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季7个月没去中南海表演，毛主席询问：这么长时间你咋没来？

1965年初冬，北京的风透骨。广播说唱团刚结束一次汇报演出，还没来得及收拾道具，值班员递来一张盖着中南海收发章的便条：今晚八点，毛主席听节目。马季愣住——距离上一次进中南海，已过去整整七个月。

他掸掸大褂上的褶子，脑中却浮现出山东文登的夜色。那段下乡的日子，天天挑着汽灯、蹬着二八杠，赶四乡集市，写新段子、讲新段子，身上混着土腥味与汗味。也是那时，《画像》《跳大神》《黑斑病》雏形初具。来到村口，老大娘围上来问：“你们演得跟京戏不一样，算啥？”同行于世猷笑答：“相声，图个乐呵。”乡亲们听懂了，拍掌的声音盖过冬麦地里的风。

四十年代，黄城根小学的茶社跑堂经历，是马季第一次面对舞台。常连安、刘宝瑞、侯一尘轮番登台，孩子们拎着竹牌挤在角落，他是最专注的那一个。掌声何时响，包袱何处抖，他暗暗记下。没过几年父亲去世，他辍学进厂当学徒；新中国成立后，又进了王府井新华书店。联欢晚会上那段《学说方言》，让全体员工边鼓掌边起哄：“再来一个！”于是，“马树槐”三个字在工会名单上越跳越靠前。

1956年春，职工曲艺比赛颁奖现场，侯宝林向刘宝瑞咧嘴：“这孩子交给我，三年够了。”名字也改了，取自匈牙利电影《牧鹅少年马季》，笔画少、好记，舞台灯一打就亮。团里领导提醒：“别只学一个人，观众需要新鲜味。”他牢牢记下。

农村锻炼的任务下达时，不少演员皱眉，他却第一个报名。到文登后，才知道农民文化匮乏到什么程度。一次半夜，门板被敲得山响，屋外冻得直喘粗气的老太太急问：“黄半仙后来咋样？”他抹了把脸，笑答：“明儿加一段补上。”第二天，《黄半仙续集》临时成稿，台下连小孩都憋不住笑。

就这样，七个月没摸过中南海那块临时舞台。如今收到召集，马季赶紧翻包，把打印在稿纸背面的新段子揣进衣襟。晚上八点准时到场，灯光柔和，毛主席披着灰呢大衣坐在前排。一见面，主席抬手示意：“这么长时间你咋没来？”一句话没有责备，像长者疼爱小辈。马季忙回：“下乡写新货去了。”主席点点头：“那好，先给我听听。”

二人转身入位，开口即《跳大神》。包袱抖到“纸人转圈、神婆乱蹦”时，主席笑出了声。紧接着《黑斑病》上场，土豆、地瓜、秧苗，全是下乡见闻；有意思的是，古老的顺口溜被他改成化学防治口诀，嘻嘻哈哈间传递科普。四十多分钟结束，主席合掌轻击膝盖：“还是下去好！”五个字，说罢起身，向大家挥一挥手，算作散场。

那一夜后，马季把“杂货铺”四个字常挂嘴边。侯宝林常说，相声演员得像街角杂货铺，谁来要啥就掏啥。要掏得出，口袋里得先备货。备货的方法无非两条：读书，走路。读书能补脑，走路能接地。于是他白天排练，晚上骑自行车在胡同串；看见小贩，为一句叫卖吆喝驻足；听到磨剪子锵菜刀，立刻掏小本摘下节奏。新段子往往就从一声口号里长出来。

1978年，恢复春晚录制前一年，马季试演《宇宙牌香烟》。稿费八块，印在《中国商业报》下半版。没想到两年后，一家企业高价买下“宇宙牌”，年产值数亿元。同行调侃他亏了，他却摆手：“好作品被用上，比揣兜里亮堂。”

进入八十年代，师徒情愈加深厚。香港演出前夕，侯宝林拍着他的肩：“想演我那些老活儿，随便。”圈里人明白，这几乎等同公布衣钵相授。台下观众只看见笑声，极少注意一段段文本背后那条跨越三十余年的学习曲线。

2004年，马季已逾古稀，仍习惯随身带两支铅笔。电视访谈里，有人问创作秘诀，他笑道：“观众要的是段子，不是我这张脸。脸再红，段子旧了也白搭。”说完掸掸袖子，像当年站在煤油灯下那样泰然。

岁月流转，录音机里《拔牙》的笑料依旧鲜活。毛主席那句“还是下去好”，成了马季记录创作方向的“路标”。此后他每写新段，总要扪心自问：这段子，能不能拿到田间地头去说？要是农民听不懂，再好听也得推倒重来。