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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苏联大使,期间突然吐露了一句埋藏心底的大实话:进城这么多年,只有那一年我才真正快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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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中央决定开除你的党籍!”1928年3月,井冈山上,年轻的湖南省委特派员周鲁宣布了这个“圣旨”。所有人大吃一惊,党的创始人之一,怎么说开除就开除了?


1958年的那个夏天,北京的天气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在中南海菊香书屋里,毛主席正和苏联大使尤金进行着一场看似平常的会晤。

聊着聊着,话题不知怎么就转到了个人的情绪感受上。这位平日里在那场翻天覆地的政治风暴中总是显得游刃有余、从容不迫的领袖,那天却突然收起了笑容,眼神变得异常深邃,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沉重。他对着尤金,说出了一句让在场翻译和记录人员都心头一震的话。

他说,自从进城解放以来,自己其实没有一天是真正快乐的,心情一直都处在一种忧心忡忡的状态里,直到1955年,那种压在心头的大石头才算是落了地,那是他唯一感到舒心的一年。

01


这事儿听着挺让人意外的。按理说,1949年建国,把蒋介石赶到了海岛上,天安门城楼那一站,红旗漫卷西风,这不就是天大的喜事吗?随后的几年,抗美援朝打出了国威,国内经济也在慢慢恢复,怎么这位开国领袖却说自己“不快乐”呢?

其实,这种“不快乐”并非矫情,而是源于对那个新生政权未来的深深焦虑。

刚刚接手的这个国家,说白了就是个烂摊子。但这还不是最让毛主席揪心的,最让他睡不着觉的,是这路到底该往哪儿走的问题。


当年的情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地也分了。按照很多人的想法,这就行了呗,老百姓“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日子多美。党内当时也有不少声音,觉得应该先巩固这种新民主主义秩序,让大家伙儿先发家致富,过个几十年再搞社会主义也不迟。

可毛主席的眼睛毒,他看见了这背后的隐患。

土地分是分下去了,可小农经济那就是汪洋大海里的一叶扁舟,风一吹就翻。张三家老娘病了,李四家牛死了,没钱治咋办?只能卖地。这一卖,地不又流转到那一小撮有钱人手里去了吗?

这才几年功夫,农村里就已经出现了苗头,新富农开始穿绸裹缎,穷帮子又开始卖儿卖女。要是照这么发展下去,这江山还是工农的江山吗?那不就是换了一拨人剥削老百姓,走了历史的循环老路吗?


所以,当1953年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搞“一化三改”的时候,毛主席的心里其实是憋着一股劲的。他想把这个几千年来私有制的“马车”,硬生生地给拽到公有制的轨道上来。但这事儿,谈何容易。

02

到了1953年和1954年,事情的发展简直就像是故意在跟人作对。


先是老天爷不赏脸。1954年,长江、淮河发了大水,那是百年不遇的洪灾,华北平原也是一片汪洋。地里的庄稼淹了,收成自然就不好。

可城里的机器要转,工人要吃饭,国家搞工业化哪里离得开粮食?于是国家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要把粮食收上来。这一下,农村的矛盾就炸了锅。

农民辛辛苦苦种的粮,还要交上去,心里本来就不痛快。再加上当时为了推行合作社,有些地方干部的手段确实简单粗暴了点。

那时候农村乱到了什么程度?有些农民为了抗拒入社,或者怕入了社自己的牲口被充公,干脆心一横,把自家的猪宰了,把耕牛也杀了。这种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甚至被称为“生产力的暴动”。


看着这些报告,北京城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当时负责农村工作的邓子恢,那是党内的老资格了,搞农村工作很有经验。他看着这局面,心里也是急得不行。但他急的方向跟毛主席不太一样。

邓子恢觉得,这是步子迈得太大了,容易扯着蛋。老百姓的思想觉悟还没到那一步,强行搞合作社,那不是拔苗助长吗?


于是,在1955年的春天,邓子恢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定下了一个调子:停、缩、整顿。说白了,就是别发展那么快了,还得往回缩一缩。

这一缩不要紧,下面执行起来那叫一个“雷厉风行”。

就拿浙江省来说,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一下子就砍掉了15607个合作社。几十万户原本已经组织起来的农民,一夜之间又被打回原形,各自回家单干去了。

这一下,彻底触动了毛主席的底线。


03

1955年的上半年,对于毛主席来说,确实是“乌烟瘴气,阴霾满天”。

城里人在喊粮食不够吃,农村人在闹情绪杀牲口,党内的高级干部又在喊着要“收缩”。好像全世界都在告诉他:这社会主义搞早了,搞急了,得停一停。


但毛主席是什么人?那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从来就不信邪。他看着那些要求收缩的报告,越看越生气。他觉得这不仅仅是工作方法的问题,这是路线问题,是屁股坐在哪边的问题。

为了搞清楚真实情况,1955年那个春天,毛主席坐着专列一路向南。他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看这农村到底是个啥样。

这一路,他看得特别细。他发现沿途的麦子长得半人深,风一吹全是金色的波浪,根本不像报告里说的那么悲观。他在沿途找当地的县委书记、区委书记谈话,甚至把老农拉过来询问。


老百姓的反馈让他心里有了底。大多数贫下中农是想入社的,因为单干太难了,连个驴腿都买不起,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抵御风险。那些叫唤着要“收缩”的,大多是那些家里有余粮、有牲口的地主富农,或者是代表他们利益的人。

回到北京后,在1955年7月的那次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主席终于爆发了。

他手里拿着那些主张砍社的报告,说出了一句在历史上极其有名的话。他批评某些同志,就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

这一炮,直接把那种“稳步前进”的论调给轰没了。


什么叫“小脚女人”?那就是裹足不前,那就是看不清大势!毛主席直接拍了板:不仅不能缩,还得扩!原来的计划太保守了,必须加快速度。

04

接下来的事情,简直就像是开了倍速播放。


毛主席为了这事儿,那是真的拼了。他亲自当了一回“总编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夜以继日地看各地送上来的农村合作社材料。

他看了几百篇,精选了一百多篇,还亲自给每一篇写了按语。这就是后来那本著名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这本书一出来,就像是个冲锋号。本来那些还犹豫观望的地方干部,一看主席都这么说了,那是谁也不敢怠慢,赶紧动起来。

而老百姓那边呢,本来就被那一刀砍得心里憋屈的贫下中农,一看中央给撑腰了,那也是热情高涨。


原本按照之前的计划,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要用三个五年计划,也就是15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结果这一动员,短短一年时间,也就是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真的是“排山倒海”。

几亿农民,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地在申请书上按手印。那场面,真的是把那些“预言家”们的脸都打肿了。

那些说“农民私有观念重”的专家傻眼了;那些说“没有拖拉机就搞不了合作化”的理论家闭嘴了。到了1956年底,全国96%的农户都入了社。中国几千年的个体小农经济,就在这短短几百天里,彻底成了历史。


05

1955年12月26日,这天是毛主席62岁的生日。

这一天,他没有搞什么大排场,只是请了几个身边的工作人员吃了顿饭。但他那天是真的高兴,那种高兴是发自内心的,藏都藏不住。

也就是在那天,他对自己的秘书田家英说了心里话。他说,自从打败了蒋介石以后,自己还没有如此高兴过。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


他当时形容这场运动是大海的怒涛,把一切“妖魔鬼怪”都冲走了。

这里的“妖魔鬼怪”,指的不仅仅是那些反对者,更是指那个困扰了中国几千年的私有制幽灵。在毛主席看来,这不仅仅是种地方式的改变,这是把私有制这个“根”给拔了。

这就好比是一个老中医,看着病人病入膏肓,大家都说没救了,只能慢慢养。结果他看准了病灶,一副猛药下去,病人不但活了,还活蹦乱跳的,那种成就感,是任何事情都比不了的。


所以,当他在1958年对尤金说出那句“解放以来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直到1955年”时,那绝对是肺腑之言。

因为直到那一年,他才觉得,这个新生的国家,终于把根扎稳了,终于在这个古老的土地上,走出了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不会再退回到那个吃人的旧社会去了。

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从数据上看是完美的胜利,从意识形态上看更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历史的复杂性往往就在于,它从来不是单行道。

当时的主管农村社会的不再是地主乡绅,取而代之的是国家机器的基层官僚。这看似美好的转变背后,其实也潜藏着新的问题。


当年那些被“冲走”的妖魔鬼怪真的消失了吗?或许它们只是换了个马甲,躲进了厚厚的档案袋里,等着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再给人们上一课。

而那个在1955年感到无比快乐的老人,在那一刻,他是真诚地相信,他已经为这个国家找到了通往幸福的终极钥匙。


至于这把钥匙能不能打开所有的锁,那就是后人要写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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