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怒批田家英：你不想干了打报告，我再找人！田喝闷酒发牢骚

1958年6月的一个凌晨，天刚蒙蒙亮，毛主席还站在灯下读当日人民日报。余江县告捷，血吸虫病“消灭”两个大字映入眼帘，他情不自禁地合掌大笑。这份兴奋被身边的卫士记录下来：主席连夜走了三千多步，还让人把那首《送瘟神》两度誊清。有人纳闷，主席何以如此动情？答案并不复杂——八年前他就为一封农民来信彻夜未眠。今天的喜讯，不过是那道指示终于开花结果而已。

时间往回拨到1951年5月16日。北京中南海，夜色浓重，电灯泡发出微弱光圈。毛主席在批示上写下十三个字：“必须重视人民来信，及时给予处理。”批示第二天送达中央各部党组。三天后，新中国的各级干部人手一份油印件。当时有人觉得不过是又一道“文件”，可主席自己的态度截然不同——事关群众，他甚至亲自圈出“不要置之不理”六个字，用蓝笔重重划线。

同年8月，又一封信悄悄躺进中南海机要局的麻袋。来信人是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干部李某，他写道：工人工资未涨，物价却一再攀升，工友吃饭都犯难。机要员按照惯例先送秘书室，轮到田家英值班。田家英那几天正在整理《土地改革文件汇编》，文件如山，他将信夹进公文堆，本想次日呈报，谁知随后就被紧急会议牵走，信件延宕整整二十多日。

8月末，林伯渠赴石景山检查供电安全。老革命一问才知，工人给主席写过信，却石沉大海。林伯渠心里一紧，回到北京直接向毛主席报告此事。主席放下茶杯，对机要处说：“去查，看看那封信在哪里。”

信件找出后，屋里气压骤降。毛主席盯着信封，语速很慢却压得人喘不过气：“向我反映工人疾苦，本就是你们的职责。如此紧要的材料竟然拖延，立场问题！”随即转向田家英，话锋陡然锋利，“不想干，就打报告，我再找人！”

那一刻田家英脸色煞白。会后，他揣着沉甸甸的检讨走进中南海南门外的小酒馆，闷头喝了三杯二锅头。同行的同事劝道：“主席是恨铁不成钢。”田家英喃喃：“工作这么多，他也不体谅。”仅这一句牢骚，旋即被酒精冲淡。夜里两点，他伏案写下近两千字的书面检讨，字迹连自己看着都心惊。

9月初，主席亲自回信给李某，称赞其“心系工友”。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立即组织调查，调资方案十月出台，石景山发电厂工人工资平均上涨12％。厂里一位老钳工后来感叹：“写信真顶事，中央听得到！”

信件之事并未就此翻篇。毛主席专门召集秘书、机要员谈话，要求将分办、催办、回访三步流程制度化。田家英主动认领督促任务，从此案头常备一册红皮笔记——先登记再转呈，自己也不敢再延时哪怕一天。

有意思的是，1952年至1957年间，主席收到的群众来信年均递增两成。先是湖北农民举报湖泊围垦破坏行洪；继而是东北铁路工人反映冬装分配不均。每逢批示，主席都要追问落实。身边工作人员私下议论：“群众路线，其实就体现在这只钢笔里。”

1953年秋，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寄来一封薄薄的蓝信笺：演出途中发现某地烟酒价格暴涨，担心影响军烈属生活。几天后的中央财经会议上，主席突然问：“烟酒调价，是谁批的？”与会者面面相觑。散会后，财政部派人下省调查，虚高价格迅速回落。红线女后来在舞台后台感慨：“一句话，还了多少人一个公道。”

制度建立后，到1956年，平均每封群众来信的处理周期缩短到十八天。田家英也因改进工作再次得到主席肯定。难得的是，他没有将那次怒批视为心结，反而常叮嘱秘书局新人：“哪怕一张明信片，也可能改变政策，千万别压在抽屉里。”

1958年的那个凌晨，毛主席读报后露出的笑容，并非简单地胜利喜悦。如果没有当年坚持读信、批信、督信，卫生部、科学院、地方政府何来联动？血吸虫病背后所动用的医务力量、科研力量、群众力量，都与那支写过“必须重视人民来信”的钢笔紧密相连。

有人总结田家英的转变，说是“骤然警醒”。其实，他自己在1959年笔记本上写过一句话：“秘书之责，不仅笔墨，更系民心。”话语质朴，却道出中南海里任何一张桌案都不能脱离的根本——人民信任托付，容不得半点怠慢。

回想自石景山信件至血吸虫捷报，新中国处理来信的程序日渐完善：登户、编号、专人批示、限时反馈。薄薄纸面，是工厂汽笛、是田间晚风，也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企盼。把这条渠道守住，本身就是治国理政的一部分。

田家英后来再提1951年那场批评时，语气已平静：“那天如果主席不重话提醒，我可能到今天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桌旁的老同事笑了笑：“幸好改得早，否则误事可就大了。”帘外沙沙雨声，几个人沉默片刻，谁都没有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