守得住海口，钱就不算多。”这一句，干脆利落。

1954年10月，海堤全线合龙，铁路随之铺进岛内，鹰厦线也在同年破土。工程竣工那天，叶飞给北京拍了加急电报：海堤通车，厦门到龙岩仅需半天。毛泽东收到电报，交给办公厅秘书，笑着说：“福建的路，通了就好。”他并没提自己何时赴闽。事实上，只要海防稳，百姓富，他去不去已不重要。

建国后的外巡，毛泽东走过东北、华北、中原、华南多地，唯独福建成了缺口。原因并非冷落，而是战略取舍。为了让前线“只听一个人的号令”，他把叶飞推向台前；为了让福建挺起工业与交通脊梁，他先后批准厦门海堤和鹰厦铁路；为了安全，他将自己留在北京，避免给对岸制造机会。总计58次离京，他每一次都清楚自己该出现在哪里，也清楚哪里更需要隐身。

历史是一条丰沛河流，河床里暗藏的礁石不必事事言明。福建这一节，主席用脚走过，用笔指挥，用人统筹，留下了“未到而到”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