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毛主席派章含之看望顾维钧并带话：希望你回大陆看一看

1966年10月初的海牙空气已有寒意。国际法院那栋灰色大楼里，顾维钧在办公室收拾文件，他知道自己很快就要交还法官席位。这位年近七旬的外交老将忽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念头——倘若此刻搭船东行，能否在黄浦江边吹口家乡的潮湿海风？念头稍纵即逝，却像针一样留在心口。

顾维钧从外交转入国际法界九年，判过十几宗复杂案件，化解过若干国家争端，也见识了战后世界权力的新分配。他自认还算称职，可是，法槌落下的瞬间远不如旧日手持雪茄穿梭外交酒会来得痛快。外人看他退居二线是风光，内部压力没人能替他分担：台湾当局催促连任，菲律宾又得了美国支持；一来一往，他识趣地递交了放弃连任的照会。对外解释“年事已高”，对内其实是“船到码头，早想上岸”。

回到纽约后，顾维钧买下公园大道公寓。上午读《纽约时报》，四点准时拄杖外出。治安糟糕，他被抢劫三次，每次都笑说：“小伙子总得有点收获。”朋友打趣：“你这是用奖金资助街头经济。”顾维钧摊摊手：“老先生只能当一次活雷锋。”

1969年以后，国际形势发生微妙转折。尼克松政府开始酝酿对华接触，安理会席位之争愈加激烈。纽约社交圈里，旧识们谈起北京，不再只用“红色中国”这四个字。顾维钧听在耳里，偶尔用标准伦敦腔反问：“真想了解？得亲自走一趟。”话说得轻松，签证却不是他能决定的事。

1972年9月，周恩来批准的中国代表团奔赴联合国第27届大会，团里有一位亮眼的女翻译——章含之。动身前，她接到毛主席交办：“到纽约，代我去看望顾维钧，告诉他，我还记得他的本事，也请他回来看看。”章含之点头应允。那一年她38岁，顾维钧已84岁，两人年龄相差近半个世纪。

10月5日黄昏，纽约东74街。顾维钧正在画梅兰竹菊，门铃响起，章含之步入客厅。“主席让我向您问好，也盼您回大陆走走。”她说。老人放下画笔，半晌才开口：“真有此意？”章含之肯定地点头。顾维钧轻叹：“山河依旧，人已苍老。”简单一句对话，记录在场者仅三人，占不到当晚交谈的一成，可那几句话却把时空拉得很近。

两人之后谈了北京城市规划、嘉定塌棵菜、联合国席位更替，也谈到他少年时代的意气风发。顾维钧问：“天安门现在灯光如何？”章含之答：“夜里灯火通明。”老人眯眼，似在回想1921年自己第一次踏上北平时的街景。

话题自然而然回到他在华盛顿的那十年。1946年，顾维钧带着华丽履历赴任驻美大使。可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各国陆续承认北京政权，他在宴会上屡屡尴尬地碰到“转身的背影”。做外交最怕孤立，更怕身份尴尬。顾维钧曾对叶公超直言：“大势如此，再坚持只是彼此难堪。”那一次辞呈被扣下，另一头蒋介石筹划换“更亲信”的人。于是1956年1月22日，他回台北，当面提出退休。蒋介石挽留不成，只送到起居室门口——动作细节说明两人的微妙裂痕。

辞去大使，顾维钧却被推上国际法院。选举过程跌宕，日本强势竞争，美国私下调停，最终让菲律宾等来下一次机会，自己则顺利穿云而上。有人说那是他最后的高光时刻，他本人却认为“只是顺水就篷”。海牙的九年，更多是学术与法律的日常，少了硝烟，多了条文。

年近耄耋，顾维钧不再写电报，却开始写《顾维钧回忆录》。稿纸摞得老高，每一天录入的都是前半生闯荡列强的折冲樽俎。朋友问他：“留给谁看？”他答：“给后来人挑毛病。”一句玩笑，道出自信，也道出卸下公职后的轻松。

不得不说，顾维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并非外交辞令。周末麻将，牌桌上总放着宣纸和墨锭；输赢不大，气氛要对。九十高龄还坚持跳水，他解释：“落水舒服，仿佛回到母体。”听者皆讶然——这番“半科学半禅意”的说辞，只有久经世事的人才讲得出口。

章含之带去的邀请，顾维钧并非不动心。可签证程序、健康状况、纽约的种种牵绊叠加在一起，最终让旅程未能成行。1983年，他让女儿顾菊珍代为回乡，并嘱托必须到嘉定老宅，再到北京国家图书馆，交出“嘉定四先生”真迹。顾菊珍完成嘱托，上海日报以整版报道此事，老人看后沉默良久，随后提笔写下一句：“子女代行，聊胜于无。”

1985年11月14日清晨，曼哈顿的天刚透亮。严幼韵握住丈夫的手，感觉脉搏渐弱。顾维钧逝世，享年九十八岁。公寓书房中央，一幅未完成的国画仍铺在桌上，角落里写着四个字：故园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