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陈毅元帅携妻返乡的留影，当时的张茜37岁，长相与气质俱佳

1958年11月，北方已见初雪，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灯光却亮到深夜。陈毅正在整理一摞外交电报，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低声提醒：“元帅，明年初四川要办工农业成果展，邀请函到了。”这才有了1959年春天那场久违的返乡之行。距离上一次踏上乐至的泥土，已是抗战胜利前的旧事。

飞抵成都的那天是1959年10月29日。陈毅先在省城参观技术展，随后与夫人张茜一道乘吉普车向东南方向出发。一路多雨，公路泥泞，在简阳境内下车步行的照片被记者抓拍，那便是如今人们常见的“泥路留影”：陈毅披着军大衣、双手背后，张茜撑着一把黑伞，身形挺拔又从容。

那一年张茜37岁，短发干练，面庞清秀，衣着青衫卡其裤，衬得气质愈发素雅。她并非第一次踏上四川，却是首次以“陈毅夫人”的身份来到丈夫的故里。当地乡亲见到她，先是拘谨，接着就被那一句“乡亲们辛苦了”化解了距离。

外人只道张茜风度翩然，很少有人知道她曾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里背着药箱穿过枪林弹雨。1938年新四军在皖南安庆休整的一个雨夜，陈毅看完慰问演出，把热水递给身穿灰布军装的姑娘，道：“唱得好，更要活得久。”张茜却爽朗回答：“革命也要会唱歌。”这一问一答，被战友们传为佳话。

回到1959年11月1日午后，车队驶进乐至县城。县里准备把新修的石拱桥冠名“将军桥”，以示荣耀。陈毅听罢摆手：“没有劳苦大众，哪来的今日？叫‘劳动桥’吧，顺口又真实。”多年后，这座桥依旧叫“劳动桥”，成了城区的地标。

抵家当晚，县委安排汇报。书记段建武汇起数据：来年红苕亩产万斤、稻麦千斤、棉花百斤。陈毅坐在藤椅里轻轻摇头，掏出香烟又放回衣袋，半开玩笑：“野心可真不小。”语气平和，意思却鲜明：指标不能脱离实际。会议气氛稍显尴尬，但第二天公社干部拿着笔记重新核算，数字立即回落到可操作区间。

早饭后，陈毅夫妇步行十里，到复兴公社的陈家祠堂看望亲族。七十多岁的幺叔和幺娘衣着朴素，院子里晾着辣椒干。陈毅递上20元和两包糖，说道：“想着你们，就带了点小意思。”那时国库紧，20元已属不菲。张茜蹲在灶台边，帮着灶火上的大铁锅添柴，乡亲们一阵忙乱，屋里笑声不断。

然而不欢的插曲还是出现。表弟唐联升因“地主分子”标签正被扣在区队大门口。干部担心坏了元帅体面而故意隐瞒。陈毅得知后，当即发话：“他若真肯劳动、肯学习，就该让他干活，而不是吊着。”一句“立刻放人”解决了事情。唐联升被解开绳索，他双手捧着那包糖，哽咽得只说出两个字：“谢谢。”

当天午后，县里组织群众到操场欢送。陈毅没做长篇讲话，只强调“把地种好，把孩子教好”。短短一句，却是家乡所盼。随后夫妇二人去了县机械厂。车间机器声隆隆，张茜跟随技术员记录参数，她那本褐色笔记直到八十年代还存放在厂史陈列室。

11月3日，陈毅返回成都继续公事，故土之情暂时搁下。外界知道他又一次来川，却不晓得他离家不过三天。对于领袖将帅，行程常被工作安排切割成片段，返乡更像公务附带出的短暂停靠——这一点，朱德、聂荣臻、叶剑英等人皆有相同经历。毛泽东从1927年离韶山后长达32年未曾回乡，聂荣臻直至1955年才补上一面故土之缘，真实而沉重。

陈毅童年离家早，7岁就被送往资州读书。青年时期旅法，回川的次数屈指可数。1922年那次，他从上海回乐至，发现家道中落，亲人挤在祠堂里靠卖地度日。也是那一幕，让他对旧中国的贫困有了切肤之痛，才下决心投身革命。之后的三十多年，他领军闽浙赣，又转战华东，越过家门却无暇入室。

1955年6月，他首次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到成都考察，却因行程紧张只在机场与家乡干部寒暄几句；1958年南线铁路勘察，同样擦肩而过。1959年的这趟终归补上了情感空白，因此格外珍贵，也就留下那张泥路照片供后人端详。

返京后，陈毅立即投入中苏谈判。张茜一面陪同，一面继续整理在乐至收到的乡情来信。1962年，陈毅再次抽身，途经乐至短暂停车不到半日，留下一叠慰问款便匆匆离去。自此再无机会回到县城。1972年1月6日，陈毅病逝北京，终年71岁。数月后，张茜被确诊癌症。医生建议静养，她却坚持完成《陈毅诗词选集》的编注工作，直至1976年成书付梓。

1987年，张茜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65岁。老照片中的她眉眼温和，神情坚定，与1959年乐至泥路上的身影并无二致。那些胶片记录的不只是夫妇情深，更映照出一代革命者对家乡与国家双重责任的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