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声明：本文基于历史事件进行文学化改编创作，部分情节、对话及细节为艺术加工，旨在呈现历史故事的戏剧张力，不代表历史绝对真实。请读者理性看待，勿将虚构情节与历史事实混淆。
一九五五年腊月，合肥的雪夜寒风刺骨。
时任省军区上校部长的郑其贵，鬼使神差地屏退了专车，坐上了一辆破旧的人力三轮。
风雪中，他本想寻那一时的清净，却未料撞上了此生最不敢面对的梦魇。
终点巷口，当那位衣衫褴褛、面目全非的车夫缓缓回头，用那只在烈火中幸存的独眼死死盯着他，哽咽着问出一句：“师长，还记得我吗？”
刹那间，上校的威仪荡然无存。
这一声迟到的质问，如同一记重锤，砸穿了五年的岁月，将郑其贵生生拖回了那个充满血腥与悔恨的朝鲜雨夜。
01
一九五五年，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年。
合肥的夜像是一口深不见底的枯井，冷风在井底盘旋，带着湿漉漉的腥气，直往人骨头缝里钻。
晚上九点一刻，安徽省军区招待所那扇墨绿色的铁大门缓缓拉开。一辆挂着军牌的美式威利斯吉普车碾着地上的薄冰，发出一阵刺耳的碎裂声，正准备驶入长江路的主干道。
车后座上，郑其贵抬手看了一眼腕上的那块瑞士梅花表。那是他在朝鲜战场上唯一的“战利品”，表盘玻璃上还有一道细微的裂痕。
“小王，停车。”
郑其贵的声音不大，但在封闭的车厢里显得格外清晰。
司机小王一脚刹车，吉普车猛地顿住，车尾排气管突突地冒着白烟，瞬间被寒风扯碎：“首长，怎么了？落下文件了？”
“没有。”郑其贵推开车门，一股夹杂着煤烟味和雪沫子的冷风瞬间灌了进来，吹得他那件苏式呢子大衣的下摆猎猎作响，“刚开完动员会，脑子里乱哄哄的，我想顺着长江路走走，透透气，你把车开回去吧。”
“首长，这天可下着雪呢。”小王有些为难，回头看着这位顶头上司，“再说了，您这腿……”
“执行命令。”郑其贵笑了笑，语气温和，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劲儿。那是多年政工干部历练出来的威严，不怒自威。
小王不敢再劝，敬了个礼，一脚油门把车开走了。
街上空荡荡的。路灯昏黄，灯泡上蒙着一层灰，把郑其贵的影子拉得老长，显得有些形单影只。他紧了紧大衣领口，那对镶着两条红杠、三颗金星的领章在灯光下泛着幽幽的金属光泽——上校军衔。
在三十八岁的年纪，坐在这个省军区动员部部长的位置上，扛着上校军衔，郑其贵的人生在旁人眼里是“稳住了”。没有特大功，也没犯过被枪毙的大错，档案履历清清白白，正如这漫天飞舞的雪花。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身笔挺的呢子军服贴在身上，有时候像裹尸布一样沉。
走过四牌楼，寒风顺着裤管往上灌，他那条在长征过草地时受过寒的老伤腿开始隐隐作痛，像是有无数根针在膝盖骨里扎。郑其贵停下脚步，微微跛着脚，走到路边的一棵法国梧桐树下，想避避风头。
树影里，停着一辆候客的人力三轮车。
车身漆皮剥落，露出锈迹斑斑的铁架子，车座上的雨布积了一层薄雪。
车夫缩在一件看不出原本颜色的破旧棉袄里，帽檐压得很低，几乎遮住了整张脸，双手插在袖筒里，正不停地跺着脚取暖。那双鞋烂了个洞，露出了里面发黑的脚趾。
听见脚步声，车夫身子明显僵了一下，像是受惊的野兽。他动作迟缓地转过身，没说话，甚至没敢抬头看这位穿着呢子大衣的军官，只是默默地用袖子掸了掸车座上的雪，把雨布掀开，露出了里面还算干燥的棉垫子。
那是一种卑微到尘埃里的姿态。
郑其贵心里动了恻隐之心。这么冷的天，还在外面讨生活的，大抵都是苦命人。
“师傅，去三孝口，走不走？”郑其贵问道。
车夫没吭声，只是点了点头，闷闷地跨上车座。
郑其贵坐上车，身体陷进软蓬蓬的坐垫里。车棚虽然破旧，但遮住了风雪，那种被包裹的安全感让他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了一些。
“起步——”车夫喉咙里发出了一声含混不清的吆喝，听着像是嗓子被烟熏坏了。
咯吱，咯吱。
链条摩擦的声音在寂静的街道上格外清晰。郑其贵闭目养神，随着车身的节奏微微晃动。这种被人拉着走的感觉，让他有些恍惚，仿佛又回到了几年前，骑着马行军在异国的山路上。
但这车夫骑得有些奇怪。
他的呼吸声太重了，像个破风箱呼呼作响，每一口吸气都像是用尽了全力。而且，车身时不时会往左猛地偏一下，又被强行修正回来。
郑其贵睁开眼，透过车棚的缝隙看向前方。
那个车夫的背影佝偻得厉害，左腿似乎使不上劲，全靠右腿在死命地蹬踏板。遇到稍微有点坡度的路面，车速就慢得像蜗牛。车夫不得不站起身，整个人趴在车把上，用身体的重量去压脚踏板，每一次下压，郑其贵都能听到他喉咙里发出一声压抑的闷哼。
是个残疾人。
郑其贵是个心细的人，也是个苦出身。他看得出这人力气已经透支了，全凭一口气吊着。
“师傅，歇口气吧，我不急。”郑其贵在后座说道，手下意识地去摸口袋里的钱包，打算多给点钱。
前头的车夫没停，反而蹬得更猛了。仿佛后面有什么洪水猛兽在追他，又仿佛只要一停下来，他这辈子就再也起不来了。
风雪越来越大，前面的背影在雪雾中显得越发单薄、扭曲，像是一个在命运泥潭里挣扎的符号。
终于，车到了三孝口附近的一条僻静巷子口。
“吁——”
车停稳了。
郑其贵掏出钱包，抽出两张崭新的人民币——这在当时算是笔巨款，足够这车夫拉上三天的。
“师傅，不用找了。”郑其贵递过去。
前面没动静。
车夫没有转过来收钱，也没有下车。他的双手死死抓着车把，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他的肩膀在剧烈地耸动，像是在极力压抑着某种即将喷薄而出的情绪。
郑其贵皱了皱眉，心里隐隐升起一股不安：“师傅？怎么了？”
突然，车夫缓缓回过头来。
借着巷口那盏昏黄的路灯，郑其贵看清了那张脸。
哐当。
郑其贵手里的钱包掉在了车厢地板上，硬币滚落的声音在雪夜里显得格外刺耳。
那是一张怎样的脸啊。
左半边脸颊的皮肤像融化的蜡一样纠结在一起，紫红色的增生疤痕像一条条蚯蚓，牵扯着嘴角，呈现出一个怪异的、似乎在哭又似乎在笑的表情。
而原本应该是左眼的位置，此刻只剩下一个浑浊的、灰白色的肉瘤，眼皮早就烧没了，那颗死鱼般的眼球就这样赤裸裸地暴露在寒风中。
郑其贵的瞳孔剧烈收缩。
这种伤，他太熟悉了。这种特殊的疤痕纹理，这种被高温瞬间碳化又愈合后的扭曲，只有一种东西能造就——凝固汽油弹。
那是美军的“杰作”。
车夫那只完好的右眼，布满了红血丝，死死地盯着郑其贵领口那两杠三星的上校军衔，目光如刀，一点点割开郑其贵那层体面的外壳，最后落在他惊恐的脸上。
风雪在这一刻仿佛静止了。
车夫张了张嘴，发出了一声沙哑、带着颤音，却又熟悉得让郑其贵魂飞魄散的问话：“师长……还记得我吗？”
这一声“师长”，不像是在喊人，倒像是一颗迟到了五年的子弹，精准地击穿了郑其贵的胸膛，炸开了他尘封已久的噩梦。
郑其贵整个人僵在了车座上，手指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
一八〇师。
只有那个部队的老兵，才会叫他“师长”。只有从那个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才会用这种眼神看着他——不是敬仰，不是仇恨，而是一种带着血泪的审视，一种来自地狱的质问。
“你是……”郑其贵的喉咙发干，像是吞了一把沙子。
“一八〇师，五三九团，警卫连，吴大勇。”
吴大勇。
郑其贵那僵硬的大脑终于转动起来。记忆的闸门被这个名字轰然撞开。
他想起来了。
那个总是笑嘻嘻的、背着一把大驳壳枪的小个子警卫员。那个会吹口琴，说等打完仗要回老家娶媳妇的吴大勇。
“大勇……”郑其贵试图站起来，但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他又重重地跌坐回去，“你……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命硬，没死成。”
吴大勇指了指自己的瞎眼，语气平静得让人害怕：“那一晚，您下令各自突围后，我就跟大部队走散了。美国人的坦克喷火，排长把我推开了，我这只眼换了一条命，值了。”
他说得轻描淡写，但郑其贵听得心惊肉跳。每一句话，都像是一记耳光，狠狠抽在那张保养得体的脸上。
“师长。”吴大勇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那是委屈，是积压了几年的不甘，“我就想问一句。这几年，您晚上睡得着吗？”
郑其贵坐在舒适的车座上，看着眼前这个为了生计在风雪中蹬车的残疾部下，看着那张被毁容的脸。
一种巨大的、铺天盖地的羞愧感，将这位上校彻底淹没。
他想逃，想让警卫员把车开过来，想躲回那个温暖的、等级森严的体制壳子里去。但他动不了。他在这个寒酸的三轮车夫面前，竟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渺小和卑微。
“睡不着。”
郑其贵低下了头，面对这个车夫，他第一次卸下了上校的伪装，说了实话。声音嘶哑，带着哭腔：“只要一下雨，我就能听见那天的枪声。大勇，我……”
吴大勇看着他，许久，叹了口气。
“我也听得见。”
雪越下越大了，瞬间染白了两人的头发。
02
记忆像是一把生锈的锯子，在郑其贵的脑子里来回拉扯。
合肥的风雪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朝鲜暴雨。
那是让人绝望的雨。
它不像江南的烟雨那样温柔，它是冰冷的、带着铁锈味的，像是一张巨大的湿漉漉的裹尸布，将整个一八〇师死死罩在下面。
春川以西，北汉江南岸。
一八〇师指挥部设在一个半山腰的天然溶洞里。洞顶不停地往下滴水，把作战地图淋得斑斑驳驳。空气里弥漫着发霉的味道，混合着伤员伤口溃烂的臭味和浓烈的火药味，让人闻之欲呕。
“师长，还没联系上军部吗？”
副师长段龙章像一只困在笼子里的老虎，在狭窄的空间里来回踱步。他满眼红丝，胡子拉碴，军装被泥水浸透，紧紧贴在身上。手里攥着一把缴获的美式卡宾枪，枪栓被他拉得咔咔作响，这是他极度焦虑时的下意识动作。
郑其贵坐在那台大功率步谈机旁，手里紧紧捏着那个黑色的耳机。他的脸色苍白，那是一种长期精神紧绷加上营养不良导致的病态白。
“干扰太大了。”郑其贵放下耳机，声音沙哑，像是喉咙里含着两块炭，“全是滋滋声，偶尔能听到几句朝鲜话，那是李承晚伪军的劝降广播，说什么‘一八〇师的兄弟们，别卖命了，给你们准备了热饭热水’……”
段龙章猛地一拍桌子，震得地图上的红蓝铅笔都跳了起来，“不能再等了！师长！你来看看地图！”
段龙章一把拽住郑其贵的袖子，把他拉到那张破旧的作战地图前。
“右翼的六十三军两天前就已经撤到了北汉江以北，左翼的十五军也收缩了防线。咱们现在的阵地，就像是个突出的‘盲肠’！”段龙章的手指狠狠戳在地图上，“美国人的机械化部队正在疯狂往我们后方切入！那个什么美24师，全是坦克和卡车，顺着公路跑得比兔子还快！”
郑其贵盯着地图。
地图上，代表美军的蓝色箭头，像是一把把锋利的手术刀，正在快速切割一八〇师脆弱的侧翼。而代表己方友军的红色防线，正在不断地向北后退，距离他们越来越远。
他看懂了。从军事常识上讲，他早就看懂了。
这已经是被包围的前兆。甚至可以说，口袋阵的绳索已经开始收紧了。
“撤吧，师长！”参谋长王振也凑过来，帽子都跑丢了，头发乱得像鸡窝，“三团刚才派通讯员来报，他们的粮食已经断了两天了，战士们在挖野菜、啃树皮，弹药基数也不足了。再不走，一旦暴雨导致汉江水位暴涨，我们就真的成瓮中之鳖了！”
郑其贵的手指在地图边缘摩挲着，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他在犹豫。
这种犹豫不是因为他不懂战术——哪怕是个连排长都能看出来现在必须跑。他的犹豫，是因为他太懂“政治”。
郑其贵不是科班出身的军事指挥员。他是一九三三年参加红军的老政工。在他的职业生涯里，“政治合格”永远排在“军事胜利”之前。他习惯了把上级的命令当成天条，当成不可逾越的红线。
“兵团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郑其贵抬起头，目光扫过众人的脸，声音低沉而僵硬。
没人说话。大家都知道那条命令。
“命令是：掩护兵团主力伤员转运，就地阻击三到五天。”郑其贵一字一顿地背诵着那条电文，像是在背诵圣经，“现在才第三天，伤员转运完了吗？没有！如果我们现在撤了，把后背亮给敌人，那一千多名重伤员怎么办？把他们留给美国人？谁来负这个责？”
“负责？都什么时候了还讲负责？”段龙章急了，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老郑！这是打仗！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我们全师覆没在这里，那是对革命最大的不负责任！伤员……伤员我们可以留下医护人员，给足干粮，让他们就地隐蔽……”
“住口！”郑其贵猛地厉声喝道，眼神变得凌厉起来，“段龙章同志，注意你的言辞！什么叫‘将在外’？这里是志愿军，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部队！抛弃伤员、擅自撤退，那就是逃跑！就是畏战！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这个政治罪名，你担得起吗？”
“逃跑”这两个字，像是一座大山，瞬间压在了所有人的心头。。
洞内一片死寂。
只有洞外传来的隆隆炮声，越来越近。
轰——轰——
那不是普通的迫击炮，那是美军155毫米榴弹炮的重低音。每一声爆炸，都震得洞顶的碎石簌簌落下，砸在众人的钢盔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就在这时，一个满身是血的连长跌跌撞撞地冲进了指挥所。
“师长！二营顶不住了！”连长哭喊着，一条胳膊耷拉着，显然是断了，“美军的坦克冲上来了，就在前面五百米！请求撤退！请求撤退！”
郑其贵看着这个连长，看着他那双充满乞求的眼睛。
他的心在滴血，但他更怕犯错。
“顶住！”郑其贵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这两个字，“没有命令，谁也不许撤，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钉在阵地上。”
连长愣住了，绝望地看了一眼师长，然后敬了个礼，转身冲进了雨幕。
十分钟后，那个方向的枪声停了。
郑其贵深吸了一口气，重新坐回电台前。
他害怕。
但他怕的不是死在战场上。他怕的是在档案里留下“临阵脱逃”的污点。他习惯了等待指示，哪怕火烧眉毛，他也必须等那个“尚方宝剑”落下来，才敢迈出一步。他需要军部的一纸电文，哪怕只有一个“撤”字，来为他的行动背书。
“继续呼叫军部。”郑其贵对通讯员下令，声音里透着一丝祈求，“告诉军长，一八〇师处境危急，请示……请示下一步行动，能不能撤，给个准话！”
“洞洞两……这里是长江……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滋滋——滋滋——
耳机里只有无尽的电流声，像是死神在磨刀的霍霍声。
03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有战士在死去。
五月二十六日，黄昏。
天色阴沉得像是一块生铁。雨还在下，山洪暴发，汉江水位暴涨，原本可以徒涉的渡口变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
最后的希望破灭了。
侦察连带回来的消息让人绝望：北撤的必经之路——驾得山，已经被美军占领。美军第24师的坦克群已经封锁了主要路口，天空中全是美军的“油挑子”（F-80战斗机）在低空盘旋，任何移动的目标都会招来一片火海。
一八〇师，彻底被装进了口袋。
师指挥所里，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文件已经被烧毁得差不多了，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纸灰味。每个人都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
“师长，有信号了！刚收到的军部急电！”通讯员突然大喊一声，手里挥舞着一张薄薄的电报纸，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郑其贵猛地站起来，膝盖撞在桌子上也没感觉。他一把抢过电报，手抖得厉害，几乎看不清上面的字。
电报很短，内容却很模糊：
“批准你部向北转移。注意收拢部队，交替掩护，不要惊慌。”
“收拢部队……”郑其贵看着这四个字，只觉得满嘴苦涩，像是吞了一颗苦胆。
这道命令来得太晚了。
而且在此时此刻，部队已经被打散，建制已经混乱，四面受敌，通讯断绝，怎么收拢？怎么交替掩护？
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师长，下决心吧！”段龙章看着郑其贵，眼神里已经没有了愤怒，只剩下绝望的恳求，“别管什么收拢了！现在唯一的活路就是分散突围！化整为零！让各团、各营自己找路钻林子！能出去一个是一个！只要人活着，以后还能再把队伍拉起来！”
这是最务实、最残酷，也是唯一的生存法则。
放弃重装备，放弃伤员（虽然残酷，但在军事上是止损），放弃建制，各自逃命。
但郑其贵死死盯着电报纸。
如果下令分散突围，就意味着一八〇师作为一个战斗实体，在这一刻“解体”了。这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溃败”。意味着他郑其贵把一支整建制的部队带没了。
他不敢下这个命令。他脑子里还在想怎么保住“架子”，怎么哪怕是死，也要死得像个正规军。
轰！
一声巨响在洞口炸开。
一枚坦克高爆弹直接命中了指挥所洞口的沙袋。气浪裹挟着碎石和弹片冲进洞内，将几名参谋和警卫员掀翻在地。
鲜血瞬间染红了地面。那个一直喊着撤退的参谋长王振，捂着肚子倒在地上，肠子流了一地，嘴里还在喊着：“撤……快撤……”
死亡的味道如此清晰，如此浓烈。
郑其贵被震倒在地上，耳朵里嗡嗡作响。他抬起头，看着满地的鲜血和残肢断臂。
在这一瞬间，郑其贵心里那道名为“原则”的防线，终于彻底崩塌了。但他做出的反应，却不是段龙章期待的果断指挥，而是一种极其诡异的、带着逃避色彩的破坏。
他爬起来，看着那台还在闪着红色指示灯的大功率电台。
那是指挥部与外界联系的唯一纽带，也是他接受上级命令的唯一通道。更是此时此刻，让他感到无比沉重的枷锁。只要这台电台还在，他就必须向军部汇报，就必须听那些根本无法执行的命令，就必须对每一条生命的消逝负责。
如果联系不上……
如果“通讯中断”……
是不是就不用再纠结怎么执行那些不可能的命令了？如果是“失去联络”，那么无论做什么决定，是不是都有了借口？是不是就可以说“当时情况混乱，无法请示”？
一种阴暗而疯狂的念头，像毒草一样瞬间占据了他的大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