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主席三任妻子都有“交集”，朱仲丽晚年写回忆录，重点写江青

1945年初春的清晨，延河水面泛着薄冰，朱仲丽踩着潮湿的黄土小路，一路小跑去医务处。她还没推门，警卫员已经迎上来，低声一句：“主席请你过去。”这句突如其来的通知，仿佛把寒意瞬间驱散。

窑洞里灯芯跳动，毛泽东放下手中的卷宗，盯着面前这个刚换上八路军制服的女青年，嘴角带笑：“长沙那会儿，你才会说几句话，转眼都当大夫了。”一句调侃，让气氛暖了几分。紧接着，他问了句：“想做什么样的医生？”这个看似随意的问题，却让朱仲丽愣住。她含糊地说不做江湖郎中，也不做“蒙古大夫”。毛泽东听完，抬手轻敲桌面：“记住，先有救死扶伤的心，再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脑袋，否则容易只顾自己。”话音不高，却沉稳有力。年轻的朱仲丽明白，这是一次考验，也是一份托付。

从窑洞出来，天空已见薄阳。朱仲丽心里装着那句“做保健大夫”的邀请，更装着一句“不自私”。这一晚，她几乎失眠。第二天，她像上了发条，背着药箱山上山下跑，鸡眼磨破了袜底也顾不上。延安的土地，就是这样把一个城市姑娘锻造成了“急行军”医生。

一天傍晚，她下山去门诊，半山腰突然有人招呼：“朱大夫，您好啊。”语气柔软，却带着几分舞台腔。走近一看，对方穿剪裁精致的呢子上衣，举手投足与四周的布衣形成反差。朱仲丽说不上来哪儿不对，只觉得“有点做作”。直到第二天接到住院介绍信，她才对上号——江青，鲁艺学生，曾在上海舞台上演戏的“湖上风光”女主角。

江青要做鼻息肉手术。她担心眼前这位年轻医生资历不够，点名要高龄的高大夫主刀。高大夫笑着拉来朱仲丽：“小朱洗手当助手。”手术顺利结束，可江青住院时嫌病房血腥味、脚臭味混杂，要求换房。朱仲丽劝了半天，对方才吞下一粒镇静片。她暗自腹诽：这个病号挺挑。

夜里查房，朱仲丽发现江青枕边堆满信封，她好意提醒山上没有邮筒，可让卫生员帮忙。江青只是笑，笑里透出一丝傲气。转身，一名腰挎盒子枪的警卫员悄悄取走几封信。朱仲丽认得，那是主席身边的人。几周后，延安窑洞里传出消息：毛泽东与江青登记结婚。一时间，医院走廊成了“新闻社”，人人小声议论。

婚后，两家窑洞相距不过百米。江青爱织毛衣，针线声在黄昏里清脆作响，却常把闲话随针尖一并挑出来。朱仲丽有时听得不耐，回去向丈夫王稼祥嘟囔。王稼祥一句“别介入人家生活”，让她闭了嘴。但邻居终究是邻居。某晚，叶子龙急匆匆来敲门，说主席屋里吵得厉害。王稼祥叫上朱仲丽一起过去：他找主席谈事，她去看看江青。两头各自说话，争吵戛然而止。走出窑洞，夜色沉沉，谁也没提刚才的尴尬。

延安的故事刚落下帷幕，1946年夏，又一段异国经历展开。王稼祥烧伤严重，需要去莫斯科治疗。朱仲丽陪同出行。到莫斯科不久，他们在皇宫医院病房口遇到罗荣桓夫妇，几位老战友在异乡相见分外亲热。

这段时间里，毛岸青几乎天天下午来蹭饭。小伙子把面包、牛肉、红菜汤一扫而空，吃完抹嘴笑着说：“饭票老丢，饿得很。”从毛岸青和留苏学生嘴里，朱仲丽第一次听说贺子珍被关在精神病院的消息。那一瞬，她感觉一股凉意顺着背脊往上窜——那个曾背着炸药包冲锋的女子，如今竟身陷囹圄。

王稼祥动用自己在苏联的关系，连番斡旋，终于把贺子珍和七岁的女儿娇娇接了出来。初见贺子珍，对方神情戒备，说话一问一答。几天后，苏联政府为母女俩安排了住所，情绪才缓和下来。贺子珍慢慢讲起战火中的艰辛：孩子一场高烧，她急得大哭，被人误以为精神失常。朱仲丽听得鼻梗，却只能一句：“等我们回国，一起走。”

1949年8月，回国不足两月，全国政协一届会议筹备进入最后冲刺。就在这时，朱仲丽接到叶子龙的委托：去长沙探望杨开慧的母亲，顺便带封信和一件皮大衣。朱仲丽同杨家有旧，这趟差事正对路。抵达长沙后，她先看望母亲，随后带着信件礼物拜访杨老太太。信纸上写着：“一件皮大衣送母亲，两匹衣料赠开智夫妇。”杨家人拆信时，屋里灯光昏黄，却满是温暖。回北京后，朱仲丽趁江青外出，把情况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默默听完，良久才开口，提到秋收起义、提到生离死别。朱仲丽能感觉到，那段旧情仍在他心头隐隐作痛。

就这样，朱仲丽阴差阳错地与毛泽东三位夫人都有所交集：延安窑洞里与江青共事，莫斯科医院里解救贺子珍，长沙老宅中慰问杨开慧的母亲。她像一枚纽扣，把三段各不相同的姻缘拢在同一根线索上。也正因如此，晚年有人邀请她写回忆录，她挑来挑去，最终决定把重笔落在江青身上——那位在戏台、病床、窑洞间转换身份的女子。

上世纪九十年代，她开始动手撰写《江青野史》。她坦言：“海外不少书把江青写得近乎完美，可我看到的是另一面，应该说出来。”书稿并非恶意攻击，也不是粉饰，而是一份“旁观者写实”。大量细节来自当年医嘱记录、邻里相处，还有护士口述。有人劝她别掺和政治漩涡，她摇头：“我写的只是亲眼所见，何来掺和？”

写书过程一波三折，出版社几度犹豫，理由是“题材敏感”。朱仲丽坚持删改语气，不改事实。1994年初版面世，引起不小震动。有人夸她敢写，也有人说她“不近人情”。她只是笑：“医生开刀，看的是病，不是人情。”

2000年深秋，北京冷风嗖嗖，朱仲丽在自家书房翻出那本微黄的回忆录，又添了几张纸：补充了一条关于莫斯科救人经过，补充了一句毛岸青在饭桌上的戏言——“阿姨，下次做点红烧肉呗！”寥寥数字，却让整段记忆更显生动。

朱仲丽的一生，既是医者，也是见证者。她没上过战场，却在病床旁为将帅系扣。她没写过大部头理论，却在回忆录里留下民国末年到共和国初期的独特侧影。三位女性——杨开慧、贺子珍、江青——在历史书上常被简化成“毛泽东的妻子们”，而在朱仲丽的叙述里，她们是三个性格迥异、命运各异的鲜活个体。

或许正因如此，《江青野史》才显得既冷静又锋利：没有谩骂，也没有颂歌，只是一双医者的眼，一支稳健的笔，把自己所见原原本本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