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王季范迁居北京，拜托毛泽东找点事做，毛泽东：我早有打算

1950年9月21日清晨，北京候车大厅里汽笛声此起彼伏。王季范扶着孙女的胳膊，迈下软卧车厢。七十高龄的他已不是第一次北上，却是第一次带着“任务”而来——他想亲口问问这位昔日学生，如今的国家主席，自己还能为新中国干些什么。

秘书把老人一家送进北京饭店临街的小套间，行李在人力三轮车上咣当作响。王季范环顾四周，窗外长安街上依旧是炮塔形路灯和稀疏的公共汽车，城市正缓慢苏醒。他轻叹一声：时代换了面孔，旧人却得适应新生活。

第二天一早，紫禁城西墙边的丰泽园已备好茶水。毛泽东快步迎出院门，“这是我九哥。”他向身旁警卫员介绍。两人分手二十三年，一握手，青筋凸起的手背把岁月全写在了皱纹里。寒暄几句后，王季范忽然压低声音：“润之，我北上，是想请你给我分点差事，闲着，心里不踏实。”话说得真诚，连口音都沾了湘潭的辣味。

毛泽东没有立刻回答，先绕过假山，把老人引进菊香书屋。书屋里墙壁挂着《资治通鉴》残卷拓片，那是两人师生时代反复讨论过的章节。气氛在熟悉文字中慢慢柔和。毛泽东端起青花茶盏，眼神里带着计定心中：“九哥，我早有打算，政务院参事的位置空着，您去坐，不为官，只为出主意，如何？”老人想推辞，双手一摆，却被一句话堵住——“您当年说要‘用贤才’，现在就轮到我用您了。”他只好点头。

短暂的静默被一阵脚步声打断，工作人员端来午饭，几碟家常菜，葱花炝得正辣。毛泽东举杯道：“师生如兄弟，这杯该我敬。”王季范笑，说了声“学生岂敢”，终究还是一饮而尽。谈话在不经意间触到家事，毛泽东终告以实情：王德恒已于1944年桃源突围时牺牲。老人手一抖，酒杯轻响，却只低声答道：“我儿能为天下穷人尽义务，足矣。”房间里只余风吹纸页的沙沙声。

秋日阳光透过树林落在石阶。政务院参事的任命很快下达，月薪三百万元旧币，在当时只是勉强糊口。老人住进宣武门头发胡同七号，一进门就把客厅改成小书房，桌上堆满新颁法规草案。邻居常见这位头发灰白的参事大清早拎着布包赶电车，脸上仍带着当年站讲台的那份认真。

不久，他发现开销紧张。毛泽东托秘书送来补贴，被婉拒，“主席的钱，我不能多占。”秘书只好放下信封匆匆离去。王季范把那笔钱折回国库，会计处收条上仍见他遒劲的隶书签名。在衣食上，老人更是节俭得近乎倔强。灰长衫补了又补，被同行笑称“民国旧影”。毛泽东曾半开玩笑：“九哥，这长衫该换朝代了。”可他仍舍不得，直到秘书送来一件黄呢子大衣，方才作罢。

1951年春，参事室第一次扩大会议，王季范递交《设专职教育立法机构草案》，强调“制度先行”。会上不少年轻干部只知他是毛主席老师，对其专业功底却并不熟。等草案逐条阐述完，人们才意识到这位老人并非“荣誉职务”，而是标点都放得极准的教育家。随后，全国普通教育暂行条例讨论中，他提出“县域学额通算”与“普师先行”，被采纳写进正式文件，一直影响到后来的扫盲运动。

有意思的是，王季范仍保持教师本色。胡同口小学生背唐诗，他总停下脚步纠正平仄。孩子们不晓得这位“王爷爷”何许人也，只觉得这老人和蔼却严格。一次小女孩背到“今夕何夕”时拖长腔，他笑着摇头，指尖轻敲门板：“去去，重来，四声转去仄。”童音回荡在青石板上，听者忍俊不禁。

日子在砖墙内外静悄悄翻页。1971年冬，毛泽东再见九哥，提议春暖南下视察，也好省却思乡之苦。翌年四月，王季范回韶山，与三十余位年逾古稀的旧友夜谈到鸡鸣，话里都是家国与学堂。离别时，他拍拍胸口：“毛主席身体好，你们放心。”老同窗泪湿衣襟。

返回北京三个月后，王季范因心脏病突发住进医院。7月11日凌晨，呼吸骤停，终年八十。一纸讣闻发至中南海，毛泽东批示送花圈，缎带上写：九哥千古。葬礼简朴，一如他生前习惯。胡同口那群孩子站在树荫下小声议论，只记得从此再没人纠正他们的平仄了。

王季范留下的手稿、条例草案和满纸红圈的《昭明文选》批注，被档案部门封存，如今仍可见他习惯性的蓝黑墨迹——底色淡去，字迹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