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李敏特邀一人为毛主席守灵，见面问道：哥，你这些年过得好吗

1964年6月29日清晨，戈壁深处的发射井传来轰鸣，一枚涂着鲜红国徽的导弹直刺云天。观测站里，人们欢呼拥抱，而那个戴黑框眼镜、神情淡定的工程师只是把安全帽往后推了推，随后埋头在数据本上做标记。没人知道，他叫贺麓成，更没人知道他是毛主席亲侄——毛泽覃烈士之子。

转眼到了1976年9月，北京城秋雨淅淅。毛主席治丧委员会的秘书拿着亲属守灵名单赶往琉璃厂旧宅，李敏已在门口等候。她接过纸张，一行行往下看，忽然停住：“怎么漏了人？”秘书愣住，“名单核得很细了。”李敏放低声音，“还有我哥贺麓成，他在第五研究院。”说完，她想到17年前父亲审阅自己婚礼嘉宾名单时的叹息——“娇娃，可别忘了那孩子。”

接到通知时，贺麓成正蹲在机架下调整陀螺仪。他摘下沾满润滑油的手套，听完消息，声音哑得发抖：“请给我半天，交接一下实验。”简单收拾后，他乘上专车赶向人民大会堂。车窗外梧桐叶被风卷起，他的掌心却微微出汗。

灵堂肃穆。走到水晶棺前，他再也抑制不住，膝盖一软跪下，“大伯……”哽咽声几乎听不清。李敏随即弯腰搀起他，低声问出那句憋了多年的关切：“哥，你这些年过得好吗？”贺麓成只是点头，像怕说多一个字都会泄露什么。

1935年，贺麓成出生在赣南。父亲毛泽覃牺牲时，他尚在襁褓；母亲贺怡为了继续斗争，把他托付给族中长辈。1939年起，母亲靠地下交通员的只言片语确认孩子平安，自己则在枪林弹雨里辗转。1949年11月，贺怡为替姐姐贺子珍寻子途中遭遇车祸，年仅十四岁的贺麓成在昏迷中失去母亲。

姐姐贺子珍闻讯，将外甥接到上海。那年寒冬，贺麓成拖着还未痊愈的腿伤，第一次听到长辈郑重嘱托——“别提家世，好好求学。”少年记住了。

1952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力系。22元助学金，足够白天三餐、夜晚油灯；5元寄回井冈山老家，这是他和抚养恩人的暗号——邮局汇单上的“工”字即平安。

1956年，新中国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吹响，他被点名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同批学员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功臣。初到研究院，他被分在控制系统组，主管钱学森看完他的自我介绍后笑了，“小贺，先把公式算对，再谈梦想。”一句略带戏谑的话，让贺麓成彻夜伏案。

1958年，他随试验队奔赴戈壁。白天温度能烤化鞋底，夜里零下十几度，他和同伴躲在土坯掩体里讨论比例—微分—积分环节的优化，用手电筒照公式，震动把沙子抖进水壶。有人说他太拼，他摇头：“导弹不等人。”

就在那年冬天，李敏的婚礼请柬送到中南海。毛主席看完嘉宾名单后想起侄儿，立即叮嘱女儿增补。可研究院封闭管理，电话一次次拨出都无人接听。错过那次相见，成了遗憾。

时光到了1976年。守灵仪式结束，当夜李敏安排了一间休息室，桌上只摆两碗素面。灯泡昏黄，她再次追问这些年的经历，贺麓成笑笑：“忙工作，挺好。”短短五个字，重如千斤。

1983年，中央颁发毛泽覃烈士证书，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才知道这位同事的真实出身。有人打趣：“贺工，这块金字招牌早亮出来，少走多少弯路！”他摆手，“父辈是星辰，我做凡人自己的事。”一句话，把话题堵得严严实实。

两年后，第五研究院评高级职称，序号001落到贺麓成名下。材料送审时，他特意删去所有亲属关系栏，只留下“技术负责人”五个字。

从试飞成功到退休，他共参与型号十余项，设计修改图纸上万张；他从不在公众场合谈论家风，却常自豪地说“井冈山把我养大”。晚年，他把儿子叫到书房：“我本姓毛，该还回去。”

如今，老人偶尔拄杖漫步校园，遇到年轻学子好奇身份，他笑着岔开话题：“把书念好，比什么都重要。”或许对他而言，那份低调与坚守，才是对父辈和大伯最深的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