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教师称认识毛主席，让政府安排工作，中央下令：秘密逮捕

1949年12月初，南昌老火车站月台冷风穿骨。戴着旧呢帽的曾洪易背着帆布包，晃晃悠悠地下了车。他没想到，前来“迎接”的并非省政府的秘书，而是两名身着便衣的公安干员。短短一句“邵主席请你过去谈谈”，开启了他的最后一段旅程。

时间拨回四个月前。8月7日，江西万安县刚刚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县里识字的人不多，“留苏、懂俄语、老红军”这几个名头一出现，立即把曾洪易推到了前台。乡亲们拉着他胳膊说：“你去和新政府通个气，顺带补发党证。”曾洪易顺水推舟，来了句：“毛主席我认识，方志敏是老首长，只要组织想起我，一切都好办。”这句话被县政府的记录员一字不漏写进报告，沿着电报线路直达南昌，随后转递北京。

中央当时正进行大规模“甄别甄审”——凡自称旧党员者，先登记再核查。文件里几行红字特别亮眼：对叛徒、潜伏特务，务必暗中取证，以免惊动同伙。曾洪易的大名就在红字下方，旁边标注“1935年南京自首、疑已入国民党”。

年轻些的干部对这位“老同志”并不了解，年纪大的则记得当年赣东北失守后中央通报中那句批评：“失败主义，动摇军心”。信息一对照，问题就大了。江西省委把结果拍成电报：建议速捕。北京批了一行字——“秘密逮捕，不可打草惊蛇”。

抓捕方案随后成形。吉安地委给曾洪易寄去一封公函，邀请他“教授俄语兼研讨苏军航空战术”。曾洪易爽快答应，还跟邻居炫耀：“看吧，组织没忘我。”12月9日清晨，他坐上卡车前往吉安。车到地委招待所，热茶刚端上，组织部长吴青光随口一句：“省里要见你。”曾洪易点头，半点警惕都没有。

抵达南昌后，他写了三条申请：恢复党籍、安排工作、若不成便回万安行医。他自以为条理周全，不料每一行文字都成了铁证。公安厅复核了他在南京的自首档案、国民党登记表以及1937—1944年的翻译、教官、视察员工资册。证据链一根接一根，几乎无需再辨。

1950年初，他被解送北京功德林看守所。审讯中，他提及自己的“功劳”——在游击训练班讲授游击战术。“那是教谁打谁？”审讯员淡淡一句，曾洪易无言。此后数月，他不停写“认识错误”，却始终围着“重新分配工作”打转。看守所里有人私下嘀咕：“这人心真大，都这样了还想着当官。”

1951年夏，军法处核定罪名：叛党投敌、充当特务、破坏革命。9月，死刑呈报中央。就在批复下达前，病弱的曾洪易因肺结核吐血不止，11月9日凌晨咽气。讣告里只寥寥十六字：“曾洪易，男，四十六岁，叛徒，病亡。”

有人问，当年为何严查老党员？答案很直白：战争刚结束，敌我混杂，一句“我认识毛主席”如果无人核实，那才是真正的隐患。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全国甄别工作共清理叛徒一千余人，江西案卷里，曾洪易排在第一页。他以为自己能借旧名头东山再起，没想到等待他的却是厚厚一摞卷宗和密封的批捕令。历史的审账本，从不遗漏任何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