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多米尼克·格林：移民危机与制度失灵，欧洲社会信任瓦解的十年窗口期

Europe has 5-10 years left: Dominic Green on mass immigration & civil unrest

多米尼克·格林（Dominic Green），出生于伦敦，历史学家，专栏作家，《华尔街日报》、《华盛顿观察家报》、《华盛顿自由灯塔报》的常驻撰稿人。偶尔也为伦敦的《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和《犹太纪事报》撰稿。

多米尼克·格林（Dominic Green）

2025年12月30日，在接受《布鲁塞尔信号》媒体访谈中，多米尼克·格林警告称，欧洲，尤其西欧的社会凝聚力可能仅剩五到十年就会彻底崩溃。多米尼克·格林结合历史、人口统计和一手资料，阐释了大规模移民、制度失灵和数十年的回避态度如何交织成一场主流政治与媒体长期拒绝面对的重大危机。

主持人：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多米尼克·格林。首先，请告诉我们，目前最让你夜不能寐的是什么？你最近的文章主要关注哪些方面？

多米尼克·格林： 谢谢，拉尔夫。嗯，除了我喝的大量咖啡之外，目前让我夜不能寐的是，我们正生活在全球力量平衡发生重大转变的时代。

与此同时，我们组织政府、官僚体系以及经济文化交流的技术系统也在发生转变。当然，亚洲经济的崛起是这一转变的巨大征兆和驱动力。

但与此同时，我们正感受到西方内部机构的疲惫与失败感，这与中国是否大量生产和出口商品并无直接关系。因此，我们面临着严重的内部问题和严峻的外部挑战。

正如我所说，随着我们成为一个完全数字化的社会，我们组织自身、调解争端的方式也在改变。这就是那种让我夜不能寐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我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乐于书写的事情。

大约十年前，我意识到，当下变得比我过去书写的大多数历史时期都更有趣。所以我决定，事实上，专注于书写“当下的历史”。人们常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

主持人：嗯，这就是它的意义。我们的责任是尽力在纸面或屏幕上捕捉我们相信的、不仅是我们周围事件的事实，还有它们的意义。实时做到这一点是艰苦的工作，也确实需要历史的视角。

进入正题，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其中有一句引人注目的话，大意是（简要转述一下）：美国政府希望支持欧洲保持其欧洲特性，并且（欧洲）有可能在20年内变得面目全非。

你既写过美国国内特别是右翼的情况，最近也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了英国发生内战或内乱的风险，其中你还采访了我们嘉宾、当时在布达佩斯做客的戴维·贝茨教授。

那么，当你审视美国和欧洲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时，你觉得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或者说，主流媒体（如果你愿意用这个词）没有给予足够关注的是什么？

多米尼克·格林： 我认为这有两个方面。当我们谈论“西方”时，它确实存在，但这里有两种非常不同的经历。其中之一在欧洲，特别是西欧，是大规模移民——不仅来自后殖民时代的人口，而且很大一部分是伊斯兰和非洲移民。

这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犯罪在种类和数量上的上升，以及一些在欧洲前所未有、堕落而可怕的罪行，如今在西欧城市已成为日常事件。

相比之下，在美国，移民情况则不同。大量移民进入美国，至少在纸面上，是非常成功的。当然也存在文化融合的问题。

美国的外国出生人口比例现在与1890年代一样高，甚至更高，那时也有类似的凝聚力丧失感。而且，美国的移民并非全是伊斯兰和非洲裔。

美国在拉丁美洲有一个庞大的人口储备，他们大体上拥有相似的文化抱负和假设。所以，两者有差异，但也有相似之处。

这些相似之处在于，高移民率在最简单意义上会导致社会失序——人们语言不通，价值观不同。我们从以往的经验知道，真正融合人口需要几代人的时间。

因此，欧洲人和美国人现在在“什么可以说”以及“我们如何谈论”这些问题上，有很多共同之处。

多年来，在欧洲，实际上自1945年以来，自由派的欧洲从纳粹主义、大屠杀和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毁灭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我们现在可能开始接受这一点）。

那种认为民族主义天生是所有坏事的驱动力的观点，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拥有强大的民族文化，是支撑从约翰·洛克到约翰·密尔等所有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前提假设。

他们假设那种架构会存在。我认为，这是一个直到现在才在大多数欧洲媒体乃至美国媒体中得到承认的关键点。

那种认为政府的责任包括保护自己的人民及其文化的观念，再次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陈述。这正是民族国家诞生的原因。

你知道，现代民族国家是革命战争、宗教战争以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产物。所有这些都关乎在其历史边界内，主体文化的自决。这就是其逻辑。

不知何故，我们忘记了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和平红利”的形式，也是一种妄想和刻意遗忘的形式。

不幸的是，如果你忘记了治国和政治的基本原则，现实往往会以巨大的力量回归。因此，我们看到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正在瓦解，这在欧洲尤为明显。

实际上，我最近为《自由新闻》采访的戴维·贝茨教授说，他花了24年时间默默研究内战爆发的条件，并整理了一份清单。然后在过去一年里，这突然成为了公众关注的话题。

我认为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公众对此确实感兴趣，就像马克思主义者过去常说的，你可能对辩证法不感兴趣，但辩证法对你感兴趣；二是现在讨论这些事情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可以接受了。

如果在两三年前，即使你在西欧说“我们在巴黎或伦敦已具备大规模、无法控制的内部冲突的所有条件”，大多数人会说“你怎么敢这么说”，那就像在拥挤的剧院里喊“着火啦”，或者说你是个妄想狂、网络阴谋论者。

但现在，实际上大多数人会想，“哦，不，确实有问题”。在法国、瑞典等地的警方也承认，他们在移民密集的住宅区维持治安存在困难。

至于美国，发生的一件有趣事情是，由于唐纳德·特朗普对长期以来驱动美国对欧政策的预设观念进行了猛烈冲击，美国人突然又可以再次说：欧洲文化强大、欧洲社会稳定、作为西方支柱的欧洲文明繁荣而非分崩离析，直至人们在街头互相争斗（这正是西欧社会目前明显所处的轨道），这符合我们的利益。

对我们来说，听到几十年来一直处于某种“云雀之乡”（脱离现实）的美国国务院，突然发表如此直白的声明，例如“我们正在监测英国人民的人权是否受到大规模移民的影响”，是令人震惊的。在我看来，对于大多数行走在西欧首都街头或通勤上班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换句话说，如果你看清这一切，你就会知道，这仅仅是对一个处于非常危险境地的现实做出的合理反应。

所以我认为美国这么说是一件好事，我希望欧洲政府，特别是西欧政府，能理解其本意——就像一个朋友对醉驾司机说：“这是钥匙，如果你再这样下去，我要把它们拿走了。”因为欧洲政府正在辜负其人民的信任。

主持人： 但你用了一个词，我最近在英语和德语中都经常听到，我觉得这很引人注目。你用了“承认”这个词。

但这不也告诉我们，这些问题，包括你和贝茨教授讨论的那些，它们已经成为现实有一段时间了吗？只是没人谈论罢了。

我们可以看看那些完全令人憎恶、甚至可怕的案例，比如英国现在公布的“诱奸团伙”法庭文件。说实话，我这么说并非夸张。我不建议任何人去读，因为它会让你反胃，读起来就像战争罪行的纪录片。

我是说，这就像你读到的德国入侵苏联，或者后来苏联在二战中进入德国领土的资料。我们谈论的是强迫堕胎、12岁女孩、烙印等等，这绝对是噩梦般的。

你还提到了瑞典的青年帮派问题。但如果我们算一下，很多这类事情已经持续了，比如说，十年了。这还算保守的估计，可能时间更长。而且它被否认了。

那么，你认为“信任瓦解”的原因之一，是否在某种意义上，人们有理由认为我们被欺骗了（我知道这是个强烈的词），或者我们经历的事情被轻描淡写了？

多米尼克·格林： 我会说，“被欺骗”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准确的词。我们现在用的词是“煤气灯效应”。在那些承认存在问题或犯罪与移民群体、特别是穆斯林群体有特定联系的场合，如果被承认了，也会被淡化、驳回、搁置。

然后我们被告知，“嗯，就是那样”。从来没有机构层面承认这里存在一种模式，或者这是一个持续的状况，或者它实际上对社会结构构成了严重威胁。

你说的关于英国诱奸团伙审判笔录的事情绝对是真的。说英国政府尽其所能阻止英国人民了解这些细节，这并非夸大其词。这些法庭文件通常是公开可查的。

然而，这些审判的文件实际上被扣留了，你必须通过信息自由请求，经历整个法律程序才能获得，就像处理涉及国家安全的文件，比如间谍审判之类的。

这实际上向我们表明，政府意识到这是“炸药”。当你读到这些东西时，你会意识到，一个政府在收取人们近半收入作为税收的同时，却完全未能履行其契约中最基本的部分——安全。最低限度的安全，让英国女孩们不会被诱骗、绑架、强奸、贩卖、下药甚至谋杀。

你知道，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人们本来非常有耐心。我认为在英国，他们对统治者异常耐心。但在这种情况下，这清楚地表明，政府不仅辜负了他们，甚至……（这是让人难以置信的一点），有趣的是，当我为美国出版物写这件事时，编辑们常常说“这不可能是真的”。

但实际上，在地方政府、工党（这些城市几十年来一直由工党管理）、地方社会服务机构，甚至警察之间，存在某种共谋，因为有警察参与诱奸团伙的案例，而且有充分理由相信他们也参与了毒品交易，这就是我们谈论的这些城市犯罪活动的一部分。

你看到的是一种腐烂，从贩卖海洛因和诱奸年轻女孩的移民街头帮派，一直延伸到地方政府、社会服务机构，以及所有本应保护人们安全的机构。

我们实际上正在让人们变得不安全。所以说，政府与其人民之间不成文的契约已被打破，我认为这绝非夸张。我们从历史中知道，当这种契约被打破时会发生什么。

你会很快陷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人们开始各行其是，对政府变得充满暴力敌意，他们意识到他们是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而当局不会帮助他们。

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疏忽，它经过了几十年才形成。而且不仅仅是在英国，我们在整个欧洲都看到了这种情绪。我认为在美国我们也看到了。人们对现有体制怀有巨大的敌意。

当然，这种敌意有充分的理由，是完全合理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不修复这个系统，如果系统拒绝承担责任，那么最终会导致彻底的崩溃。

目前，英国政府——我指的是英国的工党政府——拒绝就诱奸团伙进行全国性调查，而这显然是现代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和平时期犯罪。这正在使情况变得更糟，而不是试图修复它。

主持人： 如果我们试图在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也是你最近写过的内容。你认为，阴谋论思维越来越盛行的原因之一，是不是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有些“阴谋”后来被证明是真的，就像我刚才描述的那样？

多米尼克·格林： 是的，是的。像疫情的一些方面，现在的诱奸团伙，移民政策的部分内容……然后你有一些个人，你知道，谈论不在场的人为自己辩护总是不公平的，但当然，你也有像塔克·卡尔森这样的人开始说：你看，如果官方叙事在A、C、D件事上是错的，那么他们在B、F、G件事上可能也是错的。

所以，如果他们不能告诉我们一件事的真相，我们怎么知道他们告诉了我们关于登月、关于二战、关于日本……的真相？这个新事物是关于犹太人的吗？

然后人们说，嗯，你知道，他们试图把一些点连起来，有时确实有点，但有时你开始连接一些根本没有点的地方。而那些试图反驳的人，往往对官方的一些……如果我们非常宽容地说，对事实的“误解”保持沉默甚至共谋。

我会说，这是一个老问题了。美国演艺界和人们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信，有着悠久的传统。事情就是这样。

从这个意义上说，塔克·卡尔森已经变成了马克·吐温会称之为“投机政客”的那种人。你知道，《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里就有这样的人物，毫无疑问。这有悠久的传统，也有市场。这个市场因为自由开放的互联网的兴起而扩大，并变得有利可图得多。

我认为自由开放的互联网是件好事，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维护它。但我们显然必须培养对材料的判断力，否则它将对民主造成严重损害。

我不是审查者，我不呼吁审查制度，我认为那是最糟糕的应对方式。但我们显然必须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更敏锐的认识，并在如何对待这些信息上更加谨慎。

换句话说，如果是个马戏团，那就让小丑表演吧。但如果我们在谈论政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不知道对于一个自由民主社会来说，以那种方式分裂——政治和谈论政治变得不同——是否是件好事。

那样的话，你正走向一种后民主或后自由秩序，正如人们所称的那样。但正如你所说，确实存在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基本事实也需要以某种方式确立。

例如，反恐战争的失败，中东民主化的失败，美国为此投入了天文数字般的美元和无数生命，长达二十年。这应该进行严肃的调查。

你知道，当政府犯错时，他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找出他们是如何以及为何犯错的，以免重蹈覆辙。我认为在美国，这种清算仍然是必要的。

欧洲和美国情况的一个对比是：西欧的欧洲国家面临一个直接的人口政治问题，特别是与大量未融入、或许无法融入的穆斯林人口有关，其中许多人公开抱有敌意，比如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说他们宁愿生活在伊斯兰教法之下，或者不认为他们居住的国家是合法的，等等。

这是欧洲的模式。这在美国并不适用——也许在明尼苏达州的部分地区有点类似，但大体上不适用。那种认为犹太人是美国所有问题根源的想法是荒谬的。

我对此的玩笑是：如果美国真的由犹太人管理，它会比现在组织得更好。你知道，娱乐质量也会高得多。我们不会说为什么好莱坞现在这么烂。

主持人： 但是，多米尼克，这……这恰恰是阴谋论的一部分。我最近看到……哦，我们看到有人说犹太人让好莱坞堕落了。是的，圣诞歌曲，对吧？都是这些圣诞……

多米尼克·格林： 我们这些年来也写过一些糟糕的流行音乐。你知道这是一种膝跳反射式的反应，由于明显的历史原因，深深植根于西方文化中。但这不是问题所在。

美国的问题与其制度的腐朽、政治进程的腐败有关。美国政治进程的真正腐败几乎是设计好的，当然，合法的企业游说和涌入政治的大量资金必然会产生这类东西。

我在美国生活了20年，现在是美国公民。我的印象是，这是一种部落式的混战，你组成一个利益集团，然后为你想要的施压，每个人都在这么做。

所以，对美国犹太人的过度关注，分散了人们对非常无聊但重要的经济管理失误、教育系统等问题的注意力。这些都是直截了当的政府失职。

话虽如此，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是不寻常或例外的。英国人喜欢声称他们与美国有特殊关系，但实际上，以色列人才真正拥有这种关系。这有不止一个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实际上就铭刻在美国共和国自身的基础之中。你知道，如果你回到17世纪50年代或18世纪50年代，在泥泞的街道上拦住一个英国或美国殖民者，问他们关于共和或民主观念的想法从何而来。

他们不会说古希腊。那时候人们对雅典一无所知。他们会说，嗯，我的民主共和国观念实际上是基于《圣经》，是士师统治等等。

所以，我们现在称之为美国“犹太-基督教文化”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个已有数百年历史之物的现代名称。因此，美国与《圣经》（新教解读）在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关系。

在现代，美国与以色列也有着特殊的关系，这确实利用了美国犹太人口作为桥梁。你在美国与土耳其的关系中也看到同样的情况，美国土耳其裔人口……你知道，他们曾因我提及亚美尼亚种族灭绝而给国会写愤怒的信。你在美国的每个族裔群体中都会看到类似情况。

所以，美国和欧洲的情况非常不同。我在欧洲看到的（甚至在美国对欧洲的看法中也可见），是对一场人口、安全和经济危机的日益现实的理解。

我在美国看到的，特别是在右翼中，是一种令人担忧的逃避现实。这种逃避现实，是一种数字技术加持的走向极端的行为，它摧毁了民主党，在2020年摧毁了美国的城市。

它导致了一种情况：没有一个正常运作的反对党，民主党变成了伯尼·桑德斯和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兹的党。

这不是一个严肃的政党，而你需要一个正常运作的反对党，系统才能运转。这也导致我们所谓的“觉醒主义”逐渐破坏了美国的制度。

同样，你需要正常运作的制度。所以，如果右翼现在也屈服于同样的愚蠢，我们只会……另一只鞋也会掉下来，我们将迎来另一轮制度失灵和内斗混乱，什么也解决不了，什么也不会好转。

因此，当前至关重要的是，右翼人士要表现得像成年人一样，他们要能理解表演和政策的区别，要明白，是的，A、B、C都失败了，因此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恢复成功的外交政策、一个正常运转的经济、一个正常运转的教育系统。

你知道，这些都是实际而严肃的问题。毫无疑问，像尼克·富恩特斯这样的人代表了一个严肃而庞大的问题。美国有数百万，特别是白人年轻男性，他们漂泊无依。

教育系统辜负了他们，一个摧毁了家庭的经济系统辜负了他们，然后他们被告知这某种程度上是他们历史上的错。毫无疑问，他们被抛弃了。

但这完全不能成为他们变成阴谋论者的理由。但你可以理解这是如何发生的。关键是要引导他们面向现实，为他们提供一条道路，可以说是让他们康复，重新成为社会中有生产力和建设性的成员。

如果我们不从那个层面看待问题，那么它就会一直持续下去，最终导致一种类似你在布鲁塞尔、巴黎或伦敦看到的情况——一个平行且充满敌意的社会正在发展，因为我们所谓的“盲触者”，他们实际上相当于欧洲的伊斯兰主义者。他们是一个庞大且不断增长的群体，有能力为其他所有人制造不稳定。

主持人： 但请允许我，不是反驳，而是稍微挑衅一下，这不也是部分可以理解的吗？我们经历了一些疯狂，你提到了2020年以及与之相关的“觉醒主义”问题。

现在经常有论调说，右翼必须成为成年人，基本上就是“放下仇恨”——“你们疯了，但我们没有，你们低劣，我们高尚”。

但有一个不断增长的群体，我也想对我们的听众完全坦诚，我自己有时也能感受到——你说，也许存在某种，姑且称之为“正当的复仇”。

我相信你也见过（如果没见过，我不想让你为难，但也许你见过）《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阿里·拉希德发布的一个短视频，他在社交媒体上说：“你们输了1965年的移民法案，你们让……（不是我的原话）你们让所有人进来，我们是一个繁殖文化。这就是终结，糟糕的白人音乐，乏味的白人派对，所有白人女性都在寻找热辣的黑人……” 再次声明，这都是他的原话。

同样，如果我是那些“盲触者”之一，我听到这个会说：如果他这么说，或者像他这样的人这么说，就能成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如果我说，我就是个网络新纳粹。所以这种愤怒是……“正当的”这个词很微妙，但你明白我的意思。

多米尼克·格林：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完全同意。绝对同意。正如我们在英国所说，存在一个双层司法体系，不同群体受到法律的不同对待。

在美国，我们最终形成了一个双层道德体系，任何程度的左翼极端主义都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如你所说会得到奖赏，而当右翼人士行为同样恶劣时，他们立即被污名化等等。

他们可能确实活该。但我完全同意这一点。当然，不幸的是，这并不能成为左翼人士在2020年骚乱和纵火时行为的借口，不幸的是，它也不能成为右翼现在极端行为的借口。

不幸的是，你知道，做房间里的大人通常意味着必须忍受这些。复仇这个问题很有趣。有一句古老的谚语，我想可能是希腊谚语：如果你要复仇，带上两把铲子，因为你可能既埋葬了你想报复的人，也埋葬了自己。

另一方面，愤怒可以被引导到积极的重建中。如果你把愤怒看作一种政治能量，它可以被积极地引导。这并非淡化已经发生的不公，也并非淡化这些年轻人所承受的痛苦，因为我相信他们承受着精神上的痛苦，和其他痛苦一样。

我认为很多这类事情都关乎人性层面，我们却用政策术语来谈论它，但我相信这是一种人类的痛苦。塞缪尔·约翰逊博士说过——人把自己变成野兽，以忘却生存的痛苦。我相信是这样。我认为其中有很多这样的成分。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发生的不公，我们必须承认完全的正义往往是不可能的。然后我们必须开始向前看，向前走。

在这方面，我认为JD·万斯关于“内斗”的说法既对也不对。他处境非常艰难。内斗当然会阻碍人们取得任何进展。

但另一方面，你必须与种族主义者、疯子和阴谋论者作斗争，因为他们不现实。他们没有进行现实思考，他们退回到了幻想中。

所以，你可能必须与他们斗争。有趣的是，如果你看尼克·富恩特斯，他若有一个连贯的经济和政治纲领，那很可能看起来更像左翼的纲领，而非右翼的。他已经绕着马蹄铁（指政治光谱的环形理论，极左与极右相连）走了很长一段路了。

尽管如此，我相信在美国是可以做到的。我确实相信欧洲社会也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但我认为这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因为我们花了那么长时间才陷入这个烂摊子。但我相信这是可以做到的。

主持人： 但你是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刚刚看了数据，至少在欧洲和美国，正如你在我们对话开始时提到的，情况有些不同。

但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甚至像奥地利这样的小国，没人会想到它们有显著的人口结构变化。如果你看15岁以下的年龄组，43%有移民背景。

所以这是另一个因素，一个是还有多少时间，第二个是……这又是另一个所谓的“阴谋论”——“大替代”。它是否伟大是另一个问题。那个理论曾被嘲笑和奚落，现在我们说，嗯，如果你看数据，也许你可以称之为“转型”，如果有些人对“替代”这个词感到不舒服的话，但确实有事情在发生。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说，指出存在的一个重大风险，即20年后欧洲国家将不再能被认作“历史上的那个国家”。这似乎显得很真实。那么，据你估计或你认为，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多米尼克·格林： 嗯，我认为我们还有5到10年时间，这是我对英国和法国的估计。法国在某些方面可能比英国更严重。

我有个关于此的故事：我祖父曾有一只灰狗，他去看兽医说：“医生，你能给我点东西让我的灰狗跑得更快吗？”兽医说：“不能，但我能给你点东西让其他狗跑得更慢。”这里正在进行一场人口斗争，争夺谁拥有数量优势，而我们是民主社会。

所以数量确实很重要，特别是当目前正在发生族群动员的时候。甚至，一个伊斯兰主义政党实际上已经在英国形成并进入了议会，这是第一个进入伦敦议会的极端主义政党，这表明了危机的性质，以及它确实已经到来。

所以你可以做两件事。你可以通过限制移民、通过真正执行那些被滥用的法律（数百万人通过这些法律欺诈性地进入了英国和欧盟），来降低移民人口的增长。

同时，你可以激励本土人口生育更多孩子，因为不幸的是，如果你没有孩子，那么未来属于那些“出现”的人。所以你可以像人们毫无理由地抱怨那样，说欧洲国家在补贴移民的大家庭，但这改变不了本土欧洲人似乎已经放弃自我繁衍的事实。

现在，这背后的原因似乎相当清楚，但也相当神秘。一般来说，女性人口受教育程度越高，出生率越低。

顺便说一句，第一个实现这一点的社会是殖民时期的美国。到美国革命时，殖民社会女性识字率已经很高，以至于没有移民就难以维持人口增长。

所以，这是一个伴随发达社会而来的结构性问题。另一方面，同样清楚的是，在欧洲，以及某种程度上在美国，一种德国人过去称之为“文化悲观主义”的东西，一种普遍的绝望和无望的文化，似乎已成为常态。

这部分很神秘，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拥有惊人舒适、奢侈和自由的时代。然而，我们似乎无法做到每个成人生育超过1.1个孩子。

因此，这背后有深刻的、我再次使用这个词——精神层面的原因。生孩子是艰苦的工作，是对未来的承诺，是对你甚至看不到的未来的承诺（关乎你的孙辈和曾孙辈）。

你必须相信那个未来。所以，生育更多孩子与拥有宗教信仰、属于宗教社区之间存在直接关联，这不应让我们感到惊讶。这对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印度教徒，可能对异教徒也一样，都适用。

如果你没有一个强大而自信的基督教文化，作为历史上基督教文明的核心，那么你将无法以那种方式启动引擎。

所以，你不能仅仅限制移民人口的增长。我们还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复兴西方的文明核心，即宗教与文化的关系。这关系非常深。

我的意思是，你相信……一个非常悲观、文化上非常悲观的看法吗？不。是否有可能，你知道，文明有时会走到尽头？有些文明会……但历史上我们见过，埃及人……像金字塔时代的传统埃及人已经不复存在了。罗马人也基本不在了。

所以，只是……嗯，意大利人可能会不同意，但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确信他们会。但你知道我的意思，对吧？某些……它就这样发生了。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似乎正在解体或消失的文明的一部分，这会让你不安，正如它确实常常意味着这些剧变可能变得暴力和非常不愉快。

但是……但就这样算了吗？我的意思是，这些事情确实会发生，它们以前就发生过，它们可能发生，也确实发生过。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将是第一个因为懒得活下去而消亡的文明——它变得如此舒适和懒惰，以至于无法生育孩子。

当你想到这一点时，真是令人震惊。这是可能的，但同样，我认为我们年轻人的反抗——无论其政治形式多么令人不安——是生命力的标志。如果它被引导向更建设性的目的，那么我认为我们会发现情况会好转。

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我认为我们在经济中看到了，在宗教信仰中看到了，在家庭生活中也看到了。随着我们从庞大而凝聚力强的中产阶级转变，出现了两极分化。

很多人掉出了系统，家庭破裂，无法成为父母或生产性劳动者。而一小部分人实际上正在以“V”形回归，正如他们喜欢说的，“以V形回归”，回归到我们称之为传统的生活方式，那仅仅是前天还在过的生活。

他们想要家庭，想要建设，想要社区，想要有生产力和有意义的生活。在社会发展、衰败和复兴的大周期中，你往往需要这样一群人。这不是由大多数人完成的。

例如，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或者之前导致宗教冲突和宗教改革的推动力，都是由一小群有献身精神的人完成的。

我必须说，20世纪的革命和极权体系也是如此。他们称之为“先锋队”。你知道，当我们在艺术中谈论“前卫”时，是指创作我们听不懂的音乐或看不懂的画作的人。

但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先锋队是政党的前头部队，他们是推动其进入机构的人。正如列宁观察到的，要有所作为，首先要控制政党，然后进入机构。

所以，你知道，我们有可能形成一个先锋队。我们不仅在互联网上的年轻人中看到它，在政治层面也看到它正在发生。

例如，当你看到对美国安全政策的重新评估时，其方向与此一致。普遍转向对美国和欧洲在世界上的位置、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它们有何不同和相同之处，进行更现实的评估。

现在我们开始看到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进行现实评估的迹象。从政府最高层到网络沼泽的无政府状态，在各个层面，我们都看到人们表达对过去的不满，以及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社会的愿望。

所以，我认为我们远未结束。我认为前面将有一场巨大的斗争，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和层面进行。但我确实相信我们会渡过难关。我认为在某些方面有过更糟糕的时期，而在许多方面，我们是生活在更好时代的受害者。

但我认为我们完全不应该放弃，因为放弃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简单地放弃，生活会是什么样？我的意思是，那将比无所作为、缓慢下滑糟糕得多。

没有人想生活在任何一种情况中。人们想要美好的生活，他们想成为事物的一部分。政府的任务和责任就是使这成为可能，铺平道路。

主持人： 多米尼克·格林，非常感谢你。

多米尼克·格林： 拉尔夫，谢谢你。

作者：多米尼克·格林与拉尔夫

https://brusselssignal.eu/2025/12/europe-has-5-10-years-left-dominic-green-on-mass-immigration-civil-unrest/

编译：24时观象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