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19日清晨,长春街头的喇叭里反复播放着《在希望的田野上》。许多人并不知道,就在庆祝十一次党代会闭幕的队伍里,石化局那位个子高高、走路带风的老同志,已经接到了一纸“立即赴京”的电话通知。洪学智听完,什么都没问,只说一句:“队伍散了我就走。”
这位戎马半生的上将,三年前才被调到吉林省石油化工局。对油田,他原本是门外汉,却硬是把“野战后勤”那一套搬进了生产一线:白天钻井现场盯工序,晚上蜷在简易招待所啃岩心分析报告。年轻的采油队员喊他“洪老总”,他摇头笑:“油管没压紧,再喊我也白搭。”粗话不多,但句句在点子上。
正因为省里大会战被他弄得有声有色,北京的电报才会掐着点落到长春。洪学智匆匆赶回家,把常年随身的两本笔记本装进帆布包。爱人想问个究竟,他摆摆手,“先回去看看,安排好了再说。”十二点四十五分起飞的图—154准点滑行,舷窗下的松花江蜿蜒成一道黛色线条。
傍晚到京西宾馆,迎接他的并非秘书,而是一溜警卫。叶剑英握着他的手一句寒暄:“气色不错嘛!”客套完毕,叶帅单刀直入:“我们想让你继续搞后勤。”洪学智答得干脆:“没问题。”他以为尘埃就此落定,没想到真正的“拐弯”还在后面。
第二天一早,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把他叫到办公室。门刚带上,罗瑞卿语速极快:“小洪,这回给你分的活儿改了,国务院国防工办主任——得由你来挑。”洪学智愣了几秒。罗瑞卿补一句:“邓副主席昨晚拍板,理由很简单——后勤是分东西,你得先把东西造出来。”
调令一锤定音。洪学智没时间琢磨职务的光鲜,他惦记的是手里那些尚未明细的生产线。回到长春,他花了三天把二十多家企业的交接方案写成册子,又专门找老工人座谈,确保人心不散。第四天清晨,他带着一只旅行箱重返北京。
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正式开放,他悄悄去排队,献上一束白菊。出来后直接进了国防工办。新单位的第一份文件,是厚厚的质量统计表:火炮、坦克、火箭弹,合格率横跳不定。洪学智把桌子一拍,“摸底先行,问题先摆。”说完提笔写了数千字的情况报告,当夜送到王震、华国锋案头。
10月初,批复回到工办:“抓紧整改,限期见效。”洪学智没有套话,直接开列“十条紧要环节”,对准装配、热处理、检测三道口子。很多厂长习惯了“指标数字化”,他却坚持到车间对零件“称斤论两”。有人打趣:“洪老总像打歼灭战。”他回一句:“不找主阵地,怎么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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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1月,全国计划会议将召开。他抓住这一“窗口期”,和张爱萍联名请求在京召开各省工业书记座谈。理由很朴素:体制不到位,生产再拼命也补不过来。请示三天批下,座谈会一连开了九场,终于把管理权责和物资投向梳理出一张“作战图”。
1978年春节前夕,洪学智与王震奔赴内蒙古两个军工厂。零下三十度的厂房里,设备跑得嗡嗡响,钢件锈迹斑斑。王震拄着拐杖,高声调侃:“老洪,年味被你折腾没了。”洪学智咧嘴:“副总理比我还急,我哪敢慢!”旅途中,两人把“十查十整”的雏形写在军大衣口袋里夹着的便笺上。春天一到,这一做法迅速向全国推广。
9月,又一轮国防工业会议在北京召开。洪学智一句“加强战备观念”把会场氛围拉回紧张态势。有人私下疑惑:“形势挺好,为啥老提打仗?”洪学智拿起桌上的铅笔,轻轻敲击:“备得充足,敌人才不敢动手。”短短一句,胜过长篇阐释。
进入1980年1月,总后勤部向他伸来橄榄枝。离任前夕,他把几位副主任叫到办公室,语气严厉却不失诚恳:“将来军品出口再多,仓库也必须留够战备底线,谁松了口子谁负责。”说罢,给每人递上一张写着关键指标的便条:“这不是任务书,是底线。”
洪学智转身走出工办大门,没有回头。警卫询问是否需要送行,他摆手拒绝。多年后,一位在扶余油田参加过会战的老工人提到这段往事,总结道:洪老总干工作,先看最差一环;抓人不抓帽子,抓精神;布置任务不讲漂亮话,讲死要求。也正因如此,1977年那道突如其来的回京调令,才会让国防工业系统很快找到新的主心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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