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洪学智接到中央的回京调令，罗瑞卿：要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

1977年8月19日清晨，长春街头的喇叭里反复播放着《在希望的田野上》。许多人并不知道，就在庆祝十一次党代会闭幕的队伍里，石化局那位个子高高、走路带风的老同志，已经接到了一纸“立即赴京”的电话通知。洪学智听完，什么都没问，只说一句：“队伍散了我就走。”

这位戎马半生的上将，三年前才被调到吉林省石油化工局。对油田，他原本是门外汉，却硬是把“野战后勤”那一套搬进了生产一线：白天钻井现场盯工序，晚上蜷在简易招待所啃岩心分析报告。年轻的采油队员喊他“洪老总”，他摇头笑：“油管没压紧，再喊我也白搭。”粗话不多，但句句在点子上。

正因为省里大会战被他弄得有声有色，北京的电报才会掐着点落到长春。洪学智匆匆赶回家，把常年随身的两本笔记本装进帆布包。爱人想问个究竟，他摆摆手，“先回去看看，安排好了再说。”十二点四十五分起飞的图—154准点滑行，舷窗下的松花江蜿蜒成一道黛色线条。

傍晚到京西宾馆，迎接他的并非秘书，而是一溜警卫。叶剑英握着他的手一句寒暄：“气色不错嘛！”客套完毕，叶帅单刀直入：“我们想让你继续搞后勤。”洪学智答得干脆：“没问题。”他以为尘埃就此落定，没想到真正的“拐弯”还在后面。

第二天一早，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把他叫到办公室。门刚带上，罗瑞卿语速极快：“小洪，这回给你分的活儿改了，国务院国防工办主任——得由你来挑。”洪学智愣了几秒。罗瑞卿补一句：“邓副主席昨晚拍板，理由很简单——后勤是分东西，你得先把东西造出来。”

调令一锤定音。洪学智没时间琢磨职务的光鲜，他惦记的是手里那些尚未明细的生产线。回到长春，他花了三天把二十多家企业的交接方案写成册子，又专门找老工人座谈，确保人心不散。第四天清晨，他带着一只旅行箱重返北京。

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正式开放，他悄悄去排队，献上一束白菊。出来后直接进了国防工办。新单位的第一份文件，是厚厚的质量统计表：火炮、坦克、火箭弹，合格率横跳不定。洪学智把桌子一拍，“摸底先行，问题先摆。”说完提笔写了数千字的情况报告，当夜送到王震、华国锋案头。

10月初，批复回到工办：“抓紧整改，限期见效。”洪学智没有套话，直接开列“十条紧要环节”，对准装配、热处理、检测三道口子。很多厂长习惯了“指标数字化”，他却坚持到车间对零件“称斤论两”。有人打趣：“洪老总像打歼灭战。”他回一句：“不找主阵地，怎么赢？”

同年11月，全国计划会议将召开。他抓住这一“窗口期”，和张爱萍联名请求在京召开各省工业书记座谈。理由很朴素：体制不到位，生产再拼命也补不过来。请示三天批下，座谈会一连开了九场，终于把管理权责和物资投向梳理出一张“作战图”。

1978年春节前夕，洪学智与王震奔赴内蒙古两个军工厂。零下三十度的厂房里，设备跑得嗡嗡响，钢件锈迹斑斑。王震拄着拐杖，高声调侃：“老洪，年味被你折腾没了。”洪学智咧嘴：“副总理比我还急，我哪敢慢！”旅途中，两人把“十查十整”的雏形写在军大衣口袋里夹着的便笺上。春天一到，这一做法迅速向全国推广。

9月，又一轮国防工业会议在北京召开。洪学智一句“加强战备观念”把会场氛围拉回紧张态势。有人私下疑惑：“形势挺好，为啥老提打仗？”洪学智拿起桌上的铅笔，轻轻敲击：“备得充足，敌人才不敢动手。”短短一句，胜过长篇阐释。

进入1980年1月，总后勤部向他伸来橄榄枝。离任前夕，他把几位副主任叫到办公室，语气严厉却不失诚恳：“将来军品出口再多，仓库也必须留够战备底线，谁松了口子谁负责。”说罢，给每人递上一张写着关键指标的便条：“这不是任务书，是底线。”

洪学智转身走出工办大门，没有回头。警卫询问是否需要送行，他摆手拒绝。多年后，一位在扶余油田参加过会战的老工人提到这段往事，总结道：洪老总干工作，先看最差一环；抓人不抓帽子，抓精神；布置任务不讲漂亮话，讲死要求。也正因如此，1977年那道突如其来的回京调令，才会让国防工业系统很快找到新的主心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