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重庆谈判，毛主席提出整编16个军，蒋介石：最多保留12个师

1945年8月28日下午两点多，嘉陵江边的白市驿机场上尘土飞扬，简易广播里反复播放《义勇军进行曲》。一架C-47缓缓滑行，人群里有人喊：“到了！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走下舷梯，重庆这座陪都瞬间安静又沸腾——七年烽火里从未谋面的“延安来客”终于现身。

硝烟并未散去。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诏书，几乎同一时间，南京、延安都在计算下一步。抗战胜利带来狂喜，也带来真空：权力空白，军队铺陈，百废待举。美国急着“扶蒋”，苏联忙于重绘东北地图，两股力量在长江、松花江之间挤压出一道暧昧地带。国内各界的关键词只有两个——和平和民主。

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8月14日，蒋中正发出第一封“电邀”，催毛泽东“克日惠临陪都”。电文礼貌、口气迫切，却让熟悉蒋氏作风的人听出另一层含义：或来，或不来，国民党都能找到动武的理由。23日，延安窑洞里灯火彻夜不熄，政治局扩大会议得出一句结论：“重庆是可以去，也必须去。”理由简单：如果不去，国内外舆论会指责共产党拒绝和平；去了，便能在谈判桌上与对手真实过招。

决定已下，一切都要未雨绸缪。毛泽东提议，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工作，并增补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出发前的夜里，他笑着对负责参谋的龙飞虎说：“要坐班房也得带身干净衣裳。”言语轻松，实则告诫全团：随时可能有变。

抵渝当晚，林园官邸灯火通明。蒋介石端着茶碗频频招呼：“润之，今晚可得好好休息。”毛泽东抬手还礼：“委员长客气了。”握手、合影、碰杯，外表的客套掩不住双方心里那把算盘。参加宴会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用生硬的中文说了一句：“今晚是真正的友谊夜。”没人接话，空气颇为尴尬。

彼时国民党并没有准备任何正式议程，真正拿得出手的文件都出自中共代表团。9月3日，谈判进入实质阶段，共产党提出十一条要点，其中最敏感的一条涉及部队整编：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及地方武装合计整编为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保留番号，保留干部。这是一份考虑到全局且带有妥协意味的方案。

蒋介石的日记在9月4日留下短短一句：“脑筋受刺激。”刺激不止来自十六个军的数字，更来自“番号”和“干部”这两个词。按照他的设想，中共武装最好缩至十二个师，其余全部并入中央军体系，由国民政府统一调遣。双方差距一倍有余，僵持在所难免。

9月5日至10日，邵力子、张治中穿梭于两座公馆之间，尽力斡旋。周恩来计算过数字，再次退让，提出以“七分之一”为比例，中央军当时二百六十二个师，中共可保留四十三个师，并保证未来同步裁军。蒋介石只肯从十二增加到十六。期间赫尔利拉着毛泽东苦劝：“再后退一步，留得青山在。”毛泽东摇头：“军队是人民的命根子，不能再让。”

10月8日夜，意外发生。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在回家途中被枪击。凶手身份不明，但枪声足以让周恩来心里拉响警报。他当即嘱咐张镇加派警卫，并要求张治中全程护送毛泽东返回红岩村。“今晚不许有丝毫差池！”周恩来只说了这九个字，神情罕见地凝重。

枪声之外，笔墨继续。10月10日，《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成稿，历史上以“重庆谈判纪要”或“双十协定”相称。文件认同和平建国、各党派自由合法、军队国家化等原则，却在关键的整编规模与政治地位上留下巨大缝隙。毛泽东签字时看了看窗外的嘉陵江水，只说一句：“让他们去写吧，水总要流向大海。”

11日清晨，送别车队驶向机场。张治中陪同毛泽东登机，握手时低声说：“愿日后再来谈。”毛泽东笑：“路还长。”飞机起飞后，蒋介石站在官邸阳台，望着远方的航迹线，自信地对宋子文说：“他回去也掀不起大浪。”那年，他58岁，自觉身处权力巅峰。

政治与军事的齿轮并未停下。1946年6月1日，国民党对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历时不到四十八小时，谈判余温便被枪炮覆盖。6月26日，二十二万中央军纵深突击，中原拼图再度碎裂。内战由此全面爆发。

其后故事众所周知：三大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易帜。蒋介石退守台湾时或许还记得，1945年的谈判桌前，对面那位身着灰布中山装的人提出“十六个军”的方案，从未要求过特权，只求平等与合作。如果那一刻国民党能放下成见，中国或许会走向另一种途径。

历史没有假设，但留下警世注脚：真正的和平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利益均衡之上；脱离民心，一切谈判终将沦为纸上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