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3月,北京北辰地区的工地上尘土飞扬,吊车臂杆缓缓转动。几位建设者抬头望着正在成形的国家奥林匹克中心,其中一人自言自语:“要是咱以后真能办奥运,那可就了不得了。”谁也没想到,正是这一座为亚运会而生的场馆,点燃了中国人申办奥运会的雄心。
1990年9月,第十一届北京亚运会开幕,聒噪的礼炮声中,67岁的邓小平在看台上环顾四周,他低声对身边人说了一句:“这些设施,可不能只办一次亚运会就搁那儿。”这句话,被北京和国家体委的负责人牢牢记下,成为一年后递交申办报告的直接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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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2月22日,北京市正式向中国奥委会递交申请,希望承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那天深夜,申办办公室灯火通明,孙大光在手稿上画来改去——第一轮展示什么、第二轮突出什么、委员可能会问什么,全都要有备无患。“咱头一次出海,不能输在细节。”这是他常挂嘴边的一句话。
准备期长达30个月。代表团从亚运会数据、城市交通、环境治理到志愿服务,一项项梳理。甚至连奥委会委员喜欢什么口味的菜,都有人专门研究。1993年9月前往摩纳哥的行李足有三吨,里头装着70余册申办文件、数百张图纸和十几盘VHS录像带。有意思的是,出发前谁也没忘带一件东西——北京烤鸭。有人半开玩笑:“委员不投票也得饱口福。”
23日,蒙特卡洛突遭暴雨。上午柏林、悉尼、曼彻斯特依次陈述,悉尼放了一段碧海蓝天的短片,效果不俗。下午,北京代表团第一个出场。何振梁走上讲台,先用英语再用法语开场:“我是中国人,怀揣一个近百年的梦想。”他声音颤了颤,却咬字清晰。演示片里,长城蜿蜒,孩子挥手,镜头最后定格在天安门上空的五环。台下的委员不少人低头做记录,那一刻,代表团成员彼此暗示:希望不小。
投票开始,前两轮淘汰伊斯坦布尔与柏林;第三轮,曼彻斯特出局;进入决赛,只剩北京与悉尼。等候间隙,何振梁悄声同工作人员说:“若是再多两票,就成。”不到两分钟,结果公布:悉尼45票,北京43票。赛场失声,北京代表团众人神情凝滞。镜头对准何振梁,他面带微笑同高斯珀握手,嘴里说了句:“Congratulations”,背脊却明显一沉。
26日凌晨,航班抵达首都机场。候机厅里,人们挥旗高喊:“辛苦了!”一位志愿者递过鲜花,何振梁只说:“谢谢大家,下次再来。”那一夜,他没有回家,连夜写总结,第一句话便是:“差距不在场馆,差在国际政治。”
几天后,原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去见邓小平。伍绍祖一落座便愤愤不平:“美国那几票拐弯抹角,全指向悉尼。”邓小平摆摆手:“第一次就想拿下,太难。可我第一反应确实是——有人捣鬼。”他顿了顿,又补上一句,“申办不成,总结经验,下回再来。”在场的人暗暗称奇,老人家并未责怪任何人,却已看准下一轮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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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奥失利的原因在随后逐步清晰:1.经验不足,很多委员担心超大型赛事第一次落地亚洲大陆会有风险。2.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尚浓,暗地里倾向澳大利亚。3.英媒、澳媒临阵连续发文炒作“环境污染”“人权议题”,削弱北京形象。4.悉尼投标团队发动“情感牌”,用1956年墨尔本成功主办的记忆拉拢委员。一连串外部合力,让43票的北京功败垂成。
然而,这43票也成为北京第二次申办的底气。1998年11月25日,北京市政府再次送出申请,书面材料不到千字,核心只一句话:八年后,请再给北京一次机会。三年后,莫斯科会场内,萨马兰奇拆开信封,念出“北京”两字,56票对22票,不仅翻盘,还创下奥运申办史上最大优势。
2001年代表团凯旋,何振梁在飞机舷窗望向夜色中的北京城,轻声说道:“那两票,今天全都补回来了。”同行记者听见,写在本子角落,只留一句注释:八年圆梦。
2008年8月8日晚8时,鸟巢烟花绽放。电视机前的伍绍祖抬手敬了个礼,他记得邓小平当年那句“有人捣鬼”,也记得随后那句更重要的话:“总结经验。”事实证明,伟人为申奥定下的基调并非情绪,而是再战的方向。
开幕式结束后,有记者问已年逾七旬的何振梁,假如1993年就成功,会怎样?他笑着摇头:“要是真是那年办,说不定做不到今天这样好。”一句大白话,道破了大国崛起与体育梦想的同步节奏——第一次失利,不是终点,而是一块磨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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