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起义将领刘万春与蒋帮特务联系，毛主席：可留下他们性命

1949年1月21日晚，北平电讯大楼的值班军士忽然捕捉到一串急促的摩尔斯电码。译电员反复核对后，确认是绥远军部发来的公开波：“傅先生已接受协商条件，命所属镇守原阵地，静候后续电令。”这条简短讯息，预示着华北战事进入全新的节点，也让电报另一端的刘万春成了众人关注的对象。就在同一天，天津城头的硝烟才刚刚散尽，傅作义宣布愿意与中共中央谈判，和平道路看似就此铺开，但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刘万春1898年生于河北交河，21岁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那所军校号称“北洋武备摇篮”，自小厮混在滹沱河畔的他，一直笃信“枪杆子里出前程”。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国民党独立第八师第一团。1927年初，蒋介石赴武汉检阅部队时，恰逢第一团在湖北西阳操场上演练“盘杠子”。刘万春应师长刘春荣暗示，挥汗上杠，一套翻滚腾挪行云流水。蒋介石看完随口一句“兵贵质精”，仍在泥地里喘息的刘万春当场“被记住了脸”。从此，他一路从团长提到旅长、师长，乃至1949年的第111军军长，倚靠的正是这份被看见的“忠诚与卖力”。

地位扶摇，却也埋下日后纠葛。1933年庐山军官训练团成立，蒋介石点名让刘万春任少将科长。他无条件接受，也无暇体会其中深意：被频繁调动，是提拔，也是圈养。离开蒋介石那道庇护伞，他的履历随时可能中断，所以他越升越高，也越来越难以自拔。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争夺接收大中城市。刘万春虽奉命“抢收胜利果实”，却在心腹面前嘟囔：“何苦再让老百姓吃枪子？”这种隐约厌战情绪，使得傅作义后期策划华北和谈时，乐意将刘万春列为“可争取对象”。然而，正因为刘万春与蒋介石有多年私交，在关键时刻，他的态度并不干脆。

时间推进到1949年夏。傅作义与中共中央拟定“绥远方式”，准备让董其武、刘万春保证绥远地区平稳起义。7月初，《绥远和平协议》文本由秘书长王克俊带队运往归绥（今呼和浩特）。甫一见面，刘万春便冷冷抛出一句：“协议别拿出来，省得引火烧身。”王克俊没被震住，淡淡回敬：“傅先生说，处变之际，全赖刘军长一肩担当。”刘万春沉默片刻，让哨兵引路，把人送到军部，却又声明：“安全我可不包。”这种半遮半掩的抵触，足见他在两股力量之间左右横跳。

归绥城风声日紧。11日，董其武主持会议，决定由刘万春主管城防与治安，确保中共联络处人员顺利进城。刘万春提出两条“规矩”——交出武器、不得随意上街，董其武当场反驳。会后不久，《奋斗日报》社被暴徒砸毁，幕后指使人正是刘万春部下赵元德。董其武虽震怒，却因大局未追究到底，只将赵逐出省境。可惜隐患并未消弭。17日，258师连长李锡庆带十余人拦截联络处工作人员，以“搜身”为名突然开枪，四人伤亡。凶犯尚未讯问，刘万春就把人枪决，理由是“斩草除根免生事端”。事后严查，才知同一时间，国民党国防部代部长徐永昌潜入绥远，多次密谈，意在挽回局势。

徐永昌抛出的筹码很简单：补发军饷，调刘万春任第九兵团副司令，董其武任西北军政副长官，再将主力部队西撤，与马鸿逵、马步芳合流。刘万春心动，却也担心兵心未必跟他走。他对徐永昌说：“若只要我个人离开，此刻就走；若要我带兵，怕镇不住。”这句话体现他真实处境：军权握在手，士兵却未必信他。徐永昌仍宣布任命，想用头衔稳住局面。

8月下旬，傅作义与邓宝珊携中共中央慰问金抵达归绥。傅作义在团长以上会议上讲明：“跟共产党走，前程光明。”随后，检阅第111军并派发慰问金。台下官兵掌声雷动，一向老成的刘万春也露出难得笑容，但心底的算计并未消散。

9月19日凌晨《绥远和平起义通电》在包头银行礼堂签署。董其武落笔第一，紧跟其后的是刘万春，不过他刻意将名字写在第三空位，把第二留给仍在犹豫的孙兰峰。这一不经意小动作，道尽他的游移。起义完成后不久，他请命率部进驻宁夏，“支援解放宁夏，以示决心”。中央批准，他前往磴口待命。10月，马鸿逵宣布接受改编，宁夏和平解放，刘万春部随即被调回包头。1950年1月，第111军易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军，刘万春任军长，看似尘埃落定。

然而，心底的“旧主情结”并未终止。刘万春多次派营长李玉函去香港，通过暗号联系国民党保密局驻港人员，传递动向，同时收受蒋介石签发的“第九兵团副司令员委任状”。文件装在油纸袋里，由小船辗转澳门、珠江口，再通过渔民送达华北。筹码到手，刘万春私下自语：“倘若有变，手里也算握张牌。”这番心态令身边参谋都感到不安，但无人敢直言。

特情处的无线电监察很快捕捉到异常。华北局、华北军区组成联合调查组，锁定刘万春及其联络网络。聂荣臻审阅材料后，与傅作义、董其武专门碰头。傅作义看完证据，愕然叹息；董其武低头许久，用沙哑嗓音说：“人是我举荐，他若成了人民敌人，愿按纪律处置，只望保他一命。”9月的秋风掠过窗外，会议室静得只能听见墙上的秒针滴答。

1950年11月，绥远军区通知师旅两级军官赴北京参加“部队改造总结大会”。刘万春率随员北上，刚到先农坛招待所，守候已久的中央军委保卫干部迅速控制会场。与此同时，李玉函在包头被捕，数份加密手令和美国红鹤牌香烟里的微缩胶片全数缴获。案情清楚后，华北军区将刘万春、张朴等人分别押往西山看守所。结果报送中南海，毛主席批示八个字：“可留下他们性命。”熟识毛主席读史笔记的人都记得，他曾在史书旁批过“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刘万春虽非降俘，却是起义有功之将，这条原则依旧适用。

案件最终定性为“与敌特接头、企图叛变”，量刑时参考其起义功勋，改造十五年。1950年代末，刘万春在北京战犯管理所学习时，常被请去给年轻看守讲保定军校旧事；少年兵听得津津有味，末了有人问：“军长，当年真想再打回去？”刘万春沉默片刻，只答一句：“当时想的，不算数。”1967年，他获宽释，被推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晚年翻阅旧报，他在扉页写下：“人须顺潮流，为众生。”字迹端正，却不再锋利。

对于刘万春，朋友或许同情，批评者也不缺。起义时他写下名字，事后又在暗处设法留后路；既怕失去前程，又舍不掉旧情，最终落得双输。历史不会为任何人暂停。1950年11月北京的阴云散去，华北大地重归宁静，行走街头的百姓大概不知道，一场牵动高层的暗战就这样落幕。刘万春保住了性命，但也用半生给自己写下一句注解：如果心脚不稳，机会和陷阱往往一道摆在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