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前的一场重要会议：决定了三件事，背后都与毛主席有关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一次转折，原本受到打压的毛主席终于重返领导岗位，革命道路开始往正确的方向走。

不过事情都有个过程，在遵义会议前还有三场小型会议——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同样很重要，是为中央调整路线做了铺垫，这才能有遵义会议的结果。

其中黎平会议就做出了影响长征的三项决议，这三件大事如果没能及时确定，红军的前路仍未可知，说不定还要继续走之前的老路。

那么，这三件事分别是什么呢？

一、确定了新的行军方向

我们都知道，长征是以三大主力会师于陕北而结束的，但一开始并中央没有将陕北规划为落脚点。

出发时全体都有些慌乱迷茫，之所以要走，只是因为国民党军步步紧逼、中央苏区难以坚持，才被迫进行转移。

当时中央有过要去湘鄂西的想法，毕竟原来拱卫中央苏区的湘赣苏区主力已经过去与贺龙会师，有这支部队打前站，中央抵达湘鄂西后能迅速适应，携手建立更为广袤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但是，国民党也看出这层心思，调离了重兵围追堵截，让中央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就已伤亡过半。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先头部队占领通道县城，通过情报得知，国民党已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做好了伏击准备，毛主席立即向中央提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变目的地。

可惜的是，虽然主席争取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但提议还是被博古、李德拒绝。路线仅仅做了稍许改变，最终仍是要赶往湘西。这就意味着依然要扎进敌人的包围圈。

毛主席为此急得不行，行军途中不断找到领导干部耐心说服，最终在黎平会议上获得了大多数支持，会议决定不再去湘鄂西，而是进入贵州，准备建立“川黔革命根据地”。

虽然后来川黔革命根据地没能落实，但这次转变方向，避免了遭遇更大的伤亡。同时也在表明一点：毛主席的影响力慢慢扩大了。

血战湘江前，主席的意见基本被博古等人驳回，通道会议时，主席的力量还很渺小，但是到了黎平会议，他的话能够占据主流了，这是极其重要的转变。

证明主席的威信正在被重新树立，为遵义会议的复出打下很好的基础。

二、重新整编中央纵队，刘伯承复任总参谋长

由于在过湘江时伤亡过大，很多部队缺额严重、干部位置却超编，这并非好事，会影响到战斗力。中央从全局考量，对人员进行了一次整编，主要的大动作有两个。

一是让红八军团并入到红五军团中，这两个军团过湘江都承受着非常重的任务，伤亡也是特别大，合并之后，把那些空余的架子都撤掉，增加战斗人员。

二是将中央军委直属的两个纵队合并为一个，原先的两个纵队司令员分别为叶剑英、罗迈，主要任务是负责保卫中央军委的安全。

但眼下形势危急，军委纵队也必须随时投入战斗，因此合并成一支部队能更加快速反应。同时，中央让军事能力更强的刘伯承来出任新的司令员，这样创造的战果能够更大。

刘伯承在黎平会议上还得到另一个任命——再度担任总参谋长，这其实也是个重要信号。

“再度”说明刘帅曾经担任过红军总参谋长，那是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获任的。

对，就是那个让毛主席离开核心层的宁都会议，彼时刘帅到苏区不久，没搞清实际情况，心里也是崇尚苏联正规作战那一套，因此站在了对立面。

但是刘帅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发现了很多问题，开始明白毛主席的作战思路才是正确的，因此他专门撰写《到敌后展开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阐述红军坚持游击战争的重要性，这导致他被李德等人讥讽，总参谋长职务也被撤去。

而黎平会议的这番变动，看似是刘帅一个人的职务问题，实则是领导层思路在悄然转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意识到苏联模式不能死搬硬套，那个曾经一直带领部队打胜仗的人不该被埋没。

所以从正规战走向游击战的刘帅才可以回到核心岗位，所以毛主席后来才能够复出。

三是丢掉那些拖延速度的无用辎重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简直就是一个“大搬家”，博古、李德等人什么都不愿放弃，印刷厂、造币厂的机器设备、野战医院的X光机、大炮底盘、笤帚、擦机布、烂手套等等全都带上。

这些“坛坛罐罐”加起来共有数千副担子，其中光苏维埃中央银行携带的财产就有一百多副担子。为携带这些物资，我党被迫组织了庞大的后勤运输队伍，极大地拖延了速度。

红军装备是不如国民党的，以往能够打胜仗靠的是什么？不外乎两点：战斗意志、机动性。眼下这番负重前行，堪称先打断了自己的一条腿，还怎么出其不意？

很多亲历人员的回忆录、相关影视作品都讲述了这些暂时无用的辎重的危害。比如电影《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里很多指战员扛着大物件累得吐血，白白牺牲掉了性命。

用一个最直观的数据说明，湘江战役前，从道县到湘江，总共一百公里左右，负责运送辎重的中央军委第二纵队走了整整四天，其余部队即便走在前面也等了四天。这四天让敌人追了上来，是湘江战役中红军损失巨大的重要原因。

一开始负责运送运输物资的红军战士有6千余人，还带了大量挑夫，但在黎平会议时只剩下了2000多人。经过各方协商，最终决定：丢弃那些无用的辎重，部队轻装上路。部队闻之欢呼雀跃。

之前为何博古、李德等人坚持要携带那些大物件呢？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左”倾领导人分不清形势，固执地认为这次转移只是一个根据地搬到另一个根据地，要求任何东西都得带上，丢掉辎重则是逃跑主义，是红军的耻辱。

这种“既要又要”的思维不过是自欺欺人，得到的结果就是很多人无端付出生命。而黎平会议的改变，也代表整体思路的转换，不再盲目，开始重新被思想武装起来。

所以总的来说，黎平会议三项决定的背后，都藏着更深层次的含义。它在历史上知名度不算高，但非常重要，是大转折前的铺垫。同时，长征能够获取胜利，真的也离不开毛主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